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人口红利消退，中国人口形势严峻十大特征（图）

近两年来，一个共同的话题热度一直不减，那就是人口问题。

为什么人口问题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争议？一是人口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既事关国家兴衰，又关系每个人的幸福。

二是人口因素是长周期、慢变量，但势大力沉，是典型的“灰犀牛”。

当今世界，人口正在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少子化、老龄化加速到来。

三是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直接影响着消费、投资等领域。

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构建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的社会，势在必行。

01

三重人口困境：少子化、老龄化、不婚化

过去，我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人口红利和高储蓄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04年中国首次出现民工荒，农民工工资快速增长，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见顶，抚养比见底，标志着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消退，经济增长急需新动力，人才红利待释放。

截至2023年底，中国人口形势严峻，具体表现为十大特征：

（1）总人口14.1亿，开始持续负增长；

（2）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

（3）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4）少子化加剧，出生人口2017—2023年连续7年下降；

（5）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严峻；

（6）不婚化、家庭小型化成趋势；

（7）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但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问题突出；

（8）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但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

（9）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

（10）受教育程度提高，但需重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

先来看老龄化。

中国已从2021年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未富先老等特点。

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4%，占全球老年人口的约1/4，相当于全球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中国人。

随着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衰老并进入生命终点，未来30多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快速深化，预计2030年前后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56年的约36%。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加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等。

再来看不婚化。

婚育是连接少年和老年阶段的重要桥梁，但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结婚晚了、结婚少了。

2013-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下降到683万对，连续9年下降，结婚率从 9.9‰连续降至 4.8‰。

在传统观念上，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到底是“情感的升华”还是“爱情的坟墓”？一方面，随着新一代年轻人学历水平提升、独立意识加强，婚姻不再是必然选择，而是自由生活的“束缚”，离婚也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

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观念下，婚前彩礼、购置婚房、婚后生育养育子女等环节推高了结婚及婚后的生活成本，明显挤压了结婚意愿。

最后看少子化。

2023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不足1.1，全球倒数，甚至低于美欧日，年轻人生育意愿低，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出生人口已经连续7年下降。

为什么年轻人不生了？一方面，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困难；另一方面，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抑制生育意愿。

根据测算，2022年中国内地家庭 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几乎是全球最高。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年青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然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萎缩、劳动力见顶、老龄化加速、“剩男”问题严峻等问题。

02

鼓励生育哪招最有效？“生育补贴+性别平等”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

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大势所趋。

全社会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开始关注生育问题，积极出台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政策。

第一，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

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

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

第二，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孩子 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 0~3 岁儿童入托率，从目前的 4% 提升至 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

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的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殖补贴券，促进合理需求充分释放。

目前我国基建投资趋于饱和，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供给总量平衡，教育出现过度竞争，但是在孩子数量上的投资是不够的。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但这种规模优势未来会随着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而萎缩。

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扭转新出生人口迅速下降的趋势。

现在多生一个孩子，未来其不仅是一个消费者，也可能是一个科研创新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

因此，当今中国最值得的投资是孩子。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大家关注的“生育补贴”，我有几点建议：对于生育补贴的具体方案，建议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子的家庭每月1000-6000元。

比如可以给一孩家庭补贴1000元，给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给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

按此计算，需要提供1万亿-3万亿元的补贴。

从发放年限看，目前国内已出台的育儿补贴政策，如果是按年发放或按月发放，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发放至孩子年满3周岁，只有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的育儿补贴发放至年满6周岁。

从资金来源看，目前生育补贴政策主要由地方政府出台。

我们认为，应该由中央层面出台更合适：一是因为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力补贴生育；二是因为人口是流动的，孩子长大后有可能到外地工作，为整个国家做贡献，地方的支持动力小于全国。

定向发放生育补贴，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力。

03

挖掘人口“新红利” 未来还有六大机遇

面对如此复杂的人口形势，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应对人口问题，另一方面要挖掘人口结构中的“新红利”。

受劳动人口见顶回落、人口受教育水平逐渐提升、人口和人才不断向东部沿海、发达都市圈与城市群流动等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未来会有六大机遇。

