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维权讨薪的中国打工人，后来找不到工作了？（组图）

近两年，许多求职者发现，因为劳动仲裁经历，自己在找新工作时频频受阻。

“整顿职场”似乎已经偏离爽文叙事，成为压向求职者的巨大精神压力、难以忽视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这让求职者愤怒又委屈：合理合法的维权，怎么好像成了工作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企业方也有自己的考量，降本增效的需求下，每个放出的招聘岗位都更受重视。一个求职者觉得，企业想招的是“插头式员工”：没有瑕疵、即插即用、最好还能自带资源。

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职场环境的变化，不安全感蔓延，互相提防，各自守卫利益，希望规避风险。

因仲裁被新工作拒绝的求职者中，有的放低期待后找到了新工作，有的不后悔，但也绝不会想再来一次，有的至今仍在痛苦地消化仲裁带来的影响，尝试让生活重返正常的轨道。

劳动仲裁后，被撤回的offer

张可已经到手的新工作被一条劳动仲裁记录搞砸了。

八月的上海，窗外阳光酷热，张可坐在家里研究下周去新公司上班的地铁通勤线路，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对方介绍自己是新公司委托的背调人员，向她核实：“查询到您名下有一条诉讼记录，请问是什么情况呢？”

张可大方坦然地和他解释：三月份时由于前公司集体裁员，赔偿不到位，所以整个部门对公司提起了劳动仲裁。之后公司反诉员工，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已经下来了，是支持员工的。

张可随后给HR发微信说明了一下情况，并且附上了仲裁庭的判决书，对方回复需要和上级报备。此时的张可并没有意识到这条简短的仲裁记录的严重性——两轮面试都十分顺利，通过了体检，offer已经发送到她的邮箱，背调只是最后走个过场的环节吧，合情合理的仲裁能有什么问题呢？她这样想着。

两天后，HR有些惋惜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抱歉，我们这个offer可能要取消。”张可马上反应过来，“是因为仲裁吗？”“是的，我们目前对有仲裁记录的候选人是没办法录用的。”完全意料之外的回答，张可懵了。她继续追问原因，对方并不明确回答，只说这是公司的规定。

生气和无奈之外，张可感受到的更多是恐惧。她担心接下来找工作时是不是会继续遇到这种情况？这条仲裁记录好像成了履历上的一个污点，求职道路上的一笔“案底”，这是她选择仲裁时不曾预料到的。

今年是张可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第六年，是一名基层销售主管。她的前公司是一家小型车企，看起来一切都运转良好，却毫无预兆地在三月份停发工资，紧接着裁撤第一批基础岗位的员工。张可刚感受到危机感的蔓延，十天后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下午，她和团队同事的电脑上同时跳出一封工作邮件，通知他们整个部门都被裁撤了。

张可大脑一片发懵，还没消化完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又发现部门所有同事都被踢出了公司的飞书大群，下一秒，连自己飞书账号的登录权限都被注销了，微信群也解散了。这一切发生得十分迅速，七八百平米的办公室里，近三十个同事互相对望，脸上是不加掩饰的愤怒。

老板躲起来了，怎么都联系不上，人事也装傻，不正面回复。没有协商的可能性了。被裁的同事中有一位法务，她当机立断拨打了劳动监察大队和仲裁委的电话。至此，劳动仲裁成了张可和同事们仅有且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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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可第一次劳动仲裁，周围朋友也没有类似经历，他们即使被裁员，也获得了合理的赔偿，不会“闹到仲裁这一步”。在她的理解中，仲裁是不得已情况下员工合法维权的方式，“我不知道劳动仲裁会影响那么大，或者说有的公司会那么在意这个东西”，直到接起那通背调电话。

背调（背景调查）是指入职前核查求职者提供的背景信息和其他证明资料的真实性，一些公司会将这项工作委托给第三方专业背调机构。曹杰是国内头部背调机构的合伙人，从业经验超过八年。他向本刊介绍，背调的内容分为两方面，第一是资质类，核查学历学位、专业资格、工商信息、诉讼记录、金融违规等。背调员会通过求职者的姓名、身份证号、证书编号等，在网络官方公开渠道查询。另一部分是表现，通常会人工访谈求职者前两份工作的三个证明人：同事、HR和上级，确认岗位情况、离职方式以及软性的工作能力等。

背调机构会在最终报告上判一个总体的灯，代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分为红、黄、蓝、绿四个等级。每一项背调条目后都有一个对应的小灯，几十项条目中，如果有一条出现红灯，那么整体报告就会被判为红灯。以常见的伪造入离职时间为例，相差三个月及以下判蓝灯、三到六个月判黄灯，半年以上判红灯。曹杰还介绍，像劳动仲裁这类民事诉讼记录一般会被判为蓝灯，当然，企业可以根据自己对于不同条目的重视程度定制判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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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小部分公司会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背调，在更庞大更下沉的职场中，仲裁记录通过行业内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传播，无处遁形。曹杰所在的背调机构服务3800多家企业，200位背调顾问一年需要背调20余万求职者，已经是行业内头部的体量，但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以及互联网、金融、医疗等大型行业。曹杰估算，即使以北京为例，会委托入职背调的企业只占总数的1%。更多时候，仲裁经历以并不正式的形式口耳相传。

