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热死地图出炉，中印俄死亡负担最大（组图）

刚过去的7月，北京总共经历了7个高温日（35度以上），加上6月的10个高温日，北京今年的高温日数已是历史同期（1991-2020）的两倍之多。降水方面，全国平均降水量129.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3.3%，30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在雨热同期的汛期，今年雨和热都来得比往年更加猛烈，闷热是大多数人对这个夏天最深刻的印象。又一个足以“热死人”的夏天就这样来了吗？面对这样的夏天，我们该怎么办？

“热死人”的夏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就在近期《Plos Medicine》上发表的论文《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heatwave-related mortality from 1990 to 2019: A three-stage modelling study》（《1990-2019年全球、区域级、国家级热浪相关死亡负担》）中指出：

1990-2019的30年间，全球因热浪死亡人数超15.3万，其中一半发生在亚洲地区，“（因）热（浪而）死”，占所有死亡的近1%，几乎每一千万人中就有236人死于热浪，且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在未来，这一数字将越来越大……

在那篇论文中，来自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18家单位的22位研究者利用来自43个国家或地区750个地点的每日死亡和温度数据进行了1990年至2019年全球0.5度空间精度的热浪相关死亡负担评估，是首个全面评估全球范围内热浪相关死亡率区域差异的研究。

地面气温连续多日超过某一阈值就是热浪事件。暴露在极端温度下会使人体的体温调节和循环系统超负荷运转，从而诱发与热有关的疾病，如热射病，或是加重潜在的病情，甚至导致过早死亡。

在1990-2019之间的30年间，全球各国热浪事件不断，与之相关的额外死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这些情况，不仅在统计意义上冷冰冰的数据，也往往出现在每年夏天的新闻中。

仅在去年的中国，5月，一位室外劳动者因热射病休克送医抢救；6月，一位学生在运动后因热射病神志不清送医抢救，一位老人在带小孩户外活动后回到室内未开空调，陷入昏迷，最终抢救无效……同时，北京一位导游在工作中因天气过热骤然离世，更让导游这些传统意义上不属于热浪中高危的职业进入公众的视野。

除了中暑、热射病这种从名字上就能分辨出与高温热浪密切相关的疾病，极端温度下，为了调节体温，人体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超负荷运转还将诱发心肌梗死、中风、肺阻塞等多种致死率较高的疾病。仅2022年一年与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就达到50900人，是郑州“720”特大暴雨因灾死亡失踪人数（398人）的127.9倍，接近“5.12”汶川地震遇难人数（69016人）。

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热浪事件越来越频发、广发、强发，为全球各国的人群健康带来严峻挑战，“千年一遇”“百年一遇”“有记录以来最”等本应该罕见的词汇开始频繁见诸报端。今年5月，《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北半球的夏天是过去两千年来最热的夏天，即将到来的2024年夏天可能会与2023年一样炎热，甚至更热。

“热不死人”“不剧烈运动就没事”等众多“经验”纷纷被推翻的事实，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切身感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不得不接受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在越来越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图1 在0.5°×0.5°的空间分辨率下，1990-2019年与热浪相关的超额死亡（A、B）、死亡率（%、C、D）和每1000万居民死亡（E、F）的平均值和每十年的变化，图源[1]

印度 、中国和俄罗斯“热死”负担最大

在衡量全球热浪相关死亡负担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指出，在考虑了基础死亡率等国别差异后，印度 、中国和俄罗斯是过去三十年全球热浪相关额外死亡负担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占全球额外死亡的20.74%、13.82%和7.89%。

而就在今年六月，印度北部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气温一度高达49摄氏度以上，根据印度最大的英文媒体《印度人报》7月4日报道，虽然夏季刚刚开始，但是今年以来印度记录在案的中暑人数已经达到4万人，按照中暑死亡病例通常占中暑记录病例20-30%计算，已有一万人左右死于今年的持续高温。考虑到印度医疗机构不会将其他疾病记录为热相关，实际被“热死”的人应远超这一数值。

这些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究竟出现在哪里？我们可以从下面来自中国的数据中看到一些端倪。

