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家9000多亿,黄仁勋是如何避税的?(图)
北京时间12月6日,据《纽约时报》报道,作为世界超级富豪,英伟达CEO黄仁勋(Jensen Huang)利用美国联邦遗产税和赠与税中广为人知的漏洞避税,金额有望达到80亿美元。
黄仁勋目前净资产为1270亿美元(约合9227亿元人民币),是美国第十大富豪。从理论上讲,当他去世时,他的遗产应该被征税,税款为其净资产的40%。
然而,现年61岁的黄仁勋不仅是一位工程天才和硅谷传奇,他还是一系列避税策略的受益者。根据《纽约时报》查阅的证券和税务文件,这些避税策略将能够让黄仁勋在不需要缴税的情况下将大部分财富传给他的家族。
《纽约时报》称,这些避税策略有望为其家族节省税款大约80亿美元,这很可能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避税案例之一。
其实,黄仁勋采取的这套保护财富的策略在超级富豪中十分普遍。根据《纽约时报》对证券披露文件的分析,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Meta 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以及谷歌、Coinbase、礼来制药、万事达卡和AMD等公司的高管们,都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转入金融工具,以规避联邦遗产税。
形同虚设的遗产税
美国联邦遗产税只针对该国一小部分超级富豪征收,但是黄仁勋等富豪的案例表明,这个税种已经形同虚设。自2000年以来,美国遗产税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而美国最富有阶层的财富却大约翻了两番。如果遗产税的收入与富豪们的财富增长保持同步,那么去年应征收大约1200亿美元的税款。然而,实际收入只有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左右。
这些流失的税收收入足以同时将美国司法部的预算提高一倍,并将用于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研究的联邦资金增加两倍。
黄仁勋的避税故事可以作为超级富豪如何利用美国税收制度漏洞为自己谋利的一个案例。他的策略并未得到国会的明确授权,而是由富有创造力的律师设计出来的。这些律师利用了模糊的联邦法规、法院的狭义裁定以及美国国税局针对个别案件发布的裁决。这些个案后来成为了未来避税策略的范例。随着这些策略的普及,它们实际上成为了法律。
“他们有一支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队伍,整天坐在那里,每小时收费1000美元,想方设法逃避这项税收,”路易斯克拉克法学院教授、被广泛引用的遗产税论文作者杰克·博格丹斯基(Jack Bogdanski)表示,“别指望国会里有人能阻止这件事。”
纽约大学税法教授丹尼尔·赫梅尔(Daniel Hemel)估计,由于使用复杂的信托和其他避税策略,美国最富有的人每年能够在不缴纳遗产税的情况下传承大约2000亿美元的财富。
与此同时,遗产税的执法力度也有所减弱,部分原因是美国国税局多年来因预算削减而遭受重创。上世纪90年代初,该机构审查的遗产税申报比例超过20%;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下降至大约3%。
如何避税?
2012年,黄仁勋和他的妻子洛丽(Lori)迈出了让自己的财富免征遗产税的第一步。
根据黄仁勋提交的一份证券披露文件,他们设立了一个名为不可撤销信托的金融工具,并将58.4万股英伟达股票转入该工具。当时这些股票的价值约为700万美元,但它们最终为黄仁勋节省的税收是这一金额的数倍。
黄仁勋夫妇利用了一个近20年前确立的先例。1995年,美国国税局批准了一种交易,该交易被税务专业人士戏称为 “我喜欢它”(I Dig It)。这个名称是税务专业人士对其中涉及的金融工具“故意缺陷赠与人信托”(IDGT)名字的恶搞。
这种交易结构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遗产税,还能规避联邦赠与税。联邦赠与税适用于超级富豪在生前赠与继承人的资产,本质上是对遗产税的补充。否则,富豪们可以在生前将所有财富赠与他人,从而完全规避遗产税。
它是这么设计的。假设有一位虚构的富翁约翰·多伊(John Doe),他将1000万美元现金赠与一个为其子女利益设立的信托。他不必为此缴纳赠与税,除非他已经达到了2700万美元的赠与税豁免额度。