在宁夏一座小城从事电商直播的于娟也因仲裁经历丢了工作。在这片西北的干旱土地上，枸杞等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直播带货也成了热门的销售渠道，但行业规范并不完善，主播流动性较大，因此大部分公司在主播工作的前三个月是不交社保的。“很多公司都是草台班子，看直播赚钱就想来掺一脚。”已有四五年经验的资深主播于娟愤愤地评价。

因为前公司欠缴八个月社保且沟通无果，于娟翻阅了很多网上的经验帖后决定劳动仲裁。这惹怒了公司老板，这个有些江湖气的中年男人在微信上骂于娟“做人不能这样没良心！”于娟不回复，她在这座小城的主播圈内小有名气，业绩好，还和千万粉丝的“大V”合作直播过，因此很快又收到其他老板的邀约，入职了下一家公司。

新公司主营红酒，这是于娟不熟悉的品类，她每天花两倍的时间在公司学习话术，编辑口播文案。认真工作的状态持续到入职第九天的夜晚，前公司老板突然发来一条微信：“听说你现在去xx公司播红酒了？”于娟心里一惊，但也没太放在心上，没想到一小时后，新公司的HR在微信上告知她：这段时间考核不通过，第二天不用来上班了。

第二天一早，于娟冲到办公室质问人事，自己的工作能力明明有目共睹，这样突然裁员是违反劳动法的。对方语气略带嘲讽：“你已经告了上个公司，难道还想把所有公司都告了吗？”此言一出，于娟心下一片了然。现公司的运营和前公司老板早就相识，应该就在昨天，前老板把仲裁的事抖落出来，现公司有所顾忌，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赶走于娟。

《我准时下班》剧照

反应过来后，于娟感到一阵疲倦和荒唐泛上心头，她完全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这个公司挖自己过来直播时有多么殷勤，现在就有几分刻薄。她不愿多待，要到这几天的工资后，她夺过劳动合同，用力一撕，随即离开。

和于娟经历相似的还有在河南房地产行业做营销策划的赵嘉洛。离职交接程序被一再拖延后，公司迟迟不发最后一个月的薪水，在朋友的建议下，赵嘉洛选择了劳动仲裁。很快，公司补发了工资，双方达成和解，没有进入诉讼阶段。

但之后连续三次，赵嘉洛面试新工作时，都在第一轮面试后就没了下文。她感到诧异，明明面试时对方表现出很满意的样子，为什么等了两周都没回音？她托熟人打探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新公司的人力在赵嘉洛仲裁的那家公司工作过，人力说赵嘉洛“有过投诉公司的情况，所以不能考虑”。

赵嘉洛没想到一次和解了的仲裁影响如此久远。只要新公司里参与招聘的人员和前公司有丝缕联系，她就会被拒之门外。在河南的这座三线城市里，房地产行业圈子很小，人员跳槽频繁，基本互相认识。不同工种的从业者还会拉一个同城微信群，比如策划群、销售群、人事群，赵嘉洛从事人力的朋友告诉她，“基本上每一个人的情况在群里面都可以问到”，像人情社会里的民间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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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职场环境

简依在成都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了10年HR，每年经手三四百位入离职的员工。作为公司招聘的第一道把关人，她和同事筛选有劳动仲裁经历的求职者，一定程度上是在检验人品。

一些仲裁理由是可以被接受的，比如公司欠薪，求职者讨回应得的工资，这是“同为打工人认为合理的诉求”。但一些求职者和公司权责模糊的仲裁，简依不会冒险，而是很干脆地告诉对方，因为有仲裁记录，所以不予录用。简依列举了几个不被接受的情况：找前公司要2N离职赔偿金，因前公司没有支付加班费，或是因前公司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公积金提起仲裁……

简依解释，据她所知，在成都，不足额缴纳社保公积金的情况公司是会在入职前就告知的，如果员工一边同意这个规则选择入职，又在入职后因此告了公司，“我们会觉得这是人品上的问题。”

人品是“1”，能力是后面缀着的“0”，这是简依的招聘原则。即使是能力极强的求职者，在审核仲裁经历上也不会被宽容。简依前段时间面试了一个主管岗的应聘者，逻辑清晰，和岗位匹配度高，结果背调发现他跟过往三家公司都有仲裁经历，得知后，所有的面试官和hr都毫不犹豫地表示：“算了算了，这个人我们搞不过。”简依并不惋惜，反而有些庆幸，“又躲过一个”。

