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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再无张长弓:“宝万之争”的幕后黑手,《同业鸦片》的十亿教父(组图)

1个月前 来源: 野望谷研究社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本文转载自野望谷研究社,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有的人活着,

但他却已经死了。

2024年11月,消失了3年的原兴业银行分行行长、原浙商银行总行副行长、原华兴银行党委书记张长弓传出了消息:

张长弓被查出的贪腐涉案金额,高达近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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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前能达到这个数量级的金融高管并不多。一个是原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贪腐9.8亿元),2023年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一个是原华融资产董事长赖小民(贪腐17.9亿元),2021年被判死刑。

据闻,为了保命,狱中的张长弓“咬出”了一大批过去和他拜过把子的高官“盟友”。

【一】

五道口的“贵人”

1957年冬,苏联,莫斯科大学礼堂。

这天,一位身形魁梧的东方领导人来到了这里。望着台下济济一堂的中国留学生代表们,他说出了那句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当时坐在台下的有一个叫刘鸿儒的年轻人,那年他只有27岁。事隔35年后(1992年),62岁的刘鸿儒成为了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如同自己名字中的“鸿儒”二字一般,刘鸿儒认为,极度稀缺的人才是制约中国金融业成长的最大瓶颈。怀着这样的使命,1980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在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的东南角画了一个圈,并在这里创办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这便是后来天下无人不知的“五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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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金融界公认的“黄埔军校”,从五道口走出来的金融大咖之多无人能出其右。光是刘鸿儒的嫡传弟子,就有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前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前央行副行长杜金富、前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中投公司董事长彭纯等一众牛人。

但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还要数五道口的“85级”。

在1985那年,刘鸿儒发现报考五道口的学生们成绩都很优异,可被分配到的招生名额却十分有限,五道口根本就“吃不下”。爱才心切的刘鸿儒不甘心就此作罢,他亲自向教育部争取扩招申请,在一番协调后,那一年五道口的招生人数从原定的60人一下子就增加到了90人。

这批人中,有后来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富岛基金)、原上海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戴志康(2022年,戴志康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9年);

有后来担任了中国信保公司总经理、华润集团总经理、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的罗熹(2023年,罗熹因要求员工熟读熟背他的“金句语录”而被免职);

其中名气最大的,还得数那个曾一度于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秘书帮”。这个“秘书帮”由3位五道口85级校友组成,巧合的是,他们3人先后担任了刘鸿儒的秘书——

第一个是刘连舸。

2015年股灾后,刘连舸历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中国银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

2023年,这位喜欢在晚上让女下属到自己房间里“交流心得”的刘连舸行长落马。

第二个是朱从玖。

朱从玖在2000年担任上交所总经理的时候,只有35岁,但他在仕途上却是典型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在上交所干了8年后,朱从玖历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浙江省副省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足足在副部级岗位上蹉跎了15年之久。

2023年,这位坊间传言光是“向组织申报的财产就有近十个亿”的证监会“金童”朱从玖落马。

第三个是张育军。

就在朱从玖赴任上交所的同一年(2000年),与他师出同门的张育军也担任了深交所的总经理。此后,张育军几乎步步延循朱从玖的轨迹,先后担任了上交所总经理、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

2015年股灾后,受命以“总指挥”身份亲率国家队下场救市的张育军,却因被查出内幕交易、“靠山吃山”而被“推了出去”。眼瞅着自己的五道口师弟、中信证券前总经理程博明,当年的头号明星私募基金经理、泽熙投资掌门人徐翔,昔日的左膀右臂、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这些人或被抓、或失联、或自缢身亡,绝望的张育军也走到了他的人生末路。

2021年,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6年都没有等来调查完结的张育军,因罹患胰腺癌撒手人寰。

刘连舸、朱从玖、张育军三人中,与张长弓关系最密切的是朱从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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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风头正劲的张长弓能够从一个兴业银行的分行行长,跨行升任至浙商银行的总行副行长,背后的伯乐正是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

张长弓是个懂得投桃报李的人。

浙商银行业务最为激进的那几年,恰好也是朱从玖个人财富增值最猛的那几年。只是让朱从玖没想到的是,这位他彼时颇为欣赏的张行长,竟然在若干年后成了那个把他“咬出来”的“叛徒”。

张长弓也绝对算得上一个“能人”。

从清华五道口的真传弟子,到“同业之王”和“资管教父”的乱世枭雄,从隐藏在“宝万之争”幕后的真正黑手,再到为了立功保命而不惜出卖昔日的高官“盟友”——假如有后人把张长弓的一生拍成一部电视剧的话,相信一定能够得到所有银行行长们的联袂背书。

