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半人上不了普高的天津小学，她们放弃内卷（组图）

‍‍2024年5月的一天，云溪记录下了13岁女儿甜甜一个快乐的下午。

那天最后一节是体育课，甜甜踢了一整节课的足球，“很高兴”。被通知取消了延时课，“很高兴”。放学后看到天气特别好，也“很高兴”。

最后，甜甜告诉妈妈，自己在放学回家时买了袋饼干去公园，喂湖边的鸭子，公园美，鸭子也很美，“特别高兴！”

小孩的开心来得如此简单，“快乐躲到搂都搂不住直往外冒”！不管旁人怎么说，云溪在心底坚信，这些快乐比“中考分流”压力下涌往课后补习班的“超前意识”，要更可贵。

正在踢球的甜甜 / 受访者供图

从幼儿园到初中，从北京到天津，云溪一家所在的小区，不断有同龄孩子的家长为了孩子升学而陆续卖房搬家。如今，他们居住的天津近郊片区被当地人视为“教育洼地”——传说中，这里的“普高率”只有40%，比市区的50%还要更低。

也就是说，同一年参加中考的孩子，只有约40%能上普通高中。其余学生，很可能被“分流”到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这对父母来说，不得不为孩子焦虑。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博得普高的一席之位，他们不顾一切搬离“洼地”，举家之力买学区房、将孩子塞进各式各样的补习班。

但云溪和丈夫看中的，是他人口中的“破小学”里丰富的课外活动，是女儿不把学习当一切，而有充分课余时间蹦跳玩乐、发现世界的生命力。

“中考分流”的新政后，焦虑在适龄学生家长之间普遍蔓延。不仅在高考前，仅云溪知道的，就有不少和她一样的“10后”孩子父母，从孩子幼儿园时期开始就着手超前学习。

中考分流政策中两种不同的升学模式

成为母亲这十余年来，云溪也习惯了耳畔充斥着鸡娃家长们的焦虑言论，听惯了对她“不为孩子着想”的埋怨和指摘，但时至今日，她依然没有为女儿报过任何课外补习班。

她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与女儿的生活日志，记录一个“八年级下（学期）了还能每天兴高采烈去学校”的女儿的日常——从垃圾桶里捡蜗牛当宠物，从校服口袋里洗出来的“抵制代孕”的贴纸，给小学生带队上厕所的“所长”……

陪伴女儿长大的过程中，“80后”母亲云溪将曾经那个通过寒窗苦读走出小镇的自己，也重新养了一遍。她希望，尽可能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点宝贵的东西，一些真正的快乐，“以后要吃的苦多着呢，尽可能（让孩子）心里留点甜吧。”

“可以是那90%”

2011年，云溪的女儿甜甜出生了。刚成为母亲的时候，云溪也短暂焦虑过——或者说——满怀期待，她希望，女儿将来能成为那少数的“前10%”的人。

可当甜甜上幼儿园后，云溪发现，女儿好像和其他同龄小朋友有些不一样。在动手能力和灵活性上，甜甜有些迟钝，“手工活动总是做不好，剪出来的东西永远是歪的，穿针也永远对不准”。

起初，云溪也曾把这些“粗心”当作女儿态度上的问题，以为她心不在焉，也焦急过，甚至骂过女儿。

直到甜甜四岁那年，幼儿园体检，保健医生告诉云溪，孩子的眼睛可能有点问题。云溪和丈夫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发现甜甜有眼部先天性发育不良，也就是弱视，缺乏“立体视觉”“她看到的画面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不太一样”。

从此，云溪决定走上一条与之前预想的教育理念完全相反的道路。

正在寻找书籍的甜甜 / 受访者供图

对先天性弱视的孩子而言，6岁之前是最佳治疗期。从幼儿园到小学，云溪对女儿的养育宗旨，就是多参加户外活动。她知道，一些孩子在学前就已经开始抓学习，制定学习计划。

云溪和丈夫的心态和其他家长渐渐拉开了距离，他们开始接受，“每个孩子并不是一个出厂设置空白的机器，你想让他怎么样他就能怎么样。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孩子可能就是有缺陷或是有瑕疵，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人定胜天的。”

因为干预得早，甜甜在小学前就将弱视差不多治好了。虽然没多久还是近视了，但整个小学六年，云溪都坚持带女儿多做户外活动，直到如今初二，甜甜的近视有三四百度，在同龄孩子中其实算低。

