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人，正在逃离悉尼！（组图）

近年来，悉尼正在经历一场年轻人外流的浪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迫告别这个曾经以“机会之城”著称的地方。究其原因，高房价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悉尼正变得越来越“不宜居”，这不仅给年轻一代带来了生活和财务的困境，也对悉尼乃至整个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房价困局：悉尼如何失去了吸引力？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悉尼的房价持续上涨，增幅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的速度。

2012年时，悉尼与新州其他地区的工资差距为1.3万澳元，住房成本差距为1.1万澳元；到了2022年，工资差距虽增至1.6万澳元，但住房成本差距却飙升至2.4万澳元。

也就是说，悉尼虽然仍然提供较高的工资水平，但这种收入优势已不足以弥补高昂的生活成本。

e61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指出，从2016年到2021年，30到39岁的人口从悉尼流出的速度显著加快。这一期间，共有38,121名30多岁的居民搬离悉尼，而上一时期（2011至2016年）这一数字仅为20,966人。

大量年轻劳动者离开悉尼，不仅是城市吸引力下降的表现，也是城市房价高企对普通人群排挤效应的体现。

悉尼Parramatta市议员Andrew Charlton对此深感忧虑。他表示：“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解决住房供应问题，悉尼的许多城区可能会因为年轻人搬离而变得‘没有孙辈’。悉尼的高工资曾经可以支撑高房价，但这一逻辑如今已不成立。”

（图片来源：The Australian）

一项更为严峻的趋势是首次购房者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2024年，悉尼的平均房价已达到97.3万澳元，即使支付最低的5%首付款，也需要48,665澳元，而20%的首付款更是高达19.5万澳元。

（图片来源：ABS）

这对普通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企及的门槛。

29岁的咖啡师Camila Llanos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她目前在两家咖啡馆打工，几乎将所有收入用于支付房租和生活开销。她说：“我喜欢悉尼，但高房租和高交通成本让我难以继续生活下去。”

她的一位朋友因为租不到房子，已经搬去墨尔本生活。Camila表示：“未来，我也很可能搬出悉尼。”

房贷压力攀升：购房门槛的历史新高

不仅房价让人难以承受，房贷支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ANZ CoreLogic住房可负担性报告》显示，澳洲的住房可负担性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如今，年收入10万澳元的购房者仅能负担全国10%的房产，而在2020年这一比例为50%。即便是年收入达到17.2万澳元的家庭，如今也只能买得起50%的房产市场，大大低于2020年的80%。

首次购房者的处境尤为艰难。根据数据，2019年首次购房者的首付款中位数为8.9万澳元，而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5.7万澳元。

（图片来源：AFR）

即使贷款利率较低的年份，房贷支出的收入比例也让人吃不消。

截至2024年9月，全澳家庭支付房贷所占收入比例高达50.6%，疫情前这一比例仅为29.6%。

这意味着即使是双职工家庭，每月的房贷支出也已超出可承受范围。

在悉尼这样的高房价城市，首次购房者更加依赖父母的经济援助。Accent Research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年轻人可以在没有外界支持的情况下独立购房。

（图片来源：MacroBusiness）

买房的能力已经从收入水平的体现转变为家庭背景的比拼。

老年人占据优势：代际财富转移的加剧

与年轻人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老年人的稳固经济地位。由于多数老年人完全拥有房产，他们无需承担房贷压力，也不受租金上涨的影响。

同时，较高的储蓄利息回报与较低的所得税影响，也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财务实力。

根据PEXA Group的最新报告，2023至2024财年，新州、维州和昆州三大州通过现金交易完成的住宅销售总额达到1380亿澳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

这一时期，共有约114,000处住宅通过现金结算，同比增加3.9%。老年买家凭借充足的资金储备，成为房地产市场中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图片来源：CBA）

PEXA首席经济学家Julie Toth表示：“由于现金买家对利率波动几乎没有敏感性，他们能够稳定市场。这类买家占到了总交易的28%，预计随着人口老龄化，他们的比例会继续增加。这也是房地产市场在过去一年中保持相对稳定的关键因素。”

这一趋势同样得到了人口统计学家Mark McCrindle的认可。他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大幅波动几率极低，因为老年人作为重要的现金买家，随时准备介入市场以获取房产。

“他们通常在市场出现机会时迅速行动，手握充裕资金的优势让他们对市场有着强大的掌控力。”

婴儿潮一代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房产和财富的重要拥有者。他们不仅主导了房屋所有权，还通过现金交易进一步巩固了在市场中的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一代在面对高房价和不断上涨的首付门槛时，显得力不从心。对于没有父母经济支持的年轻人而言，在悉尼等大城市买房已成为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这种代际差距正在深刻改变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格局和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

城市外流对经济的深远影响

年轻人的大量外流对悉尼经济的生产力产生了直接冲击。生产力的提升需要依靠高技能劳动力的集中，但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许多年轻劳动者选择离开这些高薪岗位，从而导致资源分配效率下降。

财政部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澳洲的生产力年均增长仅为1.2%，创下过去60年的最低水平。

而在198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生产力年均增速可达3%。这种停滞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也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生活水平改善。

此外，城市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平衡问题也愈加凸显。数据显示，高技能工作者如医生、会计、设计师等职业，在悉尼的工资虽高于偏远地区13,730澳元，但扣除住房成本后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差异，同对比只多了700澳元。

而对于护理、服务行业劳动者，他们在悉尼的净收入还低于偏远地区同行，扣除房价他们甚至比同地区同行亏了8,250澳元。

对于工业工人而言，例如卡车司机和劳工，他们在城市的平均收入不仅低于偏远地区约1,000澳元，再加上城市的高房价压力，使得他们的整体财务状况比地区同行差了近1万澳元。

悉尼失去吸引力并非个例。从2016年至2021年，每年有净13万人从悉尼搬离。如果没有海外移民的补充，悉尼的人口早已出现负增长。

改变的契机：解决住房危机迫在眉睫

如何解决悉尼的住房危机已成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首要挑战。

AMP Capital的首席经济学家Shane Oliver指出，澳洲每年需要建造25万套新住房，而当前供应量仅为17.6万套。这一差距意味着即使未来房价涨幅趋缓，住房短缺问题依然难以缓解。

政策改革应包括加快土地开发、提高建筑效率以及为首次购房者提供更多支持措施。此外，加强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机会，也将有助于分散城市中心的住房需求。

结语

悉尼，这座曾经象征着机会与繁荣的城市，正面临着自我重塑的迫切需求。如果无法有效应对高房价带来的社会问题，它可能失去的不仅是年轻劳动者，更是未来的经济活力与增长动力。年轻一代的离开或许不是一场危机的终结，而是悉尼转型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