【二】

特区的金融圈子

戴着一副金框眼镜的张长弓,举手投足间总是带着很强的攻击性。

他目光如炬,总能审时度势预判行业的未来走向;他长袖善舞,总能在尔虞我诈暗藏汹涌的资本江湖混得如鱼得水;他敢作敢为,总能力排众议绘出一番惊世骇俗的大手笔。

但鲜为人知的是,张长弓本人并不是金融科班出身。

1965年出生的安徽人张长弓,早年是一名体制内的公务员。1993年,时年28岁、工作刚满6年的张长弓就做到了江西《南昌日报》社的一个科室主任,官居副处级。

仅仅干了一年,嗅觉敏锐的张长弓就闻到了金融业将迎来“变革”的味道。要知道在那会儿,证券市场才刚问世没多久,国有银行的改制还没有启动,金融与财政的“分家”还没有完成,而年纪轻轻的张长弓就敢不走寻常路。

1994年,张长弓只身一人南下深圳,加入了刚刚成立7年、当时国内还没几个人知道的招商银行,担任招商银行深圳管理部人事部干部任免室经理(深圳管理部即后来的深圳分行)。

刚才说过,张长弓在下海之前,就已经是正儿八经的副处级了。但那会儿还名不见经传的招商银行别说是没有行政级别,就算是有,那顶多也就是一个厅局级。至于招商银行下面的一个深圳分行下面的一个部门下面的一个科室的经理,那“级别”估计也就跟一个村支书差不多。

可张长弓却不以为意,他特意选择了“管人事”——这个看似是个后台、但实际上却恰恰可以发挥自己经验特长的岗位,作为进入金融业的跳板。

直到2年后张长弓离开招行时,后来招行的3名早期“银行家”——马蔚华(曾连续担任14年招行行长)、陈小宪(曾任招行副行长,后任中信银行行长)、曹彤(曾于2004年担任招行深圳管理部主任,后任微众银行行长)都还没有来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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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派热火朝天的特区深圳,敢闯敢拼的张长弓很快就遇到了他的贵人——李仁杰。

1996年甫一开春儿,张长弓就离开招商银行,加入了长城证券,担任长城证券人事监察部总经理助理(后任副总经理)。那时候,总部位于深圳的这家长城证券才刚成立没多久,它后来的大股东华能集团还没有入股。

当时,张长弓在单位里的顶头上司,正是时任长城证券董事长、后来做到了兴业银行行长的国内知名银行家李仁杰。

而张长弓之所以能攀附上李仁杰,很大程度上又是得益于另一位大佬的面子——万建华。这位同样于五道口出身的万建华,早在20年前就是中国金融界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1985年,也就是前面说的刘连舸、朱从玖、张育军刚刚考进五道口的那年,万建华就从五道口学成毕业,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浑身是劲的万建华耐不住机关里的冷板凳,很快就跟他在五道口的同班同学——时任招商局旗下深圳蛇口工业区财务公司总经理的刘渝聊得火热。

1986年,万建华和刘渝“合谋”给招商局集团打了个报告——创办招商银行。没想到,他们俩的这个提议竟然立即得到了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袁庚的鼎力支持。第二年(1987年)春,招商银行——这家后来重塑了中国金融格局的银行,就在深圳蛇口那座仅有9层楼高的老招商大厦里挂牌成立了。

可万建华这位招行的“先驱者”,此时却依然在央行机关里安静地码格子。

一直到了1993年,也就是招商银行成立6年之后,万建华才终于抵挡不住时任招行行长王世桢的盛情邀请,离京南下深圳,加入了招行。

后来,万建华一直做到了招行总行常务副行长,成为了比张长弓高好几级的总行大领导。巧合的是,万建华的老家江西南昌,正是张长弓南下深圳之前工作的地方。

从90年代末到00年代初的那几年,正是中国金融机构集中新设和改制的激荡年代。基本功扎实、又有提议设立招商银行成功经验的万建华,从那时起便受命先后主持创建了国通证券(招商证券的前身)、香港江南财务公司、中国银联、银联商务、通联支付、金浦产投、上海国和、证通公司等一系列重要的金融机构和投资公司,也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个长城证券。

