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艾滋：一颗深埋在中国未来的炸弹（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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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艾滋病、性传播，都曾是中国社会的老问题，但组合到一起却成为是一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新问题。据中国媒体报道，60岁以上老年人在中国新增HIV感染者的艾滋患病人比例逐年上升，预计到2035年会超过30%。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有哪些？

图为在北京一所公园内健身的老人。据中国媒体报道，60岁以上老年人在中国新增HIV感染者的艾滋患病人比例逐年上升。(美联社图片)

据中国南方媒体《羊城晚报》，一位79岁大爷多次因慢阻肺急性发作入院，最终发现竟是艾滋病。被问起什么时候感染的？大爷一脸茫然：丧偶十多年，有生理需求的时候就出去找了。“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感染的了。对方也五六十岁了，没有用过避孕套。”

这则新闻上了新浪热搜。《羊城晚报》表示：近年来，中国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占比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有研究预测，预计到2035年，老年艾滋病患者接近总艾滋病患者的33%。

“其实大约从2015年开始，老年人在中国新报告HIV或者艾滋病人中的占比就逐渐上升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只不过大家一直没有特别重视。”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对本台表示：“大约2010年以前，中国的艾滋病传播主要以卖血为主，比较容易引起媒体关注，但现在中国艾滋病传播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老年艾滋病人增多是最重要的挑战。”

“老年艾滋病人的特点是，他们一般都到很重的时候才发现，”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对本台表示，“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社会医疗保障环节中的一个缺憾，说明艾滋病的预防不能只是针对特定的高危群体，而是应该针对整个社会人口，包括老年人。”

图为在上海城隍庙内休息的老年游客。据中国媒体报道，60岁以上老年人在中国新增HIV感染者的艾滋患病人比例逐年上升。 (美联社图片)

大幅上升的数据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老年艾滋在中国并不一个新鲜现象，已持续数年，但可能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据《微生物学》2020年发表的《中国老年人艾滋病毒感染风险高：观察性研究的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所披露的数据，在重庆，从2011年至2019年间，50岁及以上人群报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例从27%急剧上升至58.4%。在广西，2014 年新报告的 HIV 病例中有 46% 为 50 岁以上的男性。

新增报告人数大幅上升的同时，性别差异也很明显：2012年至2018年间，老年男性病例总数增加了三倍，女性病例增加了两倍。2010 年至 2016 年中国新诊断的女性 HIV 感染者中，50 岁及以上人群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17.8%上升至 2016 年的 38.1%。

老年HIV感染者也有较明显的地域差别。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从2015年到2022年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HIV感染者主要集中在西南和华南地区。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趋势在发达城市不存在。据深圳市疾控中心2023年发布的数据，2023年1-10月，深圳全市报告50岁及以上中老年病例198例（75.8%为男性），占同期新报病总数的15.1%，而在2008年以前，这个数字一直低于8.0%。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也在2024年12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广州2024年新报告的病例当中，60岁以上的占比在20%左右。”

据央广网报道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S患者已经高达132万多，超过了美国的感染人数（约120万），在中国总人口占比中已经接近1‰。但据上述《微生物学》一篇论文分析测算，中国老年人群的HIV总感染率为2.1%，远高于普通人群，也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同龄人群的感染数据。

“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真实数据恐怕更高。”黄严忠分析，“他们很多是感染后由于免疫力下降，发生了其他感染，去医院检查才发现的。但还有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症状，而且老年人也不会主动去测HIV。”在黄严忠看到的数据中，有研究报告的地区新报告老年艾滋病人的感染数据已从2011年的22%上升到2020年的44%。

除了人数及占比上升，万延海认为中国老年艾滋现象的现状还有一个更重要特征：“比如这位大爷，很多老年人不是常规体检中发现的，也不是在公共卫生筛查中发现的，很多都是病重了，发展成艾滋病了去医院，才发现的。这说明真实的、潜在的数据可能会更高。”

