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行赏：周恩来接见群众的几件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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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中周总理工作量成倍增加,操劳殊甚

1966年下半年,国务院机关处于瘫痪状态, 秘书厅和八个办公室都不能办公了,只剩下吴庆 彤和孙岳负责的值班室,我记得值班室只有张一 知、刘冰清、孙家栋、王贤等人。总理办公室原 有秘书一二十人,到这时只剩周家鼎和外事秘书 钱嘉东、机要秘书纪东。虽然协助总理的工作人 员大大减少,但总理的工作量却成倍增多,要参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重要人物落选,并不是候 选人的刘宾雁所得票数仅次于主席巴金。举座 哗然,舆情激昂。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我 在会上和会后分别写了两篇文章:《“评论也应当 是自由的”》和《评坛的春风》。“评论”即自由评论、自由讨论,好处说好坏 处说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知之为知之,不知 为不知,欢迎批评,欢迎反批评,允许说错、允许 改错,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看人因作家而异、评 文读者有别,学术之争,舆论岂能一律!历史 的教训警钟长鸣:学术上强求一律,不一律?棍 子飞舞、大刑侍候!

毛泽东当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被理 解为倡导自由,鼓励不同流派的竞赛和不同学派的 争论,但到后来,干涉多了,自由没了,文字狱来了。 “左”的政策怕评论、压制评论,办法是诛心之论,深 文周纳,无限上纲,可怜的评论三缄其口。岂知口 是封不住的,进而就是政治解决、军法从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局势改观,评论扬 眉吐气,自由地呼吸,但有时不大自由或大不自由, 头顶帽子乱飞,本来走在创作前面的评论,后来落加中央的会议,还要频繁地接见中央机关和红卫 兵组织代表。《“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一书记 载,1966年下半年,周恩来共接见北京和外地来 京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160多次。

我当时 在8341部队工作,周恩来在中南海内的接见活 动,绝大部分我都参与了现场保卫。受的接见先由国务院值班室通知被接见单位的负 责人,确定人员名单。如果人多,要落实带队人姓 名和人数。

我和三中队干部再调几个队员,在中南 海北门外问清后,核对名单,清点人数,带进国务院 会议厅。有时几个单位分批接见,后见的在会议厅后了。落后不仅表现在评论作为创作的勇士的一 面,而且表现在评论作为创作的谋士的一面;不是 敢不敢鼓励作家反映社会矛盾,而是如何帮助作家 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艺术地开拓作品的主题。

评论自由,必须言者无罪

要出现科学的、说理的、富有个性的评论,其 思维必须进入自由状态,必须有政治民主的保 证,确保其不受任何的干涉、排挤、猜忌、攻讦、压 制、报复和暗算。

评论自由必须言者无罪。除言者无罪外,还 应当提出“论功行赏”,奖励那些不畏劳苦、张扬 新说、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智者和勇者。

党把自由给予评论,评论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党把自由给予文艺界,文艺领导谨防叶公好龙。

希望我国作家评论家组织社团,开设“沙 龙”,在创作刊物的周围形成艺术流派,让创作争 妍斗丽,让评论放言高论,那将是一番多么诱人的景象啊!

东厢房等候。有时天都快亮了,总理有别的事要走, 没接见的单位只能听候安排,下次接见。

接见最多的部门有铁道部、外交部、七机部、 卫生部等,接见的红卫兵组织有新疆红二司、唐 山铁院红旗和成都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 学院、郑州大学及北京各院校的组织。总理找铁 道部谈得最多,几天就见一次,有时只见总调度 一个人,总理反复强调:铁路是国家的命脉,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一分钟也不能停顿。

法。”静了一会儿,部长助理龚澎说:“我从1936 年入党,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说着就 不成声了。这时副部长韩念龙站起来说:“报告 总理,龚澎同志被批斗时,已经两次晕倒了。”总 理听后,当即表示:“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批准 的,给龚澎同志两星期假,让她休息。”总理又问 了一些人的出身经历,最后对这些老干部说:“要 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意义,要从保证国家不变颜色的高度去看待,自 己暂时受点委屈,要想得通。