《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中国报告（2023年）》（以下简称《柳叶刀倒计时》）指出，以热浪为例，2022年中国经历了自1961年有记录以来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面积最广的一次热浪，相比于二十年前，2022年每个人平均要多经历15.6天的热浪天气，增幅近3倍。持续的热浪令夏季空调使用需求激增，而与此伴生的干旱则令水电的供应大幅下降，这种连锁反应为电力供应带来巨大难题，成为引发后续一系列限电事件的原因之一。

而高温热浪带来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人们通常在高温热浪天气主动避免外出，减少待在炎热环境中的时间，这是因为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体育锻炼会增加体力消耗性热应激的风险，并可能导致致命的热射病。

避免外出和停止运动，虽然避免了热射病，却导致了运动缺乏。据统计，2022年，为了防范大范围热浪造成的热射病，人均每天损失安全室外活动时间2.63个小时，热应激疾病的风险降低的同时，缺乏室外活动却导致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心理健康相关的健康负担增加。

更加可怕的是，2022年并非孤例，1986年以来人均安全室外活动时间最少的几年均发生在近五年，“天太热而不能出门活动”慢慢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

尽管我们已经采取应对措施，使用了空调、尽可能停留在室内，热浪依旧造成了严重健康后果，暴露在极端温度下会使人体的体温调节和循环系统超负荷运转，从而诱发与热有关的疾病，加重潜在的病情，甚至导致过早死亡。据估计，2022年与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0900人，是2021年的两倍多，这一数字在过去二十年上升了169%。

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热浪还有着更加隐蔽的影响，我们时常会觉得在高温热浪天气中难以集中精力、工作状态不佳，这也是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过度高温会给工人造成严重的生理负担，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2022年高温暴露造成的潜在工时损失高达383亿小时，比过去二十年提升了20%。

劳动生产率的损失进一步导致经济损失，2022年全国因高温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损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再创新高，达到3135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9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我们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总经济成本也只占GDP的约1.5%[2]。

热浪以外，野火、极端降雨、干旱和气候敏感传染病也在变得越来越严重，2022、2023年高温和干旱的双重作用下重庆多次发生森林大火，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被迫投入到接连不断的野火的同时，野火带来的空气污染、心理创伤对暴露人群的健康产生着威胁。

与此同时，气候条件的变化增强了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传播登革热的媒介能力以及其活动范围，导致登革热的风险出现了增加，相较于十年前的平均水平, 过去五年间17个省份对登革热的脆弱性增加了10%以上。

图2 气候变化健康影响指标的变化情况，图源[4]

可怕的不是“热”，而是应对不力

越来越严重的热浪、人口老龄化加重、气候变化带来其他健康风险，如同死亡风险的叠buff，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本土化适应策略是艰巨且生死攸关的任务。

在本次发布的“热浪”死亡相关地图中，研究者们指出：热浪相关死亡显示出复杂的地区差异。

在地域上，热浪死亡发生最为严重的地区，并非出现在气温最高的热带地区，而是南欧、东欧，气候区上极地气候和高山气候地区，以及居民收入高的地区。而在大洋洲的某些地区，以及热带气候地区、低收入地区在几十年间热浪相关死亡下降幅度最大。这些地区的差异不仅与其天然地理位置、气候区相关，也与不同地区如何适应气候变化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将气候变化与人群健康领域的行动分为四部分，减少气候变化健康影响、建设气候韧性的卫生健康系统、提高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健康协同效益、进行卫生健康系统的碳排放核算与减排行动。前两者从预防的角度减少人群健康受到极端天气即时的威胁，对应着前期的气候健康风险评估、预警系统建设，与更能抵御灾害、提供充足医疗服务的医院系统；而后两者通过减少人为碳排放从源头上降低空气污染、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从而保护人群健康。

而目前，后两者需要的是全球合力、技术进步，而前两者，即气候变化健康适应方面的建设，则可以通过各国甚至各地区的力量来增强。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气候变化造成对健康的影响，在搜索引擎“百度”上，2022年，与健康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搜索查询量相较于前五年（2017-2021年）的平均水平增加了669.75%。