该信托随后会利用这1000万美元和多伊的一笔贷款,购买1亿美元的股票。根据美国国税局1995年的裁定,这些股票不需要缴纳遗产税。
这么做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假设信托中的股票价值飙升了十倍,增值部分也不需要缴纳遗产税。不过,这可能触发2.14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也就是9亿美元的增值按23.8%的税率征税。根据美国国税局的另一项裁决,多伊可以代表该信托缴纳这笔税,它不会被认为是对继承人的额外赠与,因此不会被征收赠与税。否则,信托就需要支付这笔资本利得税账单,导致留给后代的财富减少。
黄仁勋在2012年转入信托的700万美元股票,如今价值超过30亿美元。如果这些股票直接传给黄仁勋的继承人,他们将被征收40%的税款,超过10亿美元。但是在经过上述避税操作后,他的税单可能不会超过几十万美元。
再进一步
黄仁勋夫妇很快采取了另一项重要措施,进一步降低他们的遗产税账单。
证券披露文件显示,2016年,他们设立了几种名为“授予人保留养老金信托”(GRAT)的金融工具。此举是借鉴了最初为沃尔玛联合创始人詹姆斯·沃尔顿(James Walton)的前妻奥黛丽·沃尔顿(Audrey Walton)设计的避税策略。从1993年开始,奥黛丽将大约2亿美元的股票转移至两个GRAT中。这种设计的巧妙之处在于,信托必须最终向奥黛丽偿还这些股票的价值及少量利息。如果股票价值增长,超过了需要偿还的金额,信托可以免税保留剩余部分,从而达到避税的效果。
美国国税局曾以有限的技术性理由这一安排提出质疑。但在2000年,美国税务法庭的一名法官裁定该策略合法。
纽约大学税法教授赫梅尔表示,美国国税局本能够以其他理由质疑GRAT的使用,但是该机构却“屈服”了,实际上允许富豪使用这些信托来规避遗产税。
2016年,黄仁勋夫妇将300多万股英伟达股票转入到了他们新设立的四个GRAT中。这些股票当时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如果股票的价值上涨,增值部分将为他们的两个子女带来一笔不用缴税的意外之财。黄仁勋的两个孩子已成年,都在英伟达工作。
事实正是如此。根据数据公司Equilar为《纽约时报》编制的证券文件数据,这些股票现在的价值超过150亿美元。这意味着,黄家预计可以规避约60亿美元的遗产税。
如果黄仁勋夫妇的信托出售这些股票,将产生一项巨额资本利得税账单。根据英伟达当前的股票价格,这笔税款将超过40亿美元。黄仁勋夫妇可以代表信托支付这笔税款,不会被视为对他们继承人的应纳税赠与。
慈善避税
从2007年开始,黄仁勋采用了另一种避税策略,这将进一步减少他家族需要缴纳的遗产税。这种策略涉及利用他和妻子设立的慈善基金会:黄仁勋与洛丽基金会。
黄仁勋向黄仁勋与洛丽基金会捐赠了当时价值约3.3亿美元的英伟达股票。这类捐赠能够抵税,在捐赠发生的年份降低了黄仁勋夫妇的所得税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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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需要每年向慈善机构捐赠其总资产的至少5%,但是黄仁勋夫妇的基金会和许多亿万富翁的基金会一样,是通过向所谓的捐赠者建议基金(DAF)进行大量捐赠来满足这一要求。捐赠人建议基金是一类由捐赠人控制的资金池,虽然这些资金的使用受到限制,比如不能用来购买汽车、度假屋等,但捐赠人仍然可以决定如何投资这笔资金,例如投资捐赠人朋友经营的企业,或捐款足够多的钱以命名一所大学的某栋楼,以便自己的孩子能在那里上学。
此举利用了美国税法中的一个明显漏洞:捐赠人建议基金并不被要求实际上将资金捐赠给慈善机构。当捐赠人去世时,基金的控制权可以传给继承人,而不会产生任何遗产税。
近年来,黄仁勋基金会的84%捐款都流向了他们的捐赠者建议基金GeForce,这个名称显然是在向英伟达的GeForce系列游戏处理器致敬。黄仁勋夫妇捐赠的英伟达股票如今价值大约20亿美元。
该基金不需要披露其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黄仁勋夫妇的基金会表示,这些股票将用于慈善目的。英伟达发言人斯蒂芬妮·马修(Stephanie Matthew)表示,用途包括高等教育和公共卫生。
这么做不仅降低了黄仁勋的所得税账单,还削减了遗产税。按照英伟达目前的股价计算,对该基金的捐赠已让黄仁勋的遗产税账单减少了大约8亿美元。
截至发稿,英伟达发言人马修拒绝讨论黄仁勋的税务策略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