云溪坚持带甜甜多做户外活动 / 受访者供图

也是在陪伴女儿度过小学的过程中，云溪知道了，在“鸡娃”之余，还有一类和她一样的家长，从小狠抓孩子的视力健康，竭力控制或干预孩子的近视程度。这部分家长叫做“鸡眼群体”。有的家长为了保证“户外”二字，甚至冬天也要在户外搭个棚，让孩子在棚里硬坐两小时。

在国家正式推行“双减”之前，北京市不少学校就已经开始自发“减负”，甜甜所在的学校也开始实行“低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高年级适量作业”。那会儿，甜甜念三年级，云溪发现，班上很多同学的家长都开始给孩子报课外班。

课外班也会留作业，这意味着，孩子不得不做双份作业。总之，课外班的课业难度通常比学校里的大，进度也超前很多，“很多家长相信，如果孩子不超前，以后会跟不上”，云溪说。

但她从未考虑过给女儿报任何补习班。整个小学六年，甜甜只需要完成学校里的作业，每天八点多就能休息。剩下的课余时间，孩子会去公园骑车、踢球，“这一天纵有再多不愉快，也在运动中消解殆尽”。

甜甜小学六年未参加过任何补习班 / 受访者供图‍‍‍‍

甜甜所在的小学被当地人称作“菜小”，名义意思，即背靠一片菜市场。在许多家长看来，“菜小”没有名校背景和精英教师，硬件设施也凑合。可在云溪看来，学校背后的花鸟市场热闹又生机，而平房的教学楼，可以供女儿下课后随时迈出教室到屋前活动。

甜甜也曾对云溪表达过疑惑，“为什么放学后同学们都需要去各种补习班，我不用？”云溪告诉女儿，“我们现在暂时不需要，如果以后你觉得需要了，我们再看。”

因为从小喜欢阅读，甜甜的语文和英语能力一直不错。相比之下，数学虽然要吃力一些，但成绩总体依然能维持在班级中上游，三十人的班，大概能排到五六名。

不过，身边不断有家长对云溪表达焦虑：“别看现在能跟上，现在不补习的话，以后一定会掉下去的。”

云溪感到哭笑不得。类似的对话发生多了，她觉得自己也“渐渐没有朋友了”。

有时候，家长们聚在一块儿，聊起哪家孩子每天上完补习班后要写作业到11点，云溪会忍不住插嘴，说“我们家九点就能休息了”。如此发言引来家长不悦，于是，她只好学会沉默。

有些孩子上完补习班后完成作业需要到晚上11点 / 《小欢喜》剧照‍‍

也有家长建议云溪让孩子去学奥数，“这样再学课内的就简单了。”云溪自己找了一些奥数的视频课件了解，发现“奥数和课内数学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并不存在因果递进”，她最后还是觉得，没那个必要。

云溪曾经在教育培训机构上过几年班，在和班主任、家长们的接触中，她发现，很多孩子家里砸了很多钱补课，“甚至从学校请假去补”。但如果孩子自己没动力和兴趣去学习，补再多也无济于事。补习班的老师甚至也会私下里讨论说，“如果孩子自己想学，学校里的课程够用了”。

如今，云溪还是常常听到别的家长表达类似的希冀，要求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成为同龄人的“10%”。她每次都忍不住犯嘀咕，“那剩下那90%的孩子难道没有父母吗？”

她想，一百个人里有前十名，就一定有后九十人，“那九十个人可以是别人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是我的孩子呢？”

自己的“北下关”

五年级，云溪带着甜甜搬到了丈夫工作所在的天津，进入环城四郊的一所普通小学就读。

这里是被当地人称为“教育洼地”的一个区，因为当地没有什么顶尖的中学。因为担心孩子以后升入“破中学”，家里有小学生的父母纷纷筹划卖房搬家。

云溪听说，有好几个家庭都主动降价卖房，只为了快点带孩子搬走。当时，邻里见面，第一句话问的也许不是“吃了吗”，而是“卖了吗”。

在天津市中心学区房密集的“和平区”，2023年3月的商品住宅均价，达到了6.4万/平方米。是云溪家如今居住所在区房价的3-4倍。云溪坦诚讲，“我们不想为了托举孩子，背上贷款，花很多时间通勤，牺牲全家人的生活”。

天津市和平区海河的夜景 / 南风窗记者高乐妍 摄‍

同班同学频繁转学的情况，从甜甜幼儿园时就开始出现了。当年，云溪和女儿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郊区，为了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小学，幼儿园同学们的家长陆续筹划搬家，倾尽家产，为孩子拼一套学区房。

云溪没怎么考虑过这条路，她想，如果自己带着孩子住进老破小，还背负着这么大的压力，“万一孩子学习不好，我可能会忍不住骂她”。她不愿意让母女关系变成这样一种信托式的预期和投资。

