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现代社会男女仍不平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不同回答（组图）

在平等价值愈发深入人心、女性不断觉醒的现代社会，依旧有许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男女的事业差距。在传统社会，女性受制于一系列制度规则、文化观念的约束，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即法国作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说的第二性，只能把命运寄托在婚姻和家庭之中，但随着过去一百多年的持续努力，歧视、限制女性的制度规则、文化观念正在不断崩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教育、追求事业，可为何依然有许多人难以接受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作为女性主义先驱，波伏瓦系统论述了女性在漫长历史中的从属地位是因为起初自然因素造成的男女不平等被一系列制度规则、文化观念所固化与放大。她写道：「一切都仍然在鼓励少女期待从『白马王子』那里获得财富和幸福，而不是独自尝试困难而不一定成功的征服。特别是，她可以期望依仗他进入高于她的阶层，这个奇迹是她工作一辈子也不能带来的。但这样一种希冀是有害的，因为它将她的力量和利益分割开来；这种分割对女人来说兴许是最严重的障碍。父母抚养女儿是为了让她结婚，他们并不想鼓励她的个人发展；她在婚姻中看到那么多的利益，以至她本人希望结婚；这就使得她往往不如她的兄弟们受到那么多的专业训练，受到那么扎实的培养，她不是那么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职业中；由此，她注定要处于低下的地位；恶性循环形成了：这种低下加强了她要找到一个丈夫的愿望。」

波伏瓦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图为1955年，她同伴侣萨特一起至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庆典的场景。（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情况早已发生改变，女性无论是受教育机会还是工作机会，都比传统社会有巨大进步，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研究了过去一百年美国女性大学毕业生追寻事业和家庭平衡的旅程，认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里，女性被歧视是阻碍她们发展事业的主要因素」，但今天已经难以看到鲜明的、普遍的排斥已婚女性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工作中的性别平等似乎终于触手可及，向女性开放的职业也比从前更多」。

那为何在那些女性受教育机会、工作机会都有巨大进步的社会，依旧存在男女收入差异？克劳迪娅·戈尔丁给出了不一样的回答，她认为社会上常见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性别歧视解释和「职业隔离」解释（男女因性别差异而选择的不同类型职业恰好存在收入差异）都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更大部分的原因在于「贪婪的工作」。

在她看来，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计划开启长期、高薪、有成就感的职业生涯，收获持久的成就渐已成为个人身份的标志」，但「贪婪的工作」意味着为了达到增加家庭收入和照护老人、小孩的平衡，将造成家庭中夫妻的分工，即一人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另一人在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照护，而长期的社会规范使得妻子承担更多的家庭照护责任，其结果是限制女性的事业发展。

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但怎么分配时间则因人而异。对于多数人来说，无论是事业的成功还是家庭的幸福，都要长期投入时间和用心经营。

演员刘涛于《欢乐颂》饰演商界女强人。（资料图片）

克劳迪娅·戈尔丁写道：「在一个充斥贪婪工作的世界里，伴侣公平的代价十分高昂……当大学毕业生找到人生伴侣并开始规划家庭时，他们就面临一个极其严峻的选择：是要更公平的婚姻，还是要更宽裕的婚姻……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家庭的潜在收入，一方要在办公室承担耗时的工作，另一方要在事业上做出牺牲，承担耗时的家务劳动。无论性别，后者的收入都会减少。性别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从古到今，牺牲事业回归家庭的大多是女性。女人绝不慵懒，也不缺乏天赋，她们打一开始就和男人处于平等的位置。部分由于我们将要探索的性别规范根深蒂固，所以即便是胸怀抱负、才华横溢的女性，也觉得有必要为了家庭而放慢自己的事业发展步伐。男性能够拥有家庭并更上一层楼，是因为女性在事业上做出退让，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家庭。双方都有所失：男人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女人放弃了部分事业。」

毫无疑问，长期以来的社会规范造成的男女在事业和家庭的分工未必合理，但不能不承认的现实是，在时间有限而事业、家庭都要长期投入时间的两难现实中，夫妻在事业和家庭的分工协作其实是理性的无奈。当然，如果一个家庭有长辈协助照护或有条件雇佣保姆，那么夫妻自然有相对公平的时间追求事业。除此之外，如果一个家庭中的妻子的事业成就高于丈夫，那么同样是可以丈夫承担更多的照护责任。然而在克劳迪娅·戈尔丁看来，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逻辑：只要「贪婪的工作」存在而家庭又要求夫妻中的一人承担更多的照护责任，那么，一个最常见的结果是那个承担更多照护责任的人将不得不放弃、牺牲部分事业。

在同等情况下，凡是花费时间多、不规律、压力大、难以替代、难以标准化、竞争激烈领域的工作，通常收入会相对较高，却与家庭照护责任存在冲突。克劳迪娅·戈尔丁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职业也是员工争夺客户、合同、交易和病患的职业；而且员工的工作时间最长，待命时间和繁忙时刻最多（想想律师、外科医生、会计师和高层管理人员的长时间工作）……在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职业，女性尤其是母亲，将不太可能赚取较高的收入。她们的报酬会远低于积极参与业务竞争的人，也远低于为争取业务长时间不规律工作的人。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普遍加剧，时间要求最高的工作，报酬也越来越高。因而，那些对女性来说最难进入且最艰苦的工作，恰恰是过去数十年里最挣钱的工作。」

面对「贪婪的工作」和家庭照护难以兼顾的困境，克劳迪娅·戈尔丁建议通过降低灵活性成本（提升弹性工作的生产力）、减少家庭照护的成本、改变社会规范（事业和家庭的权衡不再取决于性别）来促进性别平等和兼顾事业、家庭。平等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但追寻平等的步伐往往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克劳迪娅·戈尔丁对性别收入差异、男女事业差距的经济学解释是对波伏瓦所代表的一批女性主义学者们的解释的有力补充。在持续推动性别平等的征程中，既要消除传统社会压在女性身上的不合理束缚，让女性有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与追求事业的机会，又要在正视经济社会因素带来现实困境的同时寻求务实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