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社会情绪急速变化，行动原理是什么（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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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上篇中，东京大学博士、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教授益尾知佐子谈到了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以及中国崛起之后的选择对亚洲秩序的作用力，其实在两个半小时的访谈过程中，益尾谈论最多的，还是中国的问题，尤其是疫情前后中国社会面的巨大变化。

「如果将来写历史的话，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怎么表述和理解疫情这三年的情况。疫情发生前，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非常有信心，但是疫情之后，很多人没有了信心和希望，整个变化非常大。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疫情可能是解读当前历史非常重要的部分。」益尾说。

益尾知佐子系东京大学博士，现为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教授。（受访者供图）

2022年7月19日，益尾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题为《与其搞体制对立不如采取现实主义》的文章，其中援引了哈佛大学2020年发布的一份民调，数据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5.5%（调查于2016年进行）。益尾在文中写道，这一数字虽然令人感到震惊，但一直以来中国政府确实在打击贪腐、整治环境、消除贫困等领域倾尽全力，几乎所有的中国民众都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给出积极评价。

但疫情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益尾将其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经济上的变化，没想到经济会突然面临那么大的困难，很多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料到，这其中当然有中国劳动人口的变化等因素，但造成现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很多人还是没有预料到；其次是民众心态上的变化，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降低，很多中国年轻人为了避开中国的政治气氛来到日本，另外，中国的企业家也开始在中国之外寻找机会；最后是国际关系层面，疫情期间中国的很多做法和言论让西方国家相信中国已经变成他们的敌人，疫情之后中国想要回到原有的国际秩序里面，已经有很多障碍存在，与西方国家再建立信任关系也变得很不容易。

虽然三年疫情成为益尾关注中国变化的关键事变和节点，但早在疫情前，作为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益尾201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行动原理：以国内潮流所决定的国际关系》中，就试图厘清中国行动背后的驱动力和原理。面对记者提问「这本专著的问题意识是什么」，益尾坦言这本书并非自己主动想写的，而是出版社的要求。

李强2024年12月25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外相岩屋毅（左）（日本外务省）

「在日本市场中已经有很多讨论中国问题的书。但很多书的基本立场是有偏见的，是讨厌中国的，总是从负面感情展开论述。我不喜欢这样，因为从现实主义出发，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中国一直会是我们的邻居。我可以理解很多日本人面对中国崛起的心态，但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了解对方后，你才能明白如何与对方共存。」益尾补充说，为了让日本人，特别是与中国打交道的政商人士了解中国的思考方式、行动方式，所以写了这本书，而这本书后来得到很好的反响和评价，也出乎益尾自己的预料。

也因为这样，益尾也更加笃定中日双方了解彼此的高需求。「确实现在很多日本人不喜欢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不喜欢日本，但情绪归情绪，实际的需求还是存在的，这是两回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找到两国共存的路径，依然非常重要。」「通过这本书，让人们意识到，在日本原来有如此多的人，希望能找到和中国可持续相处的路径，而不是一味地很情绪化地『讨厌中国』。」

至于什么是中国的行动原理，益尾在书中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包括中国自近代以来遭遇种种所形塑的世界观、中国传统的家长制以及围绕这种家长制（领导权）产生的政治潮流，此外还有带有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益尾对记者说，中国的政治和日本的政治非常不一样，日本政治会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是非常稳定的，连续性很强。但中国国内政治的运作方式给人感觉一直在变动，虽然也有规律可循，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中国领导人在改变中国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方面，起着某种关键性的作用。比如邓小平时代，在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后期的不稳定之后，他认识到这种政治气氛控制所有系统存在不稳定，所以要努力建立党内和政府机构的规则和秩序，形成新的稳定系统。也因为邓小平，中国国内气氛以及很多人的命运，就因为被彻底改变了。

邓小平南巡。（《紫荆》杂志）

在采访过程中，益尾还提到自己年轻时跟随傅高义学习和做研究时，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对自己的寄语，「你将来要做中国和日本的桥梁。」益尾说，自己其实有心无力，《中国的行动原理》应该会是自己最后一本用日语写的专著，后续将开始更多用英文和中文写作，以争取更大的可能性，包括扮演桥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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