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王岐山的70年之辩（组图）

今年10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政70周年，习近平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并对中国70年来的历程做了回顾。而去年11月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当时也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不管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历史上的渊源，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争论始终在国内外的舆论场上持续不断。

事实上，早在2019年1月份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王岐山便曾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发表过一番演讲，总结了中国70年来取得的成就。但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一种定见，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在与王岐山互动时说，“您刚才提到了中国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王岐山随即作出纠正说：“我讲的是过去70年”。这个小插曲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激起了对中国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讨论。

王岐山在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再度亮明中共的历史观。（Reuters）

在西方社会眼中，中共建政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中国一直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不仅经济上一穷二白，数亿人都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而且政治上由于采用苏联式的极权政治，政治极端专制黑暗，造成了大跃进、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的社会动乱和政治灾难。自1978年邓小平上台之后，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开始腾飞，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基本维持了30多年的时间，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政治上尽管有过短暂的政治动荡，但总体保持了政治稳定。

世人在对中国的成就表示惊叹之余，总是倾向于把这一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一些自由派更是直接地将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视为一种负资产一笔抹去。而那些国内外支持毛泽东的左派人士（俗称毛左），则与自由派截然对立，不仅完全肯定毛时代的全部政策和主张，更是将今天中国社会的弊端全扣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头上。两种左、右立场互不相容，彼此对立，撕裂着中国政治社会。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互不否定

王岐山在达沃斯的讲话和对中国70年历史的辩护，显示出中共弥合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前后两个时期之间裂痕的意图，也隐约透露出中共所一直秉持的历史观。

早在2013年，习近平上任之初，就曾明确地意识到中国这两个时期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他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十分紧张的左右撕裂，首次提出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观点，引起舆论巨大反响。他提出，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而是要看到两个时期的“联系”和“区别”，它们虽然在政治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具有“重大区别”，却都是中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具有“本质上”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的这一说法，被普遍视为中共新一代领导层所持的历史观，其中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影子。在这种辩证历史观的视野下，中共没有对毛时代和邓时代做出非黑即白的划分，他们也不认为两个时期是左右对立的矛盾体，而是在承认两个时期存在“重大区别”的同时，更为看重两者之间的“本质联系”。

这个本质联系，正如习所说，就是“社会主义”。不论是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后三十年的邓小平时代，二者在中共看来，都是“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尽管前后时期的侧重点不同，甚至毛时期还犯下了重大的历史性错误，但都不能抹杀其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地位。

辩证认识毛时代

对毛时代进行的这种肯定，并不像有些自由派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政治正确”，而是具有实在的意义。毛泽东时代的中共，领导军队和人民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国外侵略和国内战乱，真正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取得了中国人奋斗了一百多年的民族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的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VCG）

其次，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主体制度框架，尽管经过了多轮改革和变化，但它始终是基础。比如，奠基于毛时代的社会主义方向、人民民主专政、中共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意识形态和体制，在邓小平时代就被形塑为“四项基本原则”而成为政治红线，此后一直被中共所坚持。而经济上毛时代经过三大改造实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尽管经过邓时代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制度仍未改变。

此外，毛时代通过几次五年计划基本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为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积累，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毛时代对中国社会平等意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塑造影响深远，至今仍成为官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不可否认，毛时代的政策错误对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巨大伤害，中共也应对其进行深刻反省，吸取这个时期的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但外界也应该客观看待这个时期的历史地位，将其放在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中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辩证审视和评价。

辩证的大历史观

其实这种辩证的历史观一直被中共所尊奉。邓小平曾对毛泽东个人在建国后的功过进行了“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时期的错误政策进行拨乱反正，惋惜中共前三十年犯的历史失误，但他不仅没有抹杀毛时代的历史成绩，反而积极评价毛的贡献。只不过在巨大的历史灾难和后来改革开放的光环反衬下，那段时期的历史成绩也渐渐被外界所忽视，甚至被某些自由派人士完全视为一种负资产，有待清除。

这在中共看来，将毛时代进行彻底否定的自由主义右派，与以毛时代的平均主义为标准批评改革开放的左派一样，完全是一种孤立的、片面的历史观。因为它们只看到两个时代的“区别”，却没有看到两个时代的“联系”，而这才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们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是社会主义历史中既互相区别、却又彼此继承的无法分隔的两个阶段，如果没有前者的试错，就很难有后者的成功，若没有前者的积累，也就不可能有后者的起步。同样道理，新时代中国对于邓时代有一些改革，看似是如一些人所片面理解的“去邓化”，实则是一种批判性继承，是不断与时俱进的表现，其本质都是解决问题，区别的是时代不同。

这既是习近平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内涵，同时也是王岐山“70年之辩”的着眼点。这个观点其实与邓小平所说的“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基本点一样，二者同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探索，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论是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还是习近平的“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还是王岐山的“70年之辩”，都很明确的将历史视为一个互相区别又彼此联系的“整体”。往更大背景思考，在习近平王岐山眼里，中共的历史观都被置放在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中，成为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中的一环。中国经过数代人的抗争和奋斗，终于在毛时代实现民族独立，邓时代取得经济腾飞，如今甚至开始开启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因此，王岐山的“70年之辩”背后不仅折射出了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阶段的辩证历史观，而且还隐含着中国近百年来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