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毛邓习与中共百年之变（组图）

“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甲午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正值中国社会身处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点上。如今，让中国相继发生革命建国、改革开放的中共已走过近百年的风雨历程，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亦有人说，英雄造时势。这个自古也没有答案的历史之辩，若放在中共百年历史中，也许能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百年来中共经历多次领导人更替，但有那么几位对中共影响至深，使中共带上了鲜明的个人色彩：毛泽东的革命时代、邓小平的改革时代，习近平的新时代。

中共历史上的变革与领导人的关系紧密相连。（多维新闻）

那么，中共与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究竟是谁塑造了谁，是中共培育出了毛邓习，还是毛邓习塑造了中共？领导人与中共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发生的，在中共百年史中，这个作用如何演进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只有放在中共的历史演变脉络中才能略窥一斑。

毛泽东和中共

清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一个以拥有两千年文明而自豪的天朝大国的神坛陨落，在西方强国的火枪和大炮的轰鸣中，一步步退守分裂，险为列强所瓜分殆尽。中国的精英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之下，开启了一次次的救亡之举：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乃至此起彼伏的社会反抗运动。

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带给中国人新的曙光。而毛泽东作为这个时代青年学生里的佼佼者，被时代的救亡图存的精神所浸染，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影响至深。

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擅长政治军事韬略、历经革命磨练的毛泽东，结合中国的革命现实，走出了一条中国共产党所独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深刻地影响了中共的创建、成长和壮大。

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VCG）

毛泽东不仅是中共最早的创立者和领导人之一，更是扭转中共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对中共的塑造包含建党、建军、建政等方方面面，这可以概括为他所提出的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中共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

他不仅按照苏联建党和革命的模式，参与创建了中共，还组建和发展壮大了军队，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和“党指挥枪”的原则。

毛泽东通过一轮轮整风，统一了中共的思想和组织，在组织上成为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

此后，毛泽东领导中共建立政权，并奠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个时期的中共乃至中国都打上了毛泽东的深深烙印，堪为名副其实的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和中共

邓小平青年时期同样受到救亡图存时代精神的感召，留学法国寻求救亡之策，很快转向信仰社会主义，参加革命。他的一生三起三落，历经残酷革命现实、危险战争环境和严格的中共官员选拔体制的重重考验，脱颖而出。他先是毛时代革命建国的重要开国元勋和领导人，后来随着文革结束，第三次复出后成为最高领导人，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左）在华北大阅兵主席台上。（AFP）

邓小平对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进行拨乱反正，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重新认定社会主义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落后的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矛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路线，进行改革开放。

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命题，认为这就是中国所处的这个阶段，它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他重新恢复了文革时候遭到严重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推动法制和制度化建设。概言之，邓时代重塑了毛时代，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让中国在保持政治总体平稳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崛起。

习近平和中共

经过邓小平时代的三四十年发展，中国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弊端，亟待进行匡正和解决。这就进入到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虽然不同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革命年代的战火经历，却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身上同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情结。青年时代的他，受到文革的冲击，被下放到西北农村多年，经历底层社会疾苦。大学毕业后他旋即进入政坛历练，从前国防部长耿飙的政治秘书到基层的县级官员，再到封疆大吏，一路经过层层选拔。习近平几乎历任中国官僚体制的所有主要职位，是中共培育精英的典型案例。

这恰恰印证了中国那句“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典故，也折射出中共的选官用人哲学。这种出身红二代、历经文革磨难，并从基层起步、历经各级官位历练的完整履历，让习近平拥有了在新时代统合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资本和可能。

习近平在中国建国70周年前一天向鸦片战争以来为抵御内外敌人牺牲的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央视视频截图）

正如习近平这几年所为，他一方面启动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清理中共组织的腐败，强化中共的政治信念，加快向社会主义政党的初心回归，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他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弥补改革开放初期过度倚重经济建设的弊端，提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治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社会领域推动社会公平，开启大规模扶贫工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文化上弘扬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生态上推动史无前例的环保运动，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短短六七年间，习近平这届领导层重塑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并开始以中国的综合实力重构世界格局，他也成为许多人眼里毛邓之后最有权威的领导人。

毛邓习与中共的共生

毛邓习作为中共最有代表性的领导人，与西方的选举民主制下的领导人产生方式完全不同，却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极具代表性。他们的上任都是经历了累年的实践考验最终选拔而成，契合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选贤任能”传统。

毛泽东是战争和革命斗争中选拔出来的，邓小平是长期的战争和政治动乱的文革年代选拔出来，习近平则是在和平的国家治理中历练选拔出来。他们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政治抱负，接力推动着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

这正是中共能够培育出毛邓习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奥秘。尽管相比于西方选举民主制，中共体制有时在吸纳和反映民意上存在短板，贪腐、裙带主义问题容易阶段性复发，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加拿大旅华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所言的贤能政治，所以才会产生毛邓习这样的政治家。

他们虽然不是选举产生，却是政党组织在长期的实践中集体选拔的精英，能保证治理的效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出身于体制，对体制的优势和弊端了如指掌，也正因此，他们能够最大程度上从内部改造中共的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是中共培育出了毛邓习，又是毛邓习在塑造中共，彼此是相互促进、影响的共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