并不“清心寡欲”的老年人

在新增感染原因中，占比最高的感染原因是商业性行为或非婚性行为。如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报道中，老年HIV感染者中，因异性性传播感染的占比高达90.9%。

任瑞红对此分析：“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从2015年前后，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另一个原因是离婚率开始增加，老光棍越来越多，导致老年男性高危的性行为增加。”

据《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时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2.97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1.2%。

而在中国主流媒体和年轻人的印象中，老年人与性需求毫无关联。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19年曾在深圳街头进行过一次针对 15-60 岁范围人群的随机问卷调查， 在对老年人的印象调查问题上，357 份有效问卷中，“清心寡欲”的选择量达143 人次，占比40%，仅次于“健康”一词。在不少人的理解中，已然脱离生殖年龄区间的老年人，早已与“性”无缘。

中国头部自媒体《一条》曾经做过一份在线调查：“你认为你的父母还有性生活吗？”近1000份答卷里，有85%的年轻人认为父母已经没有性生活。

真相相去甚远。

根据中国社会学家教授潘绥铭教授在《给“全性”留下历史证据》中的数据：在中国55-61岁的老年人中，53%的人每月至少有一次性生活，还有14%的老年人可以达到每星期1次以上。也就是说，在50~61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中，仍有一半以上的人保持着每个月一次及以上的性生活频率。

在潘绥铭的调查中，这个趋势在持续上升：从2000年到2015 年，中国50~61岁人群性生活明显增多了。其中“乏性”人数（每个月不到一次）从66%下降到47%；“有性”的人（每个月1~3次）则从25%上升到了39%；“富性”的人（每周一次或者更多）虽然本身并不多，但也增加了大约5个百分点。

根据2015年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对3000名老年人的抽样调查，60~80岁老年人对于性的需求也是客观存在的，只有17%的男性和30%的女性表示完全不需要性生活。

同时，单身老年的占比也很高。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单身老人（单独居住的老人）为3729万户，占“有老年人家庭户”的21.38%，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长了约6.5%。

这并不是独居老人的总数。据人民日报旗下杂志《民生周刊》记者梳理，除掉因丧偶、离异、终身未婚导致的无配偶型独居老人，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独居老年人属于：虽有配偶，却被子女以带孩子原因被迫分开。

同时，由于性别差异，男性在60岁之后仍普遍有性需求，而女性的性需求则随年龄增加而较快降低，因此即便是有家庭的老人，仍存在夫妻双方的需求不匹配的情况。

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缺乏老年人性生活现状的数据。潘绥铭曾在2014年时搜遍了《中国期刊全文库》，一共找到4篇关于“老年性生活”的文章，其中一篇还是文学评论。他写道：“这个社会怎么啦？人人都知道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来关注老年人的性问题呢？”

不被理解的老年性需求

中国网络上对老年人的性行为多报以批判或嘲讽。在登上热搜的新闻下，高赞评论是“把嫖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几名学生在一项针对“老年人性与爱”的田野调查中，采访了37名6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其中有15人明确表明与性工作者有接触，占比超过40%，这些男性年龄在70 岁上下，还有三位 80高龄的老人。而在这有商业性行为的15人中，8位属于有婚姻伴侣。

据任瑞红推算，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有商业性行为的老年男性应该更多。“不发达地区本来年轻没结婚的男性就比较多，离婚的也很多，再婚的可能性也很低，这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人口研究》2012年刊登的一篇论文中，对中国西南某省性产业的中老年客人群体做了一些描述。比如，一位73岁的客人，土地被国家征集后无地可种，孩子已经全去世了，只有一个孙子但并不同住，找小姐主要是为了寻找乐趣；一个53岁的客人离异，自己单住，与小姐已相识10多年；另一个56岁的客人，家有2.5亩地，以务农为主，每年还有两三个月外出做边贸生意。

