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满世界搬家的中国家长，就能逃离“内卷”了吗？（组图）

时隔五年，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二季上线播出，导演周轶君携团队走访了五个国家，观察它们在童年教育阶段的不同传统和探索创新。通过不断地走访，她发现教育的可能性就像人生的可能性，只要打开眼界，选择远比想象的多。

在成为导演之前，周轶君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新华社驻巴以地区的战地记者、香港凤凰卫视国际新闻记者，以及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的常驻嘉宾。拍摄《他乡的童年》始于她成为母亲后的困惑，那时她对怎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没有把握，走出去看看不同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第一季中她走访了芬兰、日本、英国、以色列和印度等不同国家，纪录片播出后在豆瓣收获了8.8的评分，引发了观众对不同教育方式的讨论，这给了她拍摄第二季的信心。通过不断地走访，她发现教育的可能性就像人生的可能性，只要打开眼界，选择远比想象的多。

导演周轶君成为母亲后，决定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教育的答案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他乡的童年》从幼儿和小学生教育延伸至了各个不同的教育阶段和教育形态，甚至是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在周轶君看来，教育根植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无法脱离社会背景独论教育。在《他乡的童年》中，周轶君常常以主持人的身份出镜，片中充满了她与异国文化不断碰撞的火花，这也成为引领观众不断代入自身感受的观看线索。那些鼓励尝试、容忍犯错的教学态度，启发孩子学习兴趣和自驱力的教学方式，以及尊重每个个体、引导学生独立思辨的教学氛围，更容易成为纪录片的拍摄主题。显然，这难以囊括几个国家的教育全貌，更多呈现出一种创作者有意识的甄别。通过拍摄《他乡的童年》，周轶君希望能为教育工作者带去更多可供参考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她也期待着更多家长能从改变家庭内部环境开始做起。“向世界要好的教育方法，很多教育在家里也可以实现。”

以下是周轶君在采访中的自述。

我在教育方面有很多困惑，想去寻找答案

几年前，有人找我拍纪录片，问我有什么想法，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儿童教育。纯粹因为我是一个妈妈，当时我的两个孩子还小，我在教育方面有很多困惑，想去寻找答案。我们这一代人受教育和成长的模式是固定的，就是考好成绩、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没有那么多纷纷扰扰的讨论。但是现在大家对这些没那么确定了，明显感到过去的那一套东西有问题，但是新的方法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需要培养的人不一样了，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纪录片选择拍哪些国家更多取决于我对哪些国家感兴趣，这跟我做过多年国际新闻记者的经历有关系，以前的工作就是满世界跑，会很自然地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是从社会样貌当中去找教育，而不是直接去找教育。当时我和投资人在咖啡馆聊这事，在餐巾纸上就写出了几个想拍的国家，我觉得一个国家最后呈现的样貌，肯定能在它的教育里找到根源。

我想到的国家，首先在社会样貌和国家形态上会比较特殊。我曾在英国留过学，知道这里有很多人向往的精英教育，但也存在刻板印象；而印度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对它的了解其实很少，都说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人多，那人口同样庞大的印度是什么样呢？我希望能从教育的角度去重新观察这些国家。

第二季拍摄的第一站是新加坡。我对这个国家一直很好奇，它的经济发展堪称奇迹，在这个面积狭小、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人才被视为最重要的投资对象。长久以来，新加坡的升学制度是一场由考试和分流驱动的程序，其中小学六年级的离校考试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而竞争则远远早于这场考试，它开始于学生进入什么样的小学和幼儿园。调研之前我就知道他们很卷，但没想到会这么卷。

新加坡有70%以上是华人，观念上跟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很多不同。近几年，新加坡教育界开始显示出求新求变的决心，从2023年开始，新加坡取消了中小学所有年级的年中考试，小学生离校考试也进行了大幅度的积分制度改革，我知道这里面是有文章可做的。然而，政策改革带来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家长和学生在升学道路上的竞争心态依然没有改变。一位新加坡教育部官员告诉我，状况的改变还有赖于家庭和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尤其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定义“好学生”。本质上我想关注的还是竞争的话题，社会靠竞争形成一种稳定的体系后，很难在短时间内调整过来。

