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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办法让人们多生孩子吗(图)

2024-10-18 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本文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1989年,日本看上去就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经济超级大国。它的公司正在超越竞争对手,大手笔买下洛克菲勒中心这样的美国地标。但在国内,政府已经发现了一场若隐若现、缓缓靠近的危机:生育率已降至创纪录的低点。政策制定者称其为“1.57冲击”,这个数字指的是女性在育龄期预计生育的平均子女数量。

他们警告说,如果出生率继续下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税收会增加,或者社会保障资金会缩水。日本儿童缺乏足够的同伴互动。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社会将失去活力。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推出了旨在刺激人们生育更多孩子的政策和公告。政府要求雇主提供长达一年的育儿假,提供更多得到补贴的日托,鼓励男性做家务和休陪产假,并呼吁企业缩短工作时间。1992年,政府开始向生一个孩子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更早的时候是从生第三个孩子开始发放),后来又开始向所有孩子发放双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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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Illustration by Matt Chase

这些都没有奏效。去年,日本的生育率为1.2。在东京,这个比率现在还不到1。日本去年的新生儿数量降至1899年政府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

现在,其他发达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像日本。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率”(每名女性生育2.1个孩子)的国家。

面对气候变化、核灾难风险增加以及人工智能取代就业的前景,各国为什么要关心人口减少?在全球范围内,人口并不短缺。但极低的出生率可能会给个别国家带来问题。

联合国报告的作者之一、维也纳人口研究所副所长托马什·索博特卡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来说明这一点:韩国的出生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每名女性生育0.72个孩子,1970年出生的婴儿是100万多一点。去年,这一数字为23万。显然,如果说2023年出生的每个人在他们的黄金工作年龄要养活四个退休人员,这显然太过简单化了。但索博特卡说,在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对韩国社会来说将会极其难以组织和处理”。

从意大利到美国,都出现了类似的担忧:老年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城镇人去楼空;重要职位空缺;商业创新步履蹒跚。移民可能是一种直接的解药,但在许多出生率下降的国家,接受大量移民在政治上产生了负面作用。

在欧洲、东亚和北美,许多政府都像日本一样推出了带薪育儿假、儿童保育补贴和直接现金转移等措施。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有意增加出生率的国家从1986年的19个增加到2015年的55个。

这个话题已经出现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谴责美国的低出生率,并为自己过去有关“没有孩子的爱猫女士”管理国家的言论辩护。万斯建议,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并表示他会考虑像匈牙利那样的政策,即对有多个孩子的女性征收较低的税率。民主党方面,贺锦丽提议为有婴儿的家庭提供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虽然贺锦丽没有把这说成是促进生育的政策,但它与其他国家的做法不谋而合。

支持者有时会说,如果提供带薪家庭假或免费日托,出生率就会神奇地飙升。但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这些举措的实验室——研究表明,即使慷慨的政策也只能带来轻微的增长。

经过多年的政治作秀和越来越多的政府倡议计划,现代家庭似乎不想扩大规模。“这些政策需要非常非常具有强制性,才能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偏好,”索博特卡说。“或者生下他们不想要或不打算要的孩子。”那么,什么样的措施可能会促使人们生育更多的孩子呢?如果什么都不起作用,又是为什么呢?

婴儿大萧条

有大量证据表明,政府的确可以改变生育率,但通常只有一个方向:下降。

在东亚,许多现在生育率极低的国家,曾经采取措施将生育率压低。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鼓励广泛使用避孕措施,并实行堕胎非罪化,以减少人口。同样,在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堕胎合法化,并且不鼓励家庭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

研究韩国出生率的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余明哲(音)说,他的母亲告诉他,“如果你带着两个以上的孩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可耻的。”

在欧洲和美国,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影响减弱,生育率下降了。年轻人离开成长的社区,追求事业,并建立起使得推迟结婚正常化的网络,随着他们开始晚育,他们生下子女的数量也减少了。

较低的出生率意味着进步: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减少了生育许多孩子的需要。随着经济从农业或以家族企业为主、需要后代经营的企业转型,人们开始关注休闲和其他愿望。如今,女性可以在抚养孩子之外追求职业目标和个人成就。这一切的基础是节育措施的兴起,这意味着女性可以决定是否怀孕以及何时怀孕。

而生育多个孩子的障碍也在增加。住房成本不断膨胀,打工经济让年轻人担心自己和潜在后代的财务安全。教育孩子并让他们为竞争更激烈、更不公平的就业市场做好准备的成本不断增加。教堂或正式婚介服务等曾经帮助人们找到未来伴侣的机构已经衰落。

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父母会在现有子女身上投入更多。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父母争相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并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花钱请他们接受严格的辅导。其中一些做法在美国也很常见。今年8月,卫生局局长维韦克·穆尔蒂发布了一份建议,呼吁人们关注美国父母日益加剧的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宝林(音)表示,子女不再以劳动提供直接的经济价值,也不再像前几代人那样,几乎可以保证子女会照顾年迈的父母。她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生孩子真的是纯粹的快乐,是一种偏好,你必须在休闲和职业发展方面付出代价和做出一些牺牲。”

更好的爸爸,更多的孩子?

