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退学靠垃圾山生活，却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她被垃圾压死了（组图）

2024年8月9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基蒂兹垃圾填埋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坍塌事故，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

基蒂兹垃圾场于1996年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建立，旨在为坎帕拉建造一个固体废物处理场所。

随着坎帕拉城市的发展，坎帕拉的居民越来越多，垃圾自然也越来越多了。

所有垃圾堆积在这一个垃圾场里，整个垃圾场只好不断扩建。

（坐落在城市旁边的巨大垃圾场）

到了现在，垃圾场占地15公顷，相当于22个足球场的面积，这里每天要从坎帕拉接收1500-2000吨的固体垃圾，整个垃圾场臭不可闻，到处都是散落的废物和垃圾渗出的液体。

事实上，垃圾场早就饱和了。

根据乌干达媒体的说法，早在2012年，垃圾场就已经达到了最大容量，但它仍然在继续接收垃圾。

（高耸的垃圾山）

直到2024年8月9日当天，乌干达首都地区天降暴雨，雨水过后，高耸的垃圾山开始倾泻而下，淹没了周围的建筑、花园、牲畜和人类。

虽然这里早已不适合人类生存，但仍然有将近1000名拾荒者住在垃圾场旁边，以垃圾场为生。从渔网到塑料瓶、玻璃罐和旧电子设备的零件，他们会顶着恶臭寻找任何值钱的东西，找寻着垃圾的最后一丝价值。

（垃圾场里的拾荒者们）

可如今垃圾场坍塌后，他们就成了最近的受害者……

根据乌干达媒体统计，在坍塌事故发生一周后，救援团队已经在垃圾山里翻出了35具尸体，另外至少有30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未知。

而这35具尸体中的一具，属于一个21岁的女孩儿，凯齐亚。

自从垃圾场坍塌之后，她的朋友，22岁的拾荒者奥库库每天都会抽出一会儿时间来看看搜救工作，希望能看到她的身影。

（奥库库）

奥库库原本是个大学生，在拾荒之前，他曾经在大学里学习法律。

然而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奥库库无力支付学费，所以他只能离开干净的校园，来垃圾场里混一口饭吃。

他说在乌干达，很多他这个岁数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他们跟他一样，选择放弃健康、放弃梦想，只为了能多活一天。

“我每天一大早来到垃圾场捡塑料袋，洗干净之后再卖出去。差不多每天能赚10000先令（约合人民币20元）。”

也是在这里，奥库库遇到了跟他有着相同遭遇的女孩儿凯齐亚。他跟凯齐亚很快就成了朋友，可惜在垃圾山坍塌之后，他再也找不到她了……

（在垃圾场的救助团队）

直到搜救团队挖出凯齐亚的尸体，奥库库的心终于死了，看着他的朋友被恶臭、腐烂的垃圾包裹，奥库库泣不成声。

他为自己的朋友感到难过，也为其他拾荒者感到担心：“我觉得有些人仍然被埋在垃圾下面。”

在事故发生后，包括奥库库在内的许多拾荒者终于认识到住在垃圾场旁边的危险性，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不得不搬家。这也让他们陷入了进一步的经济困境当中，他们没有办法自救，只能等待政府的帮助。

（众多拾荒者被迫离开垃圾场生活）

事实上，坎帕拉城市规划师告诉媒体，这场灾害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你不能让四百万人（坎帕拉地区生活人口）把垃圾都放在这，可降解的、不可降解的都堆在一起，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我们已经这么做二十几年了。

随着垃圾一层层堆积，底层变得越来越脆弱，尤其是有机废物的腐烂和分解会导致温度升高。如果没有通风口，甲烷和其他气体就会被困在垃圾山底部，进一步使垃圾山的结构变得脆弱。

事实上，只要政府能够定期监测和审计，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容易解决的。”

（垃圾场倒塌后已经波及了人们的住所）

既然解决方案这么简单，那灾难为什么还会发生呢？

答案是党派之间的斗争。

包括维护环境、处理垃圾场在内的工作都属于坎帕拉社区事务委员会的工作范畴，但这个委员会属于市级部门，而该市的市长又是本届政府的反对党领导人之一。

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市政府没钱了，他们的工作资金都来自世界各国的慈善组织，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水援助组织的捐赠。如果想让他们管好垃圾场，中央政府就需要拨款足够的资金。

而中央政府非但没有拨款，反而总统又趁着这次垃圾坍塌事故，一举解雇了坎帕拉社区事务委员会的多位高层官员，扶持自己的亲信上岗。

大人物们正忙着搞斗争，自然没有时间来解决垃圾隐患，补偿受害家属了。

（坎帕拉市长）

如今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半年，除了每位死者的家属得到了1350美元（约合人民币9767元）补偿金之外，像奥库库这样，原本住在垃圾站旁边，如今房子已经被毁了的拾荒者们没得到政府一分钱的援助。

政府表示，乌干达首都当局正在起草计划，将有机废物转化为堆肥，以减少垃圾站中“不必要的废物”。

他们同时希望民众尽快开始垃圾分类，这样垃圾就能分门别类进入各个垃圾处理中心，而不是一股脑地堆在基蒂兹垃圾填埋场。

（垃圾山）

但说到底，这些举措也只是长远的计划，对于基蒂兹垃圾站，对于住在这里，靠着拾荒生活的人们没有任何的帮助。

奥库库无奈极了，他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他说：“他们承诺给我们赔偿，但我什么都没收到——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我们失去了朋友。整个过程充满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