新加坡一所学校挂的标语

去泰国拍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注意到很多中国家庭带着低龄孩子过去留学，连我身边的朋友都开始考虑移居泰国。这些中国家庭不想卷也卷不动了，希望换一个环境，并且泰国的国际学校意味着更高的性价比，这里的学费往往比国内便宜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

我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像中国父母这样的，普遍在孩子身上投入这么多，陪读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举家迁移、倾尽所有。我想看看他们换了环境以后，是否真能如自己所愿。然而据我了解的情况，走出去的人前路依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很多学生从国际学校毕业以后，申请欧美大学还需要重新考试，因为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录取名额是有限的，没人能保证你一定能上。你会发现这些家庭在走过了某个阶段后，再往后怎么走就不知道了，焦虑不过是被推迟了。

以一个典型中国人的视角，去发现教育的可能性

纪录片最初设想的观众就是我自己，没想到第一季播出后，反响这么强烈。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读书活动，现场有位观众站起来说，她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将来要当老师，这个纪录片改变了她对教育的看法，同学之间也在互相推荐。我当时挺感动的，如果这个片子真能影响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我就觉得有价值。第一季播出后，平台也很快找到我续拍第二季。当时我还有点担心，第一季已经拍了这么多国家，第二季还有什么可以拍的？结果一做调研，发现大千世界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现在都在说世界的全球化，其实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仍然很大，不一样的可能性太多了。

我们拍教育，不仅仅是拍学校和小孩，也会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理念。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和教育塑造了那个国家的人。这个纪录片实际上是要告诉大家：“新加坡人为什么是新加坡人，法国人为什么是法国人，德国人为什么是德国人。”在片中，我是以主持人身份串联起故事的人，如果只是客观地去呈现一个国家的教育，那素材筛选无异于大海捞针，所以我需要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一个典型中国人的视角，去碰撞和发现对中国人有所触动、有所启示的内容。当我看到别人教育制度中好的地方，并不是说要把孩子送过去，而是想让大家认识到别人背后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我们可以如何完善自己的教育设计。

德国的教育有特别自由和开放的一面，我在这里看到了全欧洲做得最极致的性教育。在四五年级，孩子们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政府规定，这个时候他们要开始接受性教育。课堂上，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围坐在一起，交谈彼此身体的变化，老师会告诉他们身体哪些部位是可以被触碰的，如果被触碰也要征求自己的同意。在一家免费的性教育机构里，我看到了各种造型逼真、尺寸精确的教具，目的是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地使用避孕套，避免意外怀孕。德国性教育的成熟令我震惊，但德国的早孕率确实是整个欧盟中最低的。

德国的大胆革新，也体现在他们在不断寻找新的教育方法。在德国一个小镇，我们发现了一所现实版的“巴学园”，就是《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巴学园，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个传说，没想到在这所学校里看到了。这所小学的低年级是混龄班，班里的孩子从5岁到8岁都有，每个人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都不一样，一切都由孩子自己决定，没有一刀切的标准，也就没有“跟不上的差生”。这所学校的校长认为，最重要的是教会孩子成为具有自主能力的人，而不是等着别人把东西喂给他。我发现这里的学生都特别自信，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每天要干什么，这让我特别惊讶。

一所小学的混龄班里，校长主张培养孩子们的自主能力

哲学教育在法国的学校特别普遍，我觉得哲学的核心在于从固有的框架中解放出来，重新看待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我们去的莫里哀幼儿园虽然还没有哲学课，但老师已经在教学中渗透这种概念，带着孩子们去户外观察植物的生长和凋零，告诉他们这就是“生命的轮回”。在另一个哲学工作坊，几岁大的孩子们跟老师一起在讨论“什么是幸福”，面对这么宏大的问题，我发现他们的想法特别细腻。我们还去观摩了一堂味觉教育课，老师会让孩子们尝试各种食物，让他们谈论自己的感受。我发现，他们讲味觉实际上是因为在意“我”的口味是什么、“我”的判断是什么、“我”的认知是什么。我们跟法国人约采访时，被拒绝的理由通常是：“我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你不能拿我的例子去说法国的教育。”他们特别强调个人的想法，而不是随大流，问题意识特别强。

