北魏太和律：冯太后对法律的改革，隋唐盛世法律的渊源

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王朝，是由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起来的政权，也是鲜卑人和汉人混杂在一起生活的国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国家的政令往往在好多地方不能畅通，因此，北魏的统治者为了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统治者利益，便不断地对法律进行着改革。

鲜卑人建国前为氏族社会，部落首领由众人推选产生，由于没有文字，所以相关的法律与制度都依靠口口相传依习惯而定，被称为“习惯法”。

到拓跋什翼健继代王位后，才有了一部系统的法律，但十分强调统治者的利益，而轻民事，内容很特殊，比如民间实行以罚物代刑，杀人者不是以命抵命，而是可以用马牛羊赎罪；凡是偷盗者，处以五倍到十倍的惩罚；对犯大逆者，不分男女长幼，凡是亲族一律诛杀等等。

后来，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进入中原，建立北魏并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后，他统治的民众已不只是鲜卑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汉人，原有的法律已不适应，道武帝便依据胡汉混杂的实际情况，对原来代国的法律进行了修订，并开始实行双轨制，分开管理，此律称为“天兴律”。

天兴律虽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但如屠城、诛杀俘虏、诛九族等残酷的刑法仍然存在。比如在北魏统一北方决定性的参合陂一战中，道武帝一次性就屠杀了后燕的战俘五万余人，让人听了无不震撼，在感到其残暴的同时，无形之中也增加了汉人对他们的疏离和敌对情绪。

后来太武帝拓跋焘继皇位后，感到刑法过重，便命司徒崔浩、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方回修订律令，去除了不少的酷刑，称为“正平律”。

北魏虽然经过几代皇帝对法律进行过多次修改，但仍难以摆脱氏族部落的影响，其中习惯法仍起着重要的作用。

直到冯太后临朝称制后，由于她本是汉人，所以在继几位皇帝推行汉化的基础上，更是大力推动汉化，并改革朝政，以期打破胡汉界线，消除胡汉矛盾，实现鲜卑人和汉人的融合，并使国家政令畅通无阻，而法律自然在改革之列。

冯太后和皇孙孝文帝拓跋宏前后对法律进行了三次改革，使其与朝政的“太和改制”相适应。

第一次改革是在太和元年（476年），冯太后废除了诛族、车裂、腰斩、裸体行刑、弃尸等一系列酷刑，并减少了死刑，增加了流放苦役等与政治、经济改革有关的内容。她还曾和孝文帝视察监狱，发现被关押的囚犯太多，以至影响农业生产，便又修改了法律，减少了关押的时间。

第二次改革是在太和十年（486年），冯太后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明确指出要加重对不孝父母者的惩罚，突出尊儒敬老的内容，体现了儒家思想。

第三次改革是在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亲自主持和大臣们一起对法律的改革。他们在保留旧律的基础上，吸取了汉族各个朝代立法的经验，并荟萃了鲜卑等北方各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精华，制定了新的法典，创造了北魏王朝独具特色的法律，这一新律就是载于史册的“太和律”，也称为“北魏律”。

这部北魏太和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多元性奠定了中华民族法律的基础，后来的隋唐盛世继续沿用了其中的重要内容，被后人称之为法典。

本文参考文献：《大同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