而李仁杰在就任长城证券董事长之前,正是在香港江南财务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至于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呢,不是别人,就是一手创建它的万建华。(若干年后,这个香港江南财务公司还将被招商银行收入麾下,成了今天香港中资投行——招银国际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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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万建华和李仁杰还有一层大学同学关系——二人读的都是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本科,也都是在1978年通过高考统招进去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群星熠熠的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1978级中,还有前财政部部长刘昆,以及目前分管发改、财政、金融、住建等经济领域工作的何副总。

而至于前不久刚进京的沈丹阳,现上海市市长龚正,现中央金融办常务副主任王江,前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前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前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他们皆是出身于厦大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的同门师兄弟。

【三】

嗜血的《同业鸦片》

跟定了李仁杰的张长弓,从此就在金融圈里站稳了脚跟。

1998年,李仁杰离开长城证券,回到了总部位于他家乡福建的兴业银行,担任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张长弓也亦步亦趋,担任了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综合部副总经理。

2002年,李仁杰荣升兴业银行总行行长。此后他在行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13年,一直到2015年年满60岁时方才卸任。

这期间,比李仁杰整整小了10岁的张长弓也屡获提拔。从2002年到2013年的11年间里,张长弓先后当过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南京分行、杭州分行三家一级分行的行长,堪称兴业银行系统内首屈一指的“封疆大吏”。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国银行圈里,曾有过一轮“做批发”还是“做零售”的路线之争。

所谓“批发”,就是公司金融业务;所谓“零售”,就是个人金融业务。批发业务的特点是单子大、起量快、风险集中、员工投入产出效率高;而零售业务的特点刚好相反,单子小、起量慢、风险分散、员工投入产出效率也低。

可想而知,做“批发”自然就成了绝大多数银行的选择。特别是在那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公司金融业务不光有规模上的优势,甚至在利差厚度、风险水平上也同样具有优势。此时谁要是因为担心风险集中、从而舍近求远去做属于“明天”的零售,就只会被人当成不识时务的傻子。

在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像是中信、光大、浦发、华夏这样的“嫡子”,早早地都把批发业务当成了自己的“立行之本”;只有像招行、兴业、民生这些偏居一隅的“庶出”野孩子,才被迫需要“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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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民生银行基于股东背景原因,选择了做民营小微企业这个苦活累活;招行选择了向西方看齐,提前布局别人看不上眼的零售业务;而兴业银行则凭着自己领先的同业清算网络系统,选择了一条更加独树一帜的金融市场和同业业务之路——也就是把别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当成客户。

无心插柳柳成荫。谁都没想到,兴业银行居然把这个原本就不该是一种“业务”的同业业务,愣是给做成了天下第一。

短短几年时间,兴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利润规模从之前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中的倒数,一跃升至了第二位,仅次于招行。到了2016年初,也就是李仁杰递交辞呈的那一刻,兴业银行的利润数字已经较他上任之时暴涨了100倍。

——兴业银行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独门秘笈就是同业业务;

——而其他银行之所以要纷纷效仿和对标兴业银行的同业业务,主要原因就是始于2008年底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四万亿大放水”。

从2008年底开始,各大银行乘着政策大刺激和货币大宽松的东风,争先恐后地把大批大批便宜的资金主动奉送到各家城投平台、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天南海北的工矿企业主的手中。一轮人造的“繁荣”就此浮现,以至于时任民生银行行长的洪琦不禁感叹说:

“银行利润太高,高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可没过多久,高企的通货膨胀就浇灭了人们刚被唤起的热情。一道道紧急的宏观调控令箭接踵而至,此前以“宽松”为主线的经济政策迅速掉头,转向了“紧缩”挂帅。

但企业和银行的经营都是有惯性的,盈利模式也是有路径依赖的,甜头一旦被尝过,手就再也不肯松下来。

很快,就有聪明的人就琢磨出了怎么“套利”的门道……

——监管不让银行给房地产公司放贷款对吧?

行,那我就借道信托公司的“通道”,变相绕开监管;

——监管不让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对吧?