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但是仍旧能够发现，虽然随着双碳战略的提出，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升高，气候变化领域中健康议题的讨论比例也逐渐升高，但是从政府文件、媒体报道等的数据中反映出气候与健康议题占整体气候议题的比重仍不到10%。这意味着虽然生命健康是所有人共同关注的主题，但是将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联的意识仍有所欠缺。气候变化作为健康损害背后“隐蔽的推手”与“放大器”，仍不为人们所重视。

热浪将至，中国准备如何？

今年，严峻热浪的挑战之下，中国的应对能打几分呢？

值得一提的是，“气候变化与人群健康”议题在中国学术界并不小众。从2009年到2022年，中国发表的健康与气候变化文章数量急剧增长，英文期刊的文章数量增长了6倍多，从66篇增长到500篇，中文期刊的文章数量增长了117%，从47篇增长到102篇。甚至，从2009年到2022年，全球英文期刊共发表了22151篇与气候变化和健康相关的文章，其中3150篇与中国相关，约占总数的14.22%。

然而，这种增长主要集中在近期，由与极端天气事件以及减缓和适应等气候行动相关的文章推动，实际政策的落地仍需要时间。

根据《柳叶刀倒计时》，如果从灾害前的准备、突发事件的监测与预警、医疗资源等多个维度去衡量，以2018年最好水平作为100分的话，我们能够发现，全国平均得分在2020年到2021年只略微从73.00分上升至73.54分，尤其考虑到疫情期间对医疗卫生系统的大量投入，以及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影响的高增速，这一全国得分不论从绝对值还是增速上都远不及预期。

这背后部分原因是，只有较少地区开展了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评估和预估工作。

评估工作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蔡闻佳教授课题组的一个实地调研显示，评估工作主要依赖气象与健康数据展开，但是部门间协调合作较为缺乏，气象和疾控部门之间出于数据保密等要求相互共享存在着一定困难，此外，虽然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脆弱人群台账，但是主要负责气候变化与健康领域工作的气象和疾控部门对脆弱人群台账的掌握程度并不高。同时在较大型的城市中，许多社区主要人口组成为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群流动性强、变化迅速，受到的关注不足。

自2020年以来，卫健部门主导的预警服务覆盖的地区和人口数量都有所增加，从2020年的2省2市增加到2022年的8省27市；从2020年的2235万人增长到2022年的1.8亿人。虽然预警体系和响应能力建设日趋完善，但是相比于空气污染，气候变化与健康方面的预警还远远不足，不仅触达率低更缺乏分人群的精细预警信息，以2022年为例，卫健部门主导的热浪和寒潮预警信号的覆盖人数（3185万）远远小于空气污染预警信号的覆盖人数（1.8亿）。

此外，从预警到政策响应出现断层，缺乏联动机制，现有的应急预案多为防洪预案，缺少高温等其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同时，应急响应的相关部门受到该地区历史发生过灾害经验的制约，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健康风险认识不足，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因此计划将健康应对纳入适应行动方案的省份并不多。

除了警示人们在极端天气来临时改变出行计划，提前备好降暑药品，及时使用空调，尽量选择低风险区居住外，减少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构筑好医院这道健康最后的防线。

而气候韧性医疗体系建设就是要针对这一问题做出改变，一方面培训专业医疗技术人员以应对激增的医疗需求，治疗气候敏感性疾病，另一方面增强设备设施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避免因为停水、停电、设备设施受损等影响医院功能。虽然气候与健康在学术上越来越受重视，但是气候韧性医院体系建设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仍缺乏研究。

图3 气候韧性医疗体系的建设属于气候与健康相关文章，但是数量仍然非常有限。图源[3]

在这样的背景下，把热浪带来的超额死亡负担量化，如文章作者所提到的，至少告诉了我们，应对热浪是一件生死攸关的迫切任务，且“开发针对热浪的具体保护措施是具有成本效益的”。

图4 气候影响和应对措施概述，每个区块中的颜色代表影响和应对措施的程度。颜色越深，表示影响越严重，应对措施越有效。图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