刘陶在上海一家民营医院当了六年用人经理，她也认为劳动仲裁可以反映出一个人遇到挫折时的处事态度。职场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问题时求职者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与解决，这是她很关注的。从她的经验而言，选择劳动仲裁，可能并不是面对离职的最优解，“会闹到仲裁这一步的，我会倾向于这个员工身上有些隐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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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劳动仲裁过的求职者的招聘趋势，与近两年职场环境的变化紧密相关。

曹杰记得，北京一所大学招聘一个职能岗，往年面试人数是几十人，去年一下来了3000人。在求职者远远供过于求的当下，仲裁经历成为企业提高筛选效率的有效方式。面对众多同等能力的求职者，刘陶会毫不犹豫选择“简历更清白的那一个”，因为面试一个人常常需要花费刘陶一个多小时，每个给出去的面试机会都很宝贵。

压力传导到普通员工身上，张可感到职场容错率到达空前的低值。五六年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对跨行业者持热烈的欢迎态度，今年则紧闭大门。“现在的公司想要无瑕疵的插头式员工，不仅要适配插座，还要插上立刻能用，最好创造的效益能超出领导期待。”张可总结。

企业一端其实也不轻松。简依明显感受到，员工和公司的不安全感都在加剧，处于一种“互相提防”的状态。企业的经营情况变差，裁员大刀更加密集频繁地落下，规模小的企业随时都有可能突然解散。员工不得不时刻保持防御姿态，有意识地收集公司不那么规范的证据，保留好自己的工作材料，如果被优化的那天真的来临，它们就是谈判天平上最有力的砝码，能换来一笔可观的赔偿金。

对于员工而言，以前的重心可能更多放在如何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如何把手头这份工作完成到最好。如今，每个人都无法忽视的寒意袭来，为自己随时可能遭遇的失业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是第一要务。简依见过太多因不满意离职赔偿金额而仲裁前司的求职者，她也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拼命想争取一笔钱，“离职后找到新工作也不容易，需要一笔钱来支撑度过空窗期，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会采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逼迫公司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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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这样“搏一搏”心态和公司对簿公堂的员工，同样存在于简依供职的公司，据她观察，疫情前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这几年则每年都有三四个。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当用人单位提前30天书面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时，需要给劳动者经济补偿金N（工作年限*月平均工资），如单位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则需要赔偿N+1（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当单位未经合法程序，或无合法理由裁员时，则需要给劳动者赔偿2N。

站在企业的角度，降本增效的背景下，每个被放出来的招聘名额都更珍贵，它需要更谨慎地规避招聘风险。简依的经验是，有过仲裁经历的员工，更容易成为“刺头”。有一次，公司根据合同依规通知一位业绩久未达标的销售员降岗，对方不满，闹着离职，还需要2N的赔偿金，之后故意不好好工作，以加速被辞退然后拿钱的进程。这样其他同事很可能被他影响，隐隐把公司放在对立面，随时跃跃欲试“搞点事情”。简依表示，此种情况一旦发生，团队很难再回归到过往的正常管理逻辑当中了，这是非常糟糕的。

企业对背调的需求猛增，曹林所在的背调机构，2019年到2021年，每年的业绩都比前一年增长70%-80%，22年持平，并逐渐下沉到二三线城市。一些之前不会选择背调的传统行业也展示出意向，上个月，一家三线城市的白酒企业向曹杰咨询背调业务。

《我准时下班》剧照

求职者也在寻求背调公司的帮助。安娜是一家小型背调公司的创始人。越来越多人来找安娜做咨询，他们视背调为求职路上很可能被卡住的一关。许多人都有过劳动仲裁经历，他们视其为必须消除的“污点”。有位女生急切地问安娜，怎么能掩盖她的仲裁记录，安娜试图了解具体情况，她充耳不闻，焦躁溢出屏幕：“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让它不被发现！”沟通无果，安娜爱莫能助，退还了她的咨询费。

合理但痛苦的维权

于娟后悔了。“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去仲裁。”

仲裁是头脑一热的决定。在这座西北小城的直播行业，大家普遍法律意识较为薄弱，于娟入职前司时劳动合同都没签，毫无保障地工作了八个月，但她当时没放在心上，因为全公司的人都没签合同。于娟之前从未了解过劳动仲裁，是和前司老板闹的不愉快时，大数据好似精准识别了她的处境，推送了许多劳动仲裁相关的内容。用法律武器维权看起来正当又顺利，于娟很快联系好了一位本地的律师。

