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世界人权状况糟糕，中国与利比亚并列倒数第十（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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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全球人权报告：全球范围内人权状况前景悲观

罗德岛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的研究发现，过去的25年全球范围内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有鉴于此，该校的全球权利项目（Global Rights Project）在去年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人权数据库，并且每年都会发布一版年度全球人权报告（2024 Global Rights Project Report, GRIP）。

在最新版的2024年报告中，全球195个国家有62%被评为“不及格”的F等级。仅有18%的国家取得了“人权状况良好”的A和B等级。

报告封面截图

据悉，该报告编制了四大类指标，即人身安全（Physical Integrity）、赋权（Empowerment）、劳工权利（Worker Rights）和司法权利（Justice Rights），而每个大类又细分成若干次级指标。该机构会根据这一指标体系给各个国家打分，满分100分，最低0分。60分以上，每10分为一个等级，依次为A（90～100）、B（80～89）、C（70～79）和D（60～69）。60分以下为“不及格”水平，标记为F，这里并无E等级。

去年，全球各国中位数得分为50分，今年则为52分，均处于“不及格”水平。排名前五名的国家为冰岛（97.9）、爱沙尼亚（96.5）、丹麦（94.4）、芬兰（94.4）和摩纳哥（94.4）。倒数五名的国家则分别是伊朗（0）、阿富汗（2.1）、朝鲜（4.9）、也门（5.6）和南苏丹（9）。其中，中国得分13.2，和赤道几内亚、利比亚并列倒数第10。而罗德岛大学的所在地、美国则以62.5分与牙买加并列排名世界第66位。

而从侵权的种类来看，劳工权利最得不到尊重，强迫劳动和使用童工在排名垫底的国家中普遍存在。此外，过去25年来，尽管国际条约明确反对酷刑，然而仍有75%的国家存在酷刑行为。

该机构主任、政治学助理教授斯基普·马克（Skip Mark）表示：“过去十年全球对人权的尊重有所下降。尽管人权法律、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技术的增长帮助记录和传播人权信息，全球人权状况却在恶化。”对于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他归结为：“全球民主倒退、不平等加剧和数字镇压的趋势让我对人权的未来感到悲观。”

报告还探讨了政权类型和人权的关系，他们发现民主国家往往都更尊重人权，而不及格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专制国家。然而，这里面有两个例外，摩纳哥位居前十却是非民主国家，而印度作为民主国家则只获得了42分，处于“不及格”水平。此外，居民富裕程度也很大地影响了人权状况。

最后，该研究中心表示，希望每个人都能了解什么是人权，了解自己国家人权的状况，以及一起扭转人权恶化的趋势。

二、印度赴美留学人数15年来首次超过中国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在美国国务院的资助下每年都会发布国际教育交流报告，公布各国赴美留学人数。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位居榜首。然而，今年的报告则显示，上个学年度印度学生人数暴增23%，反超中国位居第一。

报告封面

报告指出，赴美留学人数在疫情后连续第四个学年保持增长。2024/2025学年预计将增长3%，而上一个学年则增长了7%。这使得学生总人数达到112.7万人，占美国在学生人数的6%，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在美国留学生整体增长的同时，中国留学生上个学年减少了约4%，达到27.7万人。其中，研究生减少2.6%，本科生更是少了12.8%。据悉，2019/2020学年中国留学生达到历史高峰37万多人后就持续减少，目前已经比高峰时期少了近10万人，大约是10年前的水平。

与之相反的则是印度。印中两国一直占着美国留学的半壁江山。在上一学年，榜首印度有约33.2万人赴美留学，连续四年人数增长，达到历史峰值。

国际教育协会还调查了国际学生人数下降的学术机构，试图找到“学生不来了”的原因。他们发现第一大因素就是因为签证办不下来，其次则是教育成本和学生决定就读其他机构。因此，该机构呼吁美国当局简化签证手续，使得留学生更容易来到美国。

三、硅谷公司扶持的中国初创企业与警方合作

微软、谷歌等硅谷大科技公司一直有通过孵化器支持初创企业的传统，其中就包括大量中国公司。然而，科技媒体《Rest of World》19号发布一篇文章，指控这些企业中许多都在和中国当局合作，为他们提供警务和数字极权的审查技术支持。因此，硅谷巨头们间接当了帮凶。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指出，微软自2012年在中国启动了“微软创业孵化器”项目。该项目支持了超过800家公司，为其提供办公空间、技术资源、云服务以及投资者和客户的对接。不仅微软一家，谷歌、亚马逊和英伟达等其他科技巨头也在提供类似服务。

作者指出，尽管这些项目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技术创新，但部分中国初创企业在加入孵化器之前就已经开发或销售审查和警务技术。作者根据公开信息列举了大量的案例。比如，中国达观数据公司在加入微软计划后，为中国警方开发了追踪旅行者和嫌疑人的大数据系统，并销售用于审查政治敏感内容的软件。谷歌前工程师赵勇在2013年创办了人脸识别公司格灵深瞳，并得到了微软的帮助。然而，该公司随后就在新疆与中国公安部门合作开发监控工具，用于面部识别和少数民族的监视，其后受到了美国制裁。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数字极权批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美国政府制裁了多家涉事公司，并限制美国实体在中国投资敏感技术领域。微软和谷歌的孵化器项目因此受到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审查，部分议员质疑其在中国的业务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尽管微软和谷歌强调其项目支持的是广泛应用的技术基础设施，而非专注于监控技术，批评者认为，这种“通用技术”恰好满足了中国政府对智能监控的巨大需求。文章指出，这其实是一个技术伦理的问题，这些大科技公司可能并不是故意要帮助中国当局监控人民，然而无意间却提供了技术支持。

最后，作者引用前外交官刘易斯的话表示，随着美国政界反华情绪日益高涨，这些孵化项目很大概率会被关闭。实际上，美国风险投资机构和科技公司已经在通过剥离中国业务并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来应对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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