尽管家庭和工作生活发生了变化,但事实证明,关于谁应该照顾孩子——当然是女性了——的传统观念成为了政策方略的阻力。“各种文化期望是为了适应一种已不再存在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伦敦政经学院的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多普克说。“这就是富裕国家生育率极低的根本原因。”

在日本,许多女性早年是不出来工作的,源自那个时代的严苛的工作文化使得人们难以兼顾事业和家庭。尽管有所变化,员工仍然需要长时间工作,晚上应酬同事或客户,并经常出差。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的母亲,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母亲,也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工作和家务活。

东京专修大学的社会学家和性别学者根本宫美子采访了28名担任高管或管理职位的日本女性。其中许多人都没要孩子,而那些有孩子的要么完全指望父母帮忙,要么每月的托儿费高达2000美元。“几乎所有这些女性都说,她们的丈夫没有帮助她们,”她说道。

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些政府已经在尝试解决这种不平等问题。北欧国家颁布政策,将一些负担转移到男性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支撑更大的家庭。

1995年,瑞典引入了后来被称为“父亲月”的制度,这是为期一个月的育儿假,给孩子出生后还没有休假的配偶(通常是父亲)。如果配偶没有使用这个假,就会被取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这种“要么休假,要么取消”的假期经过两次延长,越来越多的父亲开始休陪产假。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员伊尔瓦·莫伯格说:“这改变了人们对好父亲的文化期望。”

然而,瑞典的生育率并没有增长。经济学家表示,考虑到瑞典的生育率高于东亚国家,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该政策已经失败。“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是,即使生育率没有上升,也可能避免了进一步下降,”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安娜·劳特说。

一些保守派和宗教学者建议,政府应该激励女性辞职照顾孩子,而不是鼓励父亲承担更多责任。但即使是在芬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提供慷慨福利,例如允许父母在孩子出生后最高可休两到三年的产假,生育率也没有显著提高。

是婚姻,还是某种更基本的东西

如果父母之间更多的性别平等、退税和现金补贴都无法创造更大的家庭,那么绝望的政府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日本,政策制定者正在尝试一种新策略:鼓励结婚。去年,日本只有不到50万对情侣结婚,这是自1933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尽管民调显示,大多数单身男女都愿意结婚。一个障碍是,许多年轻人与父母同住——根据2016年的数据(可获得该数据的最新年份),在20岁至39岁的群体中,有近40%的人与父母住在一起。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家庭研究所支持生育倡议主任莱曼·斯通说:“和母亲住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寻找终生伴侣的理想浪漫环境。”

日本的政界人士也谈到了提高工资的重要性,一些经济学家表示,政府应该支持可能促成交往的企业社会活动。LGBTQ的倡导者认为,日本应该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并帮助这类伴侣生育。

东京政府最近推出了自己的约会应用程序,但尚未公布注册数据。在社交媒体上,这一举措引起了埃隆·马斯克的注意,本地民众却没什么兴趣。

很难想象,与日本过去三十年的举措相比,这一支持结婚的举措能更有效地提高出生率。归根结底,政府能做的似乎也就这么多了。

在中国,专制政府为鼓励生育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已经引起了反弹。在民主国家,稍有强制意味的政策也可能招致激烈的反对。事实上,像是否要孩子这样重大的决定,很少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或谁来换尿布。

传统的政府政策可能无法影响这些选择。对于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生育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涉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希望成为哪种社区的一部分、我们如何看待未来。有时,这也与运气有关。索博特卡指出,“政策不可能在正确的时间为你找到你梦想中的完美伴侣。”

这并不是说为刺激高出生率——或者至少部分出于这个原因——而实施的一些政策,是没有意义的。提供高质量、得到补贴的托儿服务,鼓励父亲参与孩子的生活,并重塑工作场所,让员工与家人互动,这些都有助于改善那些为人父母者的生活。

在东京,有孩子的朋友都对这里物美价廉的托儿所赞不绝口,在这里,从婴幼儿到五岁大的孩子都能吃到营养午餐,保育员每天都会发送照片和个性化的最新信息。与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相比,我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父亲在周末带着孩子乘地铁和去游乐场玩。

然而,人们还是难免有这样的感觉:老年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婴儿。而我所看到的比父母带着幼儿更为常见的情景是:成年人牵着穿毛衣和毛线鞋的狗,用背带把狗狗挂在胸前,或者用婴儿车推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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