行,那我就塞进信托公司和证券公司两层“通道”,让你根本穿透不了。

螃蟹,本来就是留给不怕扎破手的人吃的。

在这轮腥风血雨的跑马圈地中,一向胆大的张长弓把他的冒险精神发挥得淋漓极致。

从深圳分行到广州分行,从南京分行到杭州分行,凡是有张长弓主持过工作的分行,无一例外都先后成了兴业银行体系内的“大行”。而张长弓之所以能够翻云覆雨,手段也无外乎就是左手地产、右手同业。

——这也就奠定了张长弓在金融圈里“敢担当”、“能办事”、“脑子活”的个人品牌。“同业之王”的尊称,也就被人们从偌大的兴业银行转戴到了这位张长弓行长的头上。

经历过那几年的人应该都记得:

在2014年,有一个化名“顽石”的人写出了一本红极全网、豆瓣评分8.0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同业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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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2013年6月金融市场的“钱荒”为背景,描述了一群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设计复杂金融产品,层层嵌套、空转资金、变现放贷、违规套利的嗜血故事。书中虚构了几家银行——浦江银行、民商银行、长信银行、绿民银行,眼尖的人光从这些名字就能揣摩出它们的原型到底是谁。

书中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

“金融市场是个冷酷无情、贪婪血腥的地方。越是神话般的大赢家或者大输家,人格越是有点儿扭曲,远离常人标尺。他们内心孤独,充满极端化的冲动。”

“不知从哪年算起,中国资本附体创世纪的能力,崛起资源,腾云土地,红顶财政,结义银行,借道信托,笑藏理财,喝令资本市场;

资本力量在中国展现了血腥、野蛮、凶残、贪婪的原始本性,它洞穿体制,驾驭乌纱,俘虏官嘴,控制灵魂,置换信仰,把社会导入拜金的历史漩涡中。”

而这些对于当时正一路狂飙突进的张长弓来说,自当是感同身受、脊背发凉:书中那离奇曲折的故事,几乎桩桩件件都能从张长弓的日记本里找到出处。

但恐怕就连张长弓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向得命运女神眷顾的他,竟然也会在金融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运动中被整得粉身碎骨!

【四】

魔幻的“宝万之争”

十多年以前,我还在一家股份制银行的总行部门里搬砖。望着每天从指尖流过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资金,我时常感到无尽的空虚与茫然:

——难道这种自娱自乐式的金融同业业务,真的对社会有哪怕一丁半点儿的用处?

——靠着眼花缭乱、层层嵌套的金融工具“创新”来牟利,这跟一群亡命之徒在黑压压的赌场中吸吮鸦片、茹毛饮血又有多大区别呢?

所谓“同业”,不过就是监管套利;

所谓“资管”,不过就是合同游戏!

只可惜,那会儿只是一个底层牛马的我根本无权对这些深邃的课题发表意见。我能做的,不过是在午休时间跟人一起八卦八卦张长弓们的财阀故事,以此给下午即将到来的昏昏欲睡打点儿鸡血。

很多人都知道,李仁杰在2016年到龄卸任之后,又加盟平安集团旗下的陆金所——这家中国当时最大的P2P平台和后来最大的网贷平台之一,做了几年董事长。

但少有人记得的是,在李仁杰赴任之前,是张长弓先加盟到陆金所打的前站。当然了,张长弓在陆金所待的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也就是一年半。

2015年,在前面说的那位贵人——朱从玖副省长的引荐下,张长弓回到了杭州,担任浙商银行总行副行长。

暴风雨到来之前的狂欢,总是最魔幻的。

此时,尽管铺天盖地的金融监管风暴已经箭在弦上,但刚满50岁的张长弓正欲迎来他的人生巅峰。多年行走江湖的张长弓不可能不知道风险,但“自信人生二十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他却选择了有意或无意的自我麻痹。

在当时的浙商,张长弓尽管只是个副行长,但他的实权地位却丝毫不亚于行长甚至董事长。而当时的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和行长刘晓春,也不约而同地给予了张长弓几乎不设上限的充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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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里,浙商银行的核心利润机器就是“两金两资”四个部门——金融市场部、金融同业部、资产管理部、资本市场部。而张长弓不仅是这四个部门的直接分管领导,而且还是它们的风控总负责人,只要“他审批通过,一般就可以放款”。

也许觉得这样的牵绊还是太多,张长弓又在浙商银行之外新设了两个平台——一个是浙银资本、一个是浙商产融。凡是浙商银行不方便出面的事儿,张长弓就统统交由这两个隐蔽在灰色地带的机构去干。

凭着这两杆枪,张长弓不光把“同业之王”的名号带到了浙商,他还继续通过一番番翻江搅海的运作,又给自己坐实了一顶“资管教父”的桂冠。

而张长弓引以为傲的代表作,便是2015年股灾后持续了2年之久的中国第一商战——“宝万之争”。

在2015年之前,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宝能地产这家小公司,更不知道它的老板姚振华又是何方神圣。即便是自认为对宝能“知根知底”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当在面对来自宝能的频频狙击时,也不过蔑称老姚就是一个“不被欢迎”的“野蛮人”。

对于这场先后拖入了万科、宝能、华润、安邦、恒大、深铁等一众“巨头”的商战,其惊心动魄的细节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在宝万之争中“妄言”过猛,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也许不会那么快被“下课”。

但吃瓜群众们在观战的同时,大多都忽略了一个细节——

宝能在二级市场上为了购入万科股票,累计消耗资金高达500多亿元!