当然，早有家长用“怒其不争”的语气提醒她，“不能让孩子就这么下去！”一位忙着给孩子找幼小衔接辅导班的家长焦虑地对云溪说：“现在才学已经跟不上了！我们老家的孩子中班都已经学完幼小衔接，大班该学一年级的课了。”

从那时起，云溪就与相当一部分女儿同龄孩子的家长“脱离了战线”。

甜甜度过小学最后两年的“洼地小学”，在家长们之间有句“恐怖”的说法：“在这里，除了学习不行，吹拉弹唱样样都行！”云溪和丈夫心想，“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

学校里每周会有两节劳动课，孩子们需要晒着大太阳锄地、拔草、下秧、浇水，还有扎篱笆，100分钟劳作下来，每个人脸蛋都是红扑扑的，回家只想痛痛快快吃顿饭、好好睡一觉。

老师带孩子们体验劳动课程 / 新华社记者张龙 摄

云溪想起脱口秀演员童漠男的一段自述。童漠男念小学时，曾因“注意力缺陷”转学七次，可在多次更换环境无果后，父母决定给他一个“快乐童年”，将他送去了一个以管理松弛闻名的北下关小学。

“北下关小学”下午三点就放学，同学们性格爱好各异，有的学生连上了什么课都不知道，有的学生动手能力极强。那里曾给了他一个真正的快乐童年，可后来，北下关被市重点小学合并了。

甜甜上初中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因为面临中考这座大山，身边家长们不得不考虑孩子所处的竞争环境，危机意识早早被拉起来。从初一到初二，每个学期一开学时，云溪都会听到女儿说，班上又有同学忽然消失，转学去了其他学校。

面临中考，家长们开始考虑孩子的竞争环境 / 《小欢喜》剧照‍

郊区的孩子只能报郊区的高中，因为本区的高中有限，招生名额总共就几百个，相当于全区孩子都要去争这几百个名额。

也是在这时，云溪听说了当地的所谓“普高录取率”。有人说50%，也有人说是40%。总之，在家长们的共识中，此地的“起跑线”是远远追不上市区的。

焦虑到底来自何处？云溪感到一头雾水。出于好奇，她自己在家上网查数据，“我们这个区每年中考报名的学生人数和普通高中招生的名额，除了一下的确是40%”，但她不知道，剩下的60%孩子去哪儿了？“好像好多人一直在说‘分流’，但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具体执行过程是怎么样的”。

所谓的“五五分流”政策，自2018年就开始逐步在各地流传，但溯其源，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硬性政策规定。2021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首次强调，分流政策的要求和目标是为了“大体平衡”。而2022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则将旧版中“普职分流”的提法，改成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但从始至终，“分流”都更多以流传于家长口中的焦虑形式，模模糊糊地存在。

事实上，在甜甜小学毕业的时候，云溪就打印了一套中考试卷的语文和英语给女儿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云溪很疑惑，身边充斥的焦虑到底来自哪里？

在不确定和不透明的环境内，外部变化和内部的主观能动性要两手抓。云溪有个朋友的孩子，还没进初中，就已经开始学高中的内容了。

一天，云溪还听家楼下的小卖部老板说，“中考的题都是市里老师出的题，我们住在郊区的（孩子）根本没做过那些题。”老板也有孩子，但还没上一年级。

“如果我脆弱一点，肯定就被他击中了”，云溪回头想想。事实上，本区的初中生毕业后，也无法报考市区的高中，因此，这种焦虑根本是无稽之谈。

如果实在要比，女儿甜甜比起许多同龄人都要幸运的是，学习这件事从来没成为过压力。

如今，甜甜念初二了，“还是会每天在走廊里抢着跑着去找老师背课文”，云溪发现，女儿身上仍然保有一股连自己都向往的那种活力与童心，“十几岁了还像个小孩儿一样”。

这是云溪最喜欢的一张照片。2016年，一天晚上下大雨，不到5岁的甜甜想下楼去看看，不是想跳水坑或者玩水，只是在大雨里面静静地看雨 / 受访者供图

一天，女儿告诉云溪，自己想去排球队，云溪有点惊讶，“你个子这么小，能去打排球吗？”女儿说，“有什么不行？我也不是想去比赛啊，我就是想跟着学一学。”然后女儿自己去找教练，自己说服了对方，加入了排球队。

她就像《好东西》里能够坐在台下鼓掌的小孩儿王茉莉，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在云溪看来，女儿已经拥有了如今很多成年女性苦苦寻觅的“自我”。