二、周总理批评姚登山:“低头认 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外交部见得也多。1967年8月7日王力讲话 后,外交部夺权,造成了短时混乱。8月31日晚, 在接见外交部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时,总理肯定 了姚登山在印尼好的表现,同时批评他说:“你从 印尼回来,是我建议毛主席接见你的,你却头脑 发涨,忘乎所以了,你和一部分人夺了外交部的 权,外交部一个时期的混乱。”总理强调:“外交权 是毛主席亲自掌控的大权,谁也不能夺!”姚登山 站着向毛主席请罪,又向周总理低头认罪,总理 说:“低头认罪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关键是真正认 识错误,改正错误。”

总理在接见外交部司级以上干部时生气 了。起因是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领导干部时出现 过火行动。总理要找高级干部做做思想工作,但 外交部联络站却派了四个人来监视。总理一看 来了四个年轻人就问:“你们是哪里来的?”答: “是联络站的。”总理又问:“谁通知你们来的?”他 们答不上来。总理说:“今天我明明是通知当权 派来,没有通知你们来嘛,你们怎么就来了?你 们这是干涉我的工作嘛,我一个总理,不能召集 属于国务院的干部开会吗?”总理又说:“你们是 不放心来监视嘛?我们是光明磊落的,没有不可 告人的事。”

又对记录的秘书说:“你记什么?有 什么好记的!烧掉!让他们记。”秘书从记录本 撕下已记的几页纸,当场烧掉了。我以为联络站 那几个人应该退场了,但他们依然尴尬地坐在那 里。总理转过来对干部们说:“同志们,对于这突 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些想不通,可以 理解。我今天让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想法。”静了一会儿，部长助理龚澎说：“我从1936年入党，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说着就泣不成声了。这时副部长韩念说站起来说：“报告总理，龚澎同志被批斗时，已经两次晕倒了。”总理听后，当即表示：“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我批准的，给龚澎同志两星期假，让她休息。”总理又问了一些人的出身经历，最后对这些老干部说：“要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与意义，要从保证国家不变颜色的高度去看待，自己暂时受点委屈，要想得通。”

三、周总理批评叶正光,教育他 继承父亲叶挺遗志

七机部是国防工业的重点部门,但在北京又是最乱的单位,总理找他们谈得最多,几次当面 批评916组织头头叶正光大方向不对,他说:“你 父亲叶挺,从广东打到武汉,是一员闯将,是常胜 将军,你要继承他有遗志,我们都要学习他。”

1967年后期找卫生部谈话也较多。本来总 理委托李先念代表他和卫生部谈,但是先念见了 一次就遭到炮轰,谈不下去了。无奈,总理再劳 累,也得亲自找他们谈,并谈了多次。有一次,听 到他们想把一个年事很高的植物人作实验,看看 他能活多长时间,总理批评他们不是把主要精力 财力,用在能够治好的人身上,而是用在已经成 了植物人没希望医治好的人身上,这个方向不 对头。

在接见广东的港澳工委时,总理说把内地的 一些做法搬到香港去不妥当,这样做暴露了我们 的力量。

1966年12月21日晚,总理接见上海锦江饭 店的群众组织,听他们汇报,他们将上海交际处 处长兼锦江饭店经理的任经理也带来了。我过 去跟毛主席去上海时和他见过几次面。任经理 老看我,我却不便和他打招呼。

四、周总理保护彭真,彭真化险为夷

1966年12月6日早晨,突然接到通知,总理 要见文艺口的五个红卫兵。我和三中队干部从 中南海北门把这五人带到会议厅。五人都是大学生,显得很疲惫。总理秘书周家鼎说:“总理让 他们来,是听他们汇报抓彭真的事,要批评他 们。”这事他们不愿意别人知道,让我们警卫人员 回避。于是,我们便坐在帘幕后边。