第一，消费升级迎来新趋势，逐渐向健康化、品质化、情感化转型。

具体表现为：老龄社会，健康消费；中产崛起，品质消费；独居盛行，情感消费。

分年龄结构看，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明显。

到203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球老年人口比重的36.8%。

年轻人偏爱汽车耐用品消费，中年人偏好投资子女教育，老年人对医疗保健需求旺盛，人口老龄化使食品、文娱方面的消费减少，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增加。

分收入结构看，家庭的整体购买力水平趋于增加。

中产阶级对于品质生活、美好生活等的需求将持续上升，既看重“面子”，又注重“里子”。

未来20年将属于“八大美好行业”：新基建、新能源、新国潮、新消费、数字经济、生命经济、银发经济、金融经济。

分家庭结构看，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

随着家庭小型化，共享性消费品包括消费、租房等的消费占比将呈下降趋势。

此外，家庭户规模的缩小带动“单身经济”“宠物经济”等新消费业态的发展。

第二，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出海，产业面临转型升级，智能化数字化成趋势。

过去我国依靠人口红利成长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销遍全球，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程度加剧，劳动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用工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企业失去成本优势，逐渐将产能转移至要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中国中西部地区。

劳动力数量下降、用工成本提升倒逼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方面，部分行业可以通过提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来降本增效。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自动化技术逐渐成熟，可以用来补充劳动力缺口，向技术要生产力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行业结构逐渐优化，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逐渐增加。

对于以技术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业，其劳动力需求更倾向于研究型人才，并且我国制造业具备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向高端制造业的先发优势明显。

第三，产品和服务向适老化转型，医养结合更加紧密，养老金融前景广阔。

2023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攀升至25%，意味着目前平均4名年轻人要赡养1名老人。

到2050年老年人口抚养比将成倍增加，社会养老负担持续加重。

未来的现代养老服务业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还要尽量具备包括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社交等附加服务属性，满足慢性病老人的医疗、护理、康复需求。

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建设加快。

随着养老金收不抵支压力逐渐增加，以多种形式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补充养老金供给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随着老年人逐渐从“老有所养”到“老有善养”，银发消费需求升级，养老财富储备意识也逐步提升。

第四，教育系统面临结构性调整需求，短期托儿所供应不足，幼儿园及义务教育供应相对饱和。

出生人口下降导致入学人数下降。

从入学率看，2023年，0~3岁入托率约 5.5%，3~6岁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5.2%，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6%，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2.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

一是学前教育阶段呈现 0~3 岁托儿所不足与 3~5 岁幼儿园相对饱和并存的局面。

二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需求减少，其中小学入学人数下降更明显，农村下降更快。

根据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报告，受出生人口下降的影响，未来30年内，义务教育适龄儿童整体呈下降趋势，总体降幅为50%~60%，其中小学适龄儿童规模下降更明显。

第五，人口结构变动带来住房价值分化，人口或人才流入的核心城市住房价值凸显。

从人口流动看，人口将持续向东部沿海、发达都市圈与城市群流动。

近10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2.37%，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

从人才流动看，近年人才仍不断向东部城市集聚，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人才集聚能力逐渐增加。

2018-2022年东部地区人才净流入占比从5.7%增至14.0%，人才持续向东部集聚。

人口和人才流动导致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呈现分化。

预计未来中国新增城镇人口的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其中约60% 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等七大城市群，随着人口分布逐渐分化，未来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价值也将继续分化，能否吸引人才将成为影响城市房地产价值的重要因素，有优质购买力的城市房地产潜力更加凸显。

第六，住房改善时代来临，从“有房住”到“住好房”，产品力成为购房者关注的重点。

2024 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居住需求、城市更新居住需求、改善性居住需求分别占总需求的28.8%、34.5%、36.7%。

2030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居住需求、城市更新居住需求、改善性居住需求分别占总需求的20.3%、35.8%、43.9%。

一般来说，20~35岁人群数量决定首次置业需求，35~50岁人群数量决定改善性置业需求。

从未来预测结果看，改善性置业需求将成为主力。

未来在购房者的预算范围内，在地段、面积相似的前提下，户型、品质、服务等产品力更高的房子将是购房者的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