“她能为自己争取一些东西，也能接受自己没有什么东西。”

当一个“做题家”成为母亲

1982年出生的云溪是湖南小镇女孩，“湖南人口多，也没什么太好的高校”，因此，小时候，父母对云溪的要求很高，那个年代没有“鸡娃”一说，但家长会对孩子用“不努力就只能去打工”之类的话施压。可从来没人告诉过云溪，究竟应该如何怎么去努力。

云溪觉得自己是那种学习“不开窍”的孩子。即便早晨5点钟起床背书，等考试时，试卷发下来一看，仍然无助：“怎么没有一个我背过的？” 

念小学二年级时的一个深夜，因为背不下一篇课文，云溪顶着困意来到室外，迎着寒风蹦台阶，努力让自己清醒后再进屋背书。背一会儿又困了，于是又出来蹦。如此反复，“硬是死磕了下来”。可学习这件事，带给她的几乎只有痛苦。

备战高考那年，云溪的数学成绩一度在六七十分徘徊。天天熬夜，死磕大题，却依旧颗粒无收。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剧照‍‍‍‍

高考第一年，云溪考了一个“双非”的普通本科。她选择了复读。她还记得，那年的复读班，灯一整晚都是亮着的。一部分同学学到半夜才去睡觉，另一部分则是先去睡一会儿，半夜再起来继续学。云溪自己也会每天学到一两点。

苦学是有用的。高考第二年，云溪考上了一个“211”大学。不过，她至今仍然觉得这里面有运气成分，时逢大学扩招，她成为了万千大学生中的一员。“其实我本人能力是没有到那里的，只是下苦功夫死学”。

云溪是1996年参加的中考，当时的中专可以分配工作，因此，她的一部分同学去了中专。多年后，云溪发现，“当初那些能力不错的同学如今依然过得不错”。她列举了一个当初上卫校的同学，如今仍在做护理，而且越来越专业，常常到自媒体上做科普、赴全国去做交流。

反观云溪自己，虽然第一学历看起来要高一点，“但并没有在本质上给我的能力带来什么改变”，更没有达到什么扭转阶层的作用。

多年后，已经成为母亲的云溪在女儿甜甜的初中地理里发现，“其实地理根本不是靠背书来解决的”，每一道题背后都有刻意捋清的逻辑，也有可以建立的知识体系。她当年的死记硬背，至多只能应付当下的考试。

死记硬背只能应付当下考试 / 《抓娃娃》剧照

女儿甜甜虽然不算学霸，但“至少她在学得昏头昏脑的时候，同为学渣的父母也不会生气，还经常感到抱歉和同情。”云溪和丈夫从来不会对女儿说类似“这么简单你怎么就学不会”这种话，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觉得简单。

另外，如今，网上的教育资源丰富，实在有不懂的，再陪女儿再看一看，“也没有那么难懂了”。

当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客观条件是：云溪不用上班。这几年，她在家做文案相关工作，比起一般的在职母亲，时间空间都相对自由。

她还记得自己初为人母时的那种焦虑。甜甜刚出生的时候，云溪还在朝九晚五地上班，有时婴儿半夜不睡，一直哭闹，会导致大人第二天上班没有精神，“这时候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让她睡着，哪怕是凶她一顿，也算解决了”。

孩子的睡眠时间影响大人的作息 /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剧照‍‍‍‍

我们采访的第二天，甜甜就要在学校参加戏剧节。前阵子，戏剧节报名那天，甜甜的老师还特地打电话告诉云溪，说孩子好像胃不太舒服，让父母关注一下。等甜甜回家来，云溪才知道，原来女儿是在生闷气。

戏剧节需要每个班选一个剧，甜甜班里的同学选了《水浒传》里的一段戏，没有女性角色，甜甜只能去做幕后工作，失去了上台演出的机会。

不过，等到下一周，她又恢复了往日活力。“因为她做了自己擅长和喜欢的宣传组”，到临近开演时，孩子获得的成就感也很强。云溪为女儿感到自豪，甜甜真正拥有了敢于拥抱自己不同状态和际遇的勇气，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面对”和“接受”，而这也许是很多成年人都未必能坦然做到的。

“因为她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不断遇到这种事情的，一件事情的结果不一定每次都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必须得接受，也得学会去自己去调节情绪。”

长大的过程中，需要接受事情的不确定性并调节情绪 / 《但愿人长久》剧照‍‍‍

我们的采访结束后，云溪拿着我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去问了甜甜，“同龄人会羡慕我女儿吗？”她也好奇。

女儿倒是十分坦然：“其实每个人都不会关注其他人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