他们选择的性工作者大多价格低廉。该调查报告中涉及的性服务价格，只有20~30元，并且有稳定性、重复性的特点。有不少人与一名小姐或多名小姐常年维持关系，原因是“感情好”“熟悉”，有时还一起做饭、吃饭。而小姐与他们维持关系的原因也有“不会赖账”“感情好”，甚至有些也用“老公老婆”相互称呼。

正是因为这种“熟悉”，在这些商业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行为非常少。在这个10年前的调查中，有超过40%的人明确表示不会在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

老年孤独与性需求

而在深圳大学的访谈中，多数老人表达的不只是“性”，还有孤独。比如，一位大爷与女儿同住在北京，当问到与女儿多久见一面，正吃饭的大爷筷子晾在半空，“一年能来两次，算不错了。”

另一位丧偶的大爷曾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对象，追了一年多，但女儿不能接受父亲再婚，把户口本、房产证都收起来，老人只得作罢。

一对年过80岁的老者，在四川金堂县举行婚礼。摄于2003年1月23日。 (China Photos/路透社资料图片)

还有一个照顾病妻七年之久的大爷形容丧妻之后的生活：总是一个人，说话的人也没有，电视一宿一宿地开着，灯也亮着，有时窝在客厅的沙发睡着了，早上四五点醒了，只有电视里节目不知疲倦地演着——孤独比贫穷更可怕。他后来交了一个女朋友，却被亲友骂成“败类”“老不正经”。

经济压力是另一重因素。任瑞红对自由亚洲分析：与国外观念不同，中国的财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单身老人一旦再婚，房子归谁，遗产归谁，都是很大的障碍，也是子女参与到老年人的婚姻和感情生活的主要动因。“美国不同，你看美国老人，六七十岁如果是单身，不管结不结婚也都会有男女朋友，儿女也不会干涉的。”

因此，与农村老人不同，城市老人发展出来一种“互惠互利”但不涉及经济的“感情网络”。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爱心传递老人关爱中心曾接触过一位50多岁的李先生，在跳广场舞时结识了许多性伴侣。李先生觉得双方都年纪大了，不会怀孕，就没有使用安全套。在查出感染艾滋之前，他已和50多名女性发生过关系。

但这一代老年人又恰恰是中国最缺乏性教育的一代人。中国性学专家马晓年曾分析，中国的性教育从1978年才开始萌动，从1988年才开始出现现代的性教育；而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界六七十年代，他们成长于中国性教育最闭塞的时期。

任瑞红说，即便是比较科学的性教育，之前也只是针对青壮年群体，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新媒体的发展与老年人的技术壁垒，使得这一代老年人在新时代获得这方面知识的可能性更少了。

2020年，中国疾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的支持下，对三个农村地区45位60岁以上老人访谈，其中近一半受访者是HIV感染者。调查发现，全体受访者HIV相关知识都很有限。

2022年12月，《实用预防医学》对某省参加社区健康体检的50岁及以上人群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性行为及HIV检测的接受度调查，发现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总体知晓率仅为32.9％，农村人口仅为23.3％，

HIV感染仅是这种状况的结果之一，其它性传播疾病也正成为老年群体中日益严重的问题。

据上述《微生物学》论文数据，从2000至2013年，60岁以上人群梅毒发病率上升了30%以上，60岁及以上人群占全部梅毒人数的比例也由2004年的8.5%上升到2013年的22.0%；从2008至2016年，中国尖锐湿疣的整体发病率年均下降2.2%，但其在50岁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却每年上升4.8%。

消失民间组织与不被重视的“老年学”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的数据，在未来30年，中国65岁或以上的人口预计将达到4亿。中国的单身老年人口只会越来越多。

《微生物学》的报告将老年人艾滋病感染率不断攀升视为中国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论文表示：与年轻人相比，感染艾滋病的老年人通常更容易出现肺炎、抑郁和失眠等身体和精神并发症，将给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但中国对于老年艾滋病的现实关注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自由亚洲电台试图联系国内多个此前曾从事或参与艾滋病普法、权益和关怀的民间组织，多数人回复：已经多年无法开展工作。

