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扫黑除恶要尽快走出运动模式（组图）

去年以来，中共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名，发起一场全国性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运动，并给这场运动设定了时限，要求三年内完成。然而，一如此前继规模浩大的反腐败、环保督查运动等历次运动式治理模式受到的争议，打黑运动自诞生之日，同样被欢呼和质疑声撕裂，一边是对其打击黑社会的实用性支持，一边却面临违反法治精神的质疑。如今，随着打黑运动日益深入，其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逐次展现的同时，各种运动式治理的负面效应也如期而至。中共能否摆脱运动模式，走向法治化治理的轨道转型，成为一大考验。

中共扫黑除恶规模空前，焦点对准黑恶势力的政治保护伞(图源：VCG)

继规模浩大的反腐败、环保督查运动之后，去年以来，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名，中共又发起一场全国性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运动，并给这场运动设定了时限，要求三年内完成。然而，一如历次运动式治理的宿命，自打黑运动诞生之日，便被欢呼和质疑声撕裂，一边是对其打击黑社会的实用性支持，一边却面临违反法治精神的质疑。如今，随着打黑运动日益深入，其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逐次展现的同时，各种运动式治理的负面效应也如期而至。运动式打黑除恶政策，尽管呈现一定的成果，却也亟待向法治化治理的轨道转型。

运动式扫黑的实用性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为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发起全国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是中共在反腐运动逐渐进入制度性反腐阶段时，大力推动的又一项以“运动形式”开展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共这回要求把“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结合起来，意在收起黑社会组织“保护伞”，铲除组织犯罪滋生土壤，以巩固中共基层组织。

可以说，无论是从治理经济领域的乱象，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还是从维护社会治安，清理黑社会的政治“保护伞”，对巩固中共的基层政权来说，打击黑社会都具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

不可否认，要在短期内解决组织犯罪问题，运动式治理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有效性。这一方面基于中国的法治尚不够健全，尤其是在既有的党政体制中，司法部门在社会中并不强势，甚至大量执法或地方行政官员与黑社会势力结成利益网络，成为其政治上的“保护伞”，要彻底铲除黑社会组织，就不单单需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大陆惯称“公检法”）等的执法部门，还需要类似纪委监察委的反腐部门乃至党政行政力量等多部门联合行动，才能快速、有力地把治理黑社会的政策推动下去。另一方面，这也从中共打黑的立竿见影的成果中得到印证。据中共官方公布最新数据，在扫黑除恶专项运动发起后的短短一年之内，中共挖出上千的黑社会组织，共起诉组织犯罪案件14,226件，总计79,000余人，从数量上来说扫黑运动取得了显着成果。

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然而，行政运动式的打黑方式本身带有很大的负面效应。自上而下推动的运动式打黑，高度依赖行政压力层层推动，而治理本身是高度复杂而具体的行为，会因时因地而异，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精细化治理，不然有可能流于形式，也容易在压力下走向极端。

中国城市路边的“扫黑除恶”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图源：多维记者/摄）

事实上，随着打黑的深入这些负面效应也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打黑在一些地方走向形式化，基层对打黑存在机械执行、执行过度问题，甚至出现以扫黑之名“搭车执法”，造成“扫黑”泛化，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加深官民对立。这从各大小城市乡镇的“扫黑”标语和文件可见一斑。

比如，苏州相城区渭塘镇在扫黑宣传册上照搬照抄网文，将医生、商贩、导游等列为“十大黑心职业”；山东济南公安系统将“佩戴大金链子、纹身的”“态度蛮横，随身携带管制刀具的”“本地人员突然异常举家搬迁或下落不明的”等特点界定为黑恶势力；而更为奇葩的是，湖南湘潭市公然将“失独家庭人员、重性精神病患者”列入重点扫黑对象；无独有偶，贵阳市的机械执行更为典型，它将扫黑除恶运动发展到当地幼儿园，将写着“坚持打早打小，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 的横幅悬挂在幼儿园门口。类似乱象不枚胜举，扫黑形式主义，制造的种种治理问题，引发巨大争议，损害打黑本身所有的正当性。

如果说扫黑除恶出现大范围的形式化，尚可归结为官僚主义的话，那借扫黑除恶“搭车执法”，以打黑为名，借机捆绑其他社会民生问题，把扫黑扩大化，则危害更甚。比如，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不久前为解决民众不“迁坟”问题而以扫黑查办要挟，曾发通知将不迁坟列入扫黑除恶名单。众所周知，中国官方为推行殡葬改革，许多地区强制推行火化，多地出现过政府部门抢砸老百姓棺材，强制迁坟，挖坟等乱象，后被中共叫停。现在江西上饶的做法明显存在搭车执法，将打黑泛化的问题，若照此打黑，无疑将严重激化社会矛盾。

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法治严格约束，运动式“打黑”很容易扩大化，出现冤假错案。这样的教训历历在目。当年中共反右运动期间，就是由于没有法治约束，行政力量任意发挥，粗暴划定指标，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至今依然是知识分子难以抚平的历史伤口。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为打击趁改革空隙冒起的黑社会组织，同样对黑社会采用了运动式的严打，结果固然是惩治了组织犯罪，却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2012年前，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发展为不受法治约束的“黑打”，以打黑的名义处理本应属于经济社会民生的问题，侵害了许多人的合法利益和基本人权。 

当下如火如荼进行的“扫黑除恶”，由于仍是沿用行政运动的方式，本就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当初薄熙来“唱红打黑”已经给外界留下极为负面的观感，中共决策层也曾将薄熙来视为负面案例，因此中共此时更应强化法治程序，重视依法治黑，警惕基层以打黑压制社会问题，将打黑扩大化，冲击治黑政策的合法性。 

法治是药方

本次扫黑行动中，尽管中共强调依法打黑，但由于中共扫黑文件和相关法律未明确界定黑社会和恶势力的定义和范围，因此，基层扫黑行动缺乏一个明确的执行标准，各地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开始不同的解读，而这些界定表面看来让人啼笑皆非，深思之后却令人脊背发凉。 

直到中国公检法在4月9日“亡羊补牢”，下发《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四个文件，这才对“黑恶标准”做出界定，同时对依法审理涉黑人员做出更为细致的法律规定和解释。但，仅此还远远不够。中共应该从体制和理念层面上，更为彻底地摆脱运动式治理模式，走向法治轨道。

中共扫黑除恶疑似引争议 美女律师被指成“牺牲品” 中共是以政治运动起家，一直以来对于运动式治理有一种路径依赖，甚至被一些分析者称为运动式治国。但就像运动式扫黑除恶暴露的负面效应，运动式治理由于依靠强大的行政机器推动，往往凌驾于法治之上，很难在基层因地制宜，精准执行，从而容易犯“一刀切”错误。比如早在计划生育推行时，基层出现强制超生女性堕胎，酿成巨大人道灾难。而后，在城市化扩张中，各地不断出现的“强制拆迁”，更是严重侵犯民众合法权益，损害政府形象。近几年，中共在强化中央权威之后，仍然面临同样问题。比如环保督查运动中“一刀切”关停中小企业，严重打击了中小民营经济的信心，华北“煤改电”、“煤改气”运动也因冒进推行，让北方多地民众冬季无法取暖，去年初北京等一些核心城市的基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强制民众搬迁，暴力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引发轩然大波；殡葬改革运动更因基层出现“砸棺材”等种种乱象令百姓离心。 

这些乱象，无一不警醒着运动式治理模式的弊端。对中共来说，要摆脱这样的路径依赖并不容易，但要建成法治社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又必须尽快完成治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