《他乡的童年》走访法国的幼儿园，孩子们在户外活动中认识生命

在新西兰，我学到了“玩”是如此重要、如此科学的事情。在新西兰的教育里，知识是在玩耍中自然产生的。这里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习如何与海洋打交道，海洋是所有人生活的大背景，孩子刚学会走路就开始下海。我们在新西兰拍过一个幼教机构Play Center（玩耍中心），里面的教员都是孩子们的爸爸妈妈，有个在农场工作的爸爸，那天从农场带来了很多小鸡，我当时以为是要教孩子数小鸡、学数学，结果人家告诉我没想过拿这个来学习，小鸡是拿来给孩子们玩的。有个在新西兰生活了很多年的朋友看完片子告诉我，他认识的新西兰人就是这样，他们不在意国际大事，一点都不胸怀天下，但都是动物保护者、自然学者、生物学者、建筑者和运动员，对身边的一草一木充满了好奇和关切，热爱探索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

或许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

拍摄《他乡的童年》，经常令我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在上海长大，考大学去了北京，一路上都被严格地要求学习，我也一直以“好学生”的标准在评判自己，其实就是看考试成绩好不好。我并不是一个拔尖的学生，严重偏科，对自己没有很大的信心。等到毕业以后开始工作，突然发现没有人再天天给你测验打分，我需要重新去评估自己。好在我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越来越发现我干得还不错，我的自信完全是在离开了学校以后，在工作里慢慢建立起来的。拍摄德国的混龄班时，我就在想，如果我小时候学数学不用去跟别人比较，可以自己掌握学习进度，可能就不会对数学产生那么大的敌意。

成为母亲后，发现很多事情我都搞不定，我选择走出去看一看。在行走拍摄的过程中，我发现走着走着就没那么焦虑了。我收获的东西，都不是能直接解决那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的视野被打开了，意识到人的烦恼都源于狭隘的想法，觉得之前的很多问题都不成立了。

拍摄这个纪录片，我希望能给教育工作者提供不同的思考角度，借鉴一些可以实操的方法。而另一方面，我也非常相信家庭教育，既然我们无法掌控学校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不试着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比如，我们那么拼命地把孩子往精英主义上推，但是精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成功了，他会以为那都是靠他个人努力得来的，看到别人不成功，就会觉得是那个人不够努力。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想法只会造成社会上更大的分裂。

现在国内也在给孩子减负，但很多家庭还是会私下补课，这跟新加坡的情况很像。我们家现在至少能做到不给孩子额外补课，以前孩子还在香港上学的时候，她自己还向学校反映过，寒假本来就短，能不能别布置太多作业，学校居然采纳了。有一年暑假，我看到孩子学校布置的一本读物，要求写读后感，孩子却读得没有兴趣。我拿来翻了两页，发现这书是我小时候念过的，传递的有些价值观已经陈旧了。我告诉孩子，读后感就写自己的真实感受，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写出具体问题在哪里。我希望他们能保留一些批判性思维。

拍片过程中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会想自己内心到底在追求什么，或许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我身上有从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惯性，不太能接受不努力的人，但我现在也会困惑，会想什么才代表努力，难道一直坐那写作业、看书才叫努力？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大家的学习状态是非常具体的，就是坐在课桌前一直学习，而很多人之所以对学习丧失兴趣，就是因为意识不到学习和真实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想不如把孩子放出去玩，看一朵花是怎么开的，一个面包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转的。父母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磨灭孩子对学习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