要知道,宝能为了实现自己控股万科的目的(同时也为了保住万科股价、从而不让自己亏损或者爆仓的目的),这500多亿元在短期是不可能拿回来的。不光拿不回来,甚至宝能随时都要准备追加投入,这500多亿元很可能只是个开始。

当时,万科作为国内地产业首屈一指的霸主,账上的货币资金也不过就是600多亿元,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使用受限的。小小的宝能究竟是哪儿来的实力,随随便便就能动支500多亿的现金呢?

答案,就藏在张长弓的身上——

当时,张长弓指使浙商银行管理的理财资金,借道自己控制的浙银资本、以及与兴业银行同属一系的华福证券的通道,累计向宝能注资了133亿元;

接着,姚振华再拿着这133亿元(中间级),加上自己向张长弓许诺的67亿元自有资金(劣后级),合计共200亿元一同注入宝能实控的前海人寿保险,进行洗白;

之后,姚振华再拿着这洗白后的200亿元,再向其他银行、信托和证券公司按1:2到1:4不等的比例配资,又融到了300多亿元资金(优先级)。

——也就是说,姚振华从始至终以自己的名义出资的,只有那67亿元,但最终却撬动了超过8倍的杠杆;

——更进一步说,即便是这67亿元所谓“自有资金”,绝大部分也是姚振华以质押前海人寿的股权所获得的融资,真实的杠杆比率远远不止8倍!

而姚振华之所以敢如此不计后果,就是因为他傍上了张长弓这位“大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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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场举世瞩目的商战以宝能的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个“失败”只是相对于姚振华此前意图控股万科的目标而言的。如果只算财务账的话,姚振华不仅没有亏,反倒还大赚了一笔。

事后有人测算,宝能在这场商战中赚到的股票增值收益高达300多亿元。可想而知,这其中必有相当部分流回了它的金主——张长弓,以及其背后浙商银行体系的口袋之中。

其实,不只是姚振华的宝能,还有贾跃亭的乐视网、马兴田的康美药业、P2P平台的资金托管——这些当年市场上的“响雷”,几乎没有一个是张长弓缺席了的。只是当时他那只明知踩了“雷”的脚还不肯抬起来,他还天真地以为自己会有办法将之“周转腾挪”过去。

那几年浙商银行的财报,也反映了这一点。

5年之中,浙商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从1万亿一路飙涨到2万亿。特别是2015和2016两年,净利润增速更是分别高达38%和44%。这个数字对于重资本、重资产的银行业来说,不可谓不惊人。

所以我一直说:没有什么比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更加不可信的东西了!

事实证明,这一切光鲜亮丽的虚幻泡沫,从张长弓离开浙商银行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终将被戳破的宿命。

2019年底,张长弓去职浙商,低调上任广东华兴银行党委书记。

望着眼前这家规模、地位都比浙商银行不知小了多少倍的华兴银行,张长弓的心情再没了当年畅想着“再造一个浙商银行”的那般豪情万丈。

毕竟,明天系的肖建华、安邦保险的吴小晖、华信系的叶简明、海南航空的陈峰,这些曾经的混世魔王们都已经一个接着一个的跌入尘土。他张长弓又何德何能可以独善其身呢?

【尾声】

“不归路”

2021年9月,张长弓的简介被悄无声息地从华兴银行官网上撤掉。心领神会的人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走惯了“野路子”的张长弓肯定清楚:贪腐金额10亿元,是一个在定罪量刑时是否会被处以极刑的重要门槛。

为了保命,张长弓在大牢里供出了不少昔日的“盟友”:浙商银行原董事长沈仁康,新华保险原董事长李全,银保监会上海局原局长韩沂,徽商银行首任董事长戴荷娣,当然了,还有他那位安徽老乡、提拔他的“贵人”、浙江省原副省长朱从玖。

但要我说,埋葬张长弓的坟墓,至少有一半是他自己给自己掘下的。

以张长弓的魄力与才情,如果用在其他领域,说不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千不该万不该,他选择了金融——这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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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死了的不是张长弓,

真正死了的是属于张长弓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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