但仲裁之路比她想象的曲折太多。巨大的精神压力首先渗透进她的日常生活里。有时整夜睡不着，硬睁着眼睛在手机上大量浏览劳动仲裁相关的知识，每天看不同的案例和注意事项，像是慌乱的落水之人紧紧抓住一块浮木。前老板会在微信上指责她不应该仲裁，一看到消息于娟就手抖，无法抑制。原本和男友感情恩爱，被仲裁严重影响了心情后，于娟没忍住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

《三十而已》剧照

最核心的焦虑是到底能赢吗？于娟心里没底。今年八月的仲裁庭上，前公司的代理律师坚称双方没有劳动关系，面对如此颠倒黑白的说法，于娟气得头皮发麻。出仲裁结果之前，仲裁庭询问于娟是否要调解，公司愿意补偿两个月工资，但还是不愿意补缴社保，律师告诉于娟，公司应该是不想交欠缴社保的罚款。于娟原本想和公司继续协商社保问题，就在这时，她收到了公司反诉她的通知，称她给公司造成损失，索赔29万元。

太荒唐了，于娟气笑了，彻底咽不下这口气，下一步就是民事诉讼的一审阶段，很可能会继续打到二审。然而，仲裁开庭至今已经四个月，判决还没出。于娟估算，等走完全部流程，少则一年半，长则三年——可是，三年后公司说不定都不在了。

漫长的，望不到尽头的等待令人焦灼，观念传统的父母批评她“怎么能和公司对着干！”许多朋友也不理解她的决定，孤立无援又没有回头路。在家待不下去，于娟又找了份新工作，没想到，恶意像冷箭射向她。同事对她指指点点，说她仲裁了四五家公司，“这小姑娘怎么这样子，以后还有哪个公司敢要她？”  于娟百口莫辩，维护自己权益明明不是件理亏的事，被人说多了，好像反倒理亏的是她。

仲裁破坏了于娟原本平静无波的工作生涯。无法正常回归职场了，她越来越害怕和公司的同事相处，不想一再陷入需要自证的无力感。仲裁过程像放电影般在她脑海里一遍遍滚动，一会儿自我怀疑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一会儿又觉得不公，犯错的是公司，怎么损失最多的却是合法维权的自己？两种念头不断拉扯着她，于娟觉得自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越来越远。

赵嘉洛不后悔仲裁，但她认为“整顿职场”是年轻时才有资本干的事。现在年过30，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之下，“已经向生活投降”，工作上遇到不公只是默默吞下，只要能在岗位上“苟住”，不失业就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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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和同事们则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场硬仗。接到公司裁员通知之后的三四个晚上，张可部门的男同事轮流睡在办公室里，几张椅子拼起来就对付一夜，以一种决绝的姿态驻守着，担心一旦离开就再也进不来。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说这是违法的暴力裁员，建议张可她们申请2N赔偿金，6月初，仲裁庭的判决支持了这个诉求。但公司只愿意赔偿N，选择反诉。7月法院受理，11月公布一审判决，还是支持张可她们，要求公司赔偿2N。第一次仲裁时大家还在劲头上，每个人都出庭了，从上午一直耗到下午。近半年过去，到一审时同事们明显疲软了许多，因为知道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解决清楚，也不愿花费太多心力。

在事后和朋友吐槽因为仲裁丢了到手的offer时，张可才意识到，原来类似的不公遭遇早在她身边悄然发生。去年，这家被仲裁的公司运转尚且良好，张可的部门打算招聘新员工。业务负责人对一位求职者很满意，但人事不同意录取，因为她有过仲裁记录。人事的理由很简单，“以后遇到什么不公的事情，她不想忍受是不是也会仲裁我们？”

对于能不能仲裁公司，几位受访的人事和背调从业者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先尽量协商和解，不跟hr和领导闹翻。因为如果只上了仲裁庭，未进入民事诉讼阶段的，不会被公开到裁判文书网上，这样背调机构一般查询不到仲裁信息。但公司真的特别过分的情况下，还是应该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下家公司基本上是能够理解的。

比起等待那笔2N赔偿金，张可说，更重要的还是先让生活正常转动下去。她马不停蹄地找新工作，在招聘网站上投了200多份简历，回复率只有5%。她不得不降低求职预期，继续广撒网，最后成功入职一家国企。面试时张可主动说了自己的仲裁经历，写了一份说明书。虽然比起上一份工作降薪了30%，但连连受挫后有公司愿意伸出手拉你一把，张可觉得，即使不是那么理想的工作，也很知足了。另一重考虑是，深刻感受到找工作有多难之后，比起未来几年有裁员风险的高薪工作，张可更需要国企这份稳定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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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初接到HR电话的那几分钟，听见对方说出“有仲裁记录的是没办法录用的”这句话时，张可丝毫没有怪HR的意思，她只是隐隐替对方担忧：你所在的公司是这样的，不会觉得有点心寒吗？因为谁也预料不到，下一个遭遇这些的会不会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