总理来了以 后,问了几个人的姓名,然后说:“革命小将的一 切革命行动,我们是一贯支持的,但你们把彭真 抓走,这件事是错误的,你们事先也不请示中央, 事后也不报告,彭真是高级干部,如果哪一环节 出了问题,怎么对党内外交待?”他们先把彭真家 的电话线全部切断,然后冲进屋里,强行把彭真 架到小车里,转了很多个弯,最后把他在舞蹈 学校,现在还安全。反对派也不知道。总理让 他们把彭真交出来,送到西郊某地,由卫戍区某 团长负责接收。在这之前一定不能出问题,要 保证他的安全。交代清楚后,总理才离开会 议厅。

在总理跟前做保卫,听过他们很多谈话,但 当时不能记录,也没有条件记录。但对他的一些 话印象很深,至今难忘。

总理多次自我批评,说他在历史上犯过错 误。希望青年人,一定要提高政治觉悟,增加科 学知识、历史知识,将来为人民做出大的贡献。 他说:“有些错误是不自觉的情况下犯的,比如: 1927年上海第三次起义胜利,大家在欢欣鼓舞, 当北伐军打到上海时,我们的负责人去与北伐军 谈判回来时,家里的人把武器交了出去,大家都 不以为然,认为反正交给北伐军了。当蒋介石背 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革命者 时,才认识到以前行动的错误。所以说,教训比 经验还可贵,那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

五、周总理批判“血统论”

文革初时,社会上刮起了一阵风,把人的家 庭出身分成什么“红五类”、“黑五类”。总理说: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 的;但是走什么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关键是个人 站在什么立场,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还是站 在人民立场上。”

他说:“我就是出身于旧的官僚 家庭,但我个人走的是革命道路。”他对红卫兵们 说:“你们可以回家问一问父母,他们不少是出身 剥削阶级家庭。但是,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成了革命干部,你们现在的家庭应该是革命家 庭。”

六、周总理嘲笑“红海洋”

当时社会上搞什么“红海洋”,有人甚至要求 交通红绿灯都要改过来,红色放行。总理说,他 问过他的司机,司机说:“红色的无论白天、黑夜、 晴天、雾天,最鲜艳醒目,能起到警示作用。”总理 回家总是习惯下车后在院子里散步。一次,他指 着美人蕉红花哨兵问:“这红花好看吗?”哨兵 答:“好看。”总理又问:“光有红花没有绿叶好看 吗?”哨兵答:“不好看。”总理说:“是嘛。红花还 要绿叶配嘛。”

“总理还说:“有人提出长安街也是封建色彩, 要改成毛泽东大街或东方红大街。甚至有人说 我周恩来的名字也是封建的东西,建议我改名 字。改长安街名字,我报告毛主席,主席说:“社 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有什么不好?不要改了 嘛。’至于说到我的名字,是封建的东西,那我的 姓还不是几千年前的一个周姓大奴隶主家族传 下来的?改了名,不改姓,也没有脱离开封建的 东西。其实姓名只是一个人的符号,是个形式, 关键是人的思想立场,改姓名是改不胜收。”

"总理有超强的记忆力。他接见群众总是先 问姓名,后问籍贯职业。问籍贯只说县,说到县, 总理就知道属于哪个省,那个县有什么特证,出 过什么名人。凡被总理问过姓名的人,过些时间 再见时,总理都能记得住。那时总理几乎每晚都 在接见群众,一夜见三四拨。总理有时站起来, 趴在椅背上听大家汇报,大家看到总理累得这 样,请他坐下听,他说:“这样就是休息。”有时到 了早晨6点多钟,我们回去睡觉了。总理却不能 睡。秘书周家鼎说:“总理回去还得批阅文件,我 给挑的,必须今天看的批的,还有这么高。”他用 手比划,有一尺多高。我目睹了总理的劳累,也 目睹了他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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