深圳大学的学生在上述项目陈述中表示：曾针对田野访谈中的一些问题试图深圳市相关社会组织，但已在2018年底关闭，其相关的地址、QQ群、公众号均已经失效。他们还表示：在深圳市很少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性教育，医院等方面开展的性健康知识讲座，都是针对全年龄进行的。

曾在中国从事20余年公益工作的任瑞红说：“即便是在早年公益组织非常充裕的情况下，艾滋病的预防和宣传也不是有很多支持的，很多企业觉得和这个扯上关系不太好。从2012年之后，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整体都在走下坡路了，以及能够普及的中青年那一块都没有了，针对老年人的知识教育就更不到位了。”

她补充说，“其实中国整体针对艾滋的宣传和预防都没有外界想象得高。比如我们去那些偏远地区送一些宣传科普的小册子、安全套，那些县医院他们都不太想要这些东西，他们更欢迎一些日常的、慢性病的药品或宣传手册，对于艾滋病或HIV，还停留在都是‘那些不正经的人’才会得的认识上。”

即便在养老机构中，对老年人性需求和艾滋病的相关认识也不足。比如重庆医科大学在2018年对13名养老机构护士进行了访谈。其结果是，13名护士全都认为老人的性表达仅局限于生殖器的性行为；10名护士认为老年人不存在性需求，并认为性与老年人生活品质相关性不大；甚至有6名受访者认为老人有性需求表达属于病态表现。

在黄严忠看来，老年人“艾滋率”上升只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侧面，同时反映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与之相匹配的养老制度还没有匹配。而现实是，加强对老年人性健康和艾滋感染问题的关注，有利于整体的公共健康水平。

中外老年性行为认知差距

如一项关于《老年男性和女性合作性行为和心血管风险的全国研究》数据显示，能通过性生活感到愉悦的女性，晚年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更低；性生活稳定、和谐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和自尊感更高；身体机能上，适度的性生活，还有助于刺激中老年人身体激素分泌，调节大脑神经系统，增强机体适应性，延缓衰老。

并且，老年人不一定要通过普遍认知中的性行为来得到满足。英国一项针对6879名老人的调查显示，老年女性对性生活的满意程度，跟拥抱、抚摸、亲吻呈高度正相关。也就是说，当生理机能衰退时，除了寻求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老年人还可以通过一些广泛性、边缘性的动作寻求满足。

任瑞红说，“这涉及到一个专门的学科叫做‘老年学’，在美国有这个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它反映出一个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和文明程度。而在中国这方面是不够的。当然，可能只有在一个社会的其他层面比如中青年群体的精神和物质得到了极大满足后，才会有人去考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30多了还没老婆呢’为什么要去关注老年人的性需求？”

不只如此，人的工具属性到了晚年似乎更加明显。出现在中国影视作品和新闻中的老年人，要么是帮子女带孙辈忙着忙后，要么是对着太阳“像植物一样”露出微笑，“老年人”和“性”一起出现绝大多数是负面的——嫖娼、感染性病、被陪床保姆骗钱、因再婚同儿女产生矛盾等等。“很多人觉得，你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你能活着就不错了，有时候觉得你活着都是累赘，根本不会考虑还有什么精神需求。”任瑞红说。

以下两件事或可作为中外差距的对比。

英国皇家护理学院曾针对老年人发布过如下行动指南：

·如果养老院里的两位老人开启了一段浪漫关系，而其中一位的老伴仍健在（但没有住进养老院），该怎么处理？

·如果养老院里的一对同性情侣受到家人阻挠，该怎么办？

·如果老人提出要看黄片，希望工作人员帮忙提供，该不该帮忙？

·是否应该允许患认知障碍症的老人和伴侣发生性行为？

而在2024年艾滋病日，针对老年艾滋病人上升的现象，中国卫生部门发出的呼吁是：老年人，要对伴侣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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