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基层治理是中国第五个现代化的软肋
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多维CN第55期和多维TW第52期围绕今次肺炎疫情推出系列文章,以期尽可能透过这场影响深远的疫情,来系统反思中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此 ,如何总结与反思这场肺炎疫情,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为系列文章第八篇。
武汉新冠肺炎(NCP)疫情大规模爆发,暴露中国很多问题,如疫情防控体系严重滞后、各级官员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广泛存在,媒体监督功能失效,官方慈善组织运行混乱、落后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在这些问题中,很值得关注的是基层公务人员的表现。不可否认,特殊时期基层公务人员普遍非常辛苦忙碌,有不少基层公务人员做得不错,很多人从农历新年前疫情爆发直到疫情解除之前都不能休息,一直在高强度地轮轴转。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基层机构和一线公务人员在防疫过程中,表现出种种粗暴、乱作为、不作为和缺乏人性化管理能力的乱象,也反映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之难。
多数基层公务人员工作认真负责,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图为武汉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进行防疫宣传。(新华社)
至关重要的基层治理
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基层通常指县、区、处及其以下的单位、机构,涵盖的范围广泛,数量众多,既包括农村地区的县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所有公权力单位,又包括城市的区政府、处级机关和街道办、小区、居委会。相比于党政体系里的中层、高层,基层单位和公务员人数最多,与民众距离最近,联系最频繁,是公权力在基层的象征和代言人。可以说,基层一线公务员的一言一行,直接关系人民切身利益,关乎公权力在广大民众心中的形象。
“郡县治,则天下安”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放在今天这句话同样适用。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底层和基石,能否有一个善政良治的基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整个国家能否善政良治。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第五个现代化”。而这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总目标,能多大程度落到实处,至为关键在于广大基层的治理。
疫情下的基层治理乱象
突如其来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防控疫情期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站在前线的基层公务人员,其辛苦、心酸和承受的巨大压力,自不待言。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组织和公务员的表现和作为,暴露出中国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问题。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发源地的武汉,是中国中部第一大城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理应有相应现代水平的基层治理体系。然而,在这个看起来颇为光鲜亮丽的外衣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武汉的底层治理却令人失望。以疫情的最初发现和应对为例,早在2019年12月底和2020年1月初,武汉下辖的一些处级部门就已经收到关于疫情的消息,但反应迟缓,缺乏主动性。据《湖北日报》报导,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最早在2019年12月27日将疫情上报医院,医院立即上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当时,张继先就已经判断“这个病可能有传染性”,并带头做好隔离、防护,成功保护了该院医生没有被病毒感染。但江汉区疾控中心并没有重视疫情报告,没有效仿张继先在职权范围内通知相关单位早做防护。
待到疫情大爆发、武汉封城后,许多基层组织做得不错,部分小区出现无一人感染或疑似病例,赢得居民的尊重,但同时有不少基层组织严重不作为。2020年2月11日《环球时报》记者报导,武昌区转移重症病人时,仅靠一名缺乏防护的公交司机,并无任何基层工作人员接洽跟车及组织病人入院,令这些重症的新冠肺炎病人被困在寒夜的街头,因而遭至中央督导组的问责。再如,为了最大限度阻断病毒传染,武汉小区干部应该想尽办法严格管理下辖小区,建立统一配送生活物资的制度。可实际情况是,全市只有部分小区能够严格管理小区,积极组织物业配送物资,许多小区不管不问,任由小区居民随意去人员拥挤的超市买菜,增加感染的风险。
基层管理现代化,中国才能完成第五个现代化建设。(新华社)
随着疫情向湖北全省和全国蔓延,武汉基层防疫出现更多荒腔走板的乱象。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农村干部的粗暴作风反映基层治理更加落后的一面。在防疫第一的政治高压下,不少乡村不仅封村,还打出雷人的标语口号,如“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今年上门、明年上坟”等。有的地方做得更绝,或者用大货车、挖掘机等大型车辆堵路,或者砌墙、搬来大石头作为路障,甚至故意把道路挖断,直接让交通瘫痪。当然,这些措施有的确实阻断了人员流动,有利于防控疫情的一面,但其做法的后坐力太大,过于简单粗暴。
让人错愕的基层乱象还不止这些。有的基层负责官员,如已经被免职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对自己负责的事务,竟然“一问三不知”。有的基层干部严重不作为,能推卸责任就推卸责任,甚至酿成人道悲剧。1月29日,黄冈市红安县一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在隔离期间,他的16岁脑瘫儿子,因无人照料,在该镇集中观测点房间内死亡。还有一则新闻同样令人惊讶,一位湖北货车司机驾车在高速公路上“流浪”多天,只因为湖北车牌在各地寸步难行,高速公路服务区不让进,路口又不让下,迫使司机只能在高速上“流浪”。有的基层干部大搞形式主义,忙于表格抗疫和作秀。中国官媒新华社为此刊文指出,“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作秀留痕晒表扬……这些重在刷存在感的行为,耽误落实迫在眉睫的抗疫工作。”
基层治理是“第五个现代化”难点
当然,不能忽略的事实是,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当多数人尚可悠闲地待在家里过节或居家隔离,为数众多的基层公务人员却站在危险的一线,每天要开会、汇报和忙前忙后,组织焦虑、压抑的民众防控疫情,确实颇为不易。但同时也要深思,为何基层官员明明已经很不易,还是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基层官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严重,被人们广泛诟病。虽然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官员的反腐、监察力度,令公务员作风问题有所好转,但仍难根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顽疾。基层公务员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仍是现实困境,如何进行制度改革,形成对基层公务员的制度制约机制,值得认真反思,研究对策。
其次,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不少人的教育程度和思考问题的能力确实偏低,习惯于“唯上不唯下”,作风难免简单粗暴。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尝试通过激励机制,让更多优秀大学生去基层工作,但整体而言,基层官吏的素质明显偏低,他们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直接,遇到类似防疫这样的大事,有些人难免行为失当。再者,中国现行行政体系容易造成基层空虚和超负荷运转,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官吏经常疲于奔命。
再伟大的政治理想、再好的方针政策都要由基层官员去落实、执行。如果基层治理出现问题,伟大的政治理想和好的方针政策都会变形走样。这一简单的道理,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对于基层治理,世人既要看到基层工作的现实困境,亦要看到目前的问题和短板,中国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基层治理难题无疑是至为困难,但也是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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