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延迟退休，更担心没钱养老（组图）

前段时间，“90后退休年龄统一调整为65岁”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热议。虽然该消息后被证实仅为网友预测，但也掀起了一波对于延迟退休制度和养老金问题的关注。

据中国老龄化报告（2024），中国现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呈现出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未富先老等特点，由此带来了人口红利消逝、社会负担加重、创新活力下降等负面影响。

老龄化趋势暴露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谁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在今天这篇文章中，经济学研究者梁捷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现阶段老年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政府、社会应该如何保证老年人的收入和需求。

养老金制度

美国学者詹姆斯·舒尔茨在1976年撰写了一本《老年经济学》教科书，是老龄化研究的经典之作。书中提到，老年人并不是一个由相似成员构成的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差悬殊，由此导致其生活状态完全不同。

中国老年人严重缺乏其他获得收入的渠道，所以老年人生活的核心问题就是收入问题。很多老年人其实都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现在很少有企业敢聘用不太熟悉的、超过退休年龄的人群，所以很多劳动力被荒废，只能回归家庭。

其中一部分老年人在工作时期已经积累足够的财富，或者退休后能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可以做到衣食无忧。

但对另一些未富先老的老年人来说，日子就难过很多。他们没法开源，就只能想办法节流。而对于原本就没有退休金的农村老人而言，很多就只能依靠子女了。

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各类诈骗或者投资P2P爆雷的故事，受害者多是老人。除了批评老年人无知、贪婪以外，我们也应该理解老年人的焦虑——他们确实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了，而他们又想致富，想为家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政府层面看，对此应该施行完善的养老金制度，保障所有老年人都能够维持最基本的体面生活。但事实上，养老金的运营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

《我啊，走自己的路》

一般来说，政府有两种最基本的管理养老金的手段。第一种叫做“现收现付制”，通俗地说就是用现在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来支付这一代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金。

虽然年轻人缴纳的钱并未直接用在自己身上，但只要保证这种代际转移的机制持续不断，以后自己养老时，也会有更年轻的人缴纳养老金来支持自己。

这种制度非常稳定，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即人口年龄结构不变，每一代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数量相仿，这样年轻人的压力就不会太大。

可惜的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并不满足这个特征。上世纪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以及1980年以后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导致目前中国很多地方的人口结构都不平衡。所以单纯依靠年轻人的税收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这是不现实的。

另一种筹措养老金的方式叫做“基金制”，就是所有老年人的养老金都放在一个基金池里，确保这个基金能保值增值，用这个基金池里的资金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

这种金融手段可以有效弥补人口结构不一致的问题，在精心管理下，基金的增长幅度也有可能与养老金的增长幅度相匹配。

可是“基金制”的最大问题在于风险，因为基金要交给专业公司管理，而只要追求盈利，就会面临一定的风险。根据金融学的定律，风险一定与收益相对应，追求越高的收益，就必定面临更高的风险。

但问题在于，养老金并不是一般的资金，它几乎不能承受亏损的结果。所以在基金制的模式下，如果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金的增值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它本身也必定暴露在更高的风险之下。

《没有养老的资金》

被忽视的老年人需求

人口老龄化是个很严肃的人口学问题，而我们乃至全世界对此都束手无策。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营养和养生水平的提高，全世界老年人的预期寿命都变得越来越长。

我们不可能去缩短老年人的寿命，只能想办法提高年轻人的出生率，这样在总体上降低老龄化的程度。但出生率的提升也是困难的，所以人口老龄化是全世界面临的难题。

老年人群体会有一些特定的需求，尤其是作为刚需的医疗需求。老年人身体机能自然退化，科学知识也不够，患病的可能性比年轻人高得多。

但是老年人对于医疗的需求也有着微妙的变化。出于对死亡和生病的恐惧，很多老年人害怕体检，转而投向一些保健品和养生秘方。

从经济角度计算，他们投在这些保健品和养生秘方上的金钱只会比正常体检和医疗来得更高。这就是人们在不同生命阶段对于健康需求的不同看法。

此外老年人也有一些普遍性的需求，例如吃饭、买衣服、打车、社交。但是从供给侧来看，我们对老年人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除了保健品以外，很少有产品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一些比较酷炫的餐馆里也很少看到老年人，最新的智能手机应用，也很少考虑老年人所面临的困难。

从供给者的角度看，老年人很少有生活方面的需求：他们总是很节省、不愿意改变，总是有囤积东西的癖好。所以老年人愿意支付的费用很低，并不是一个在经济上值得重视和加以开发的群体，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现实。

《生呀死呀父亲呀》

不被看见的老年人

中国老年人对于代际传承，有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年轻人总是抱怨父母不断地催婚、催生、催二胎，把自己的需求转嫁到子女头上。

但从家庭角度看，中国的老年人又往往是最具有利他主义的。他们为了子女或第三代的福祉，愿意极大地牺牲自自己，把劳动力投入到家庭之中。这种强烈的利他主义偏好，与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在中国，老人普遍承担照顾第三代的责任：买菜做饭、接送孩子，甚至还有教育。其中有一部分原本并不生活在大城市的老年人，为了照顾第三代放弃了熟悉的家乡生活漂在城市中，有人把这个群体称作“老漂”。

其实很多对于劳动问题和家庭问题的经济学研究，都忽视了一个隐藏条件，那就是老年人和子女、第三代一起居住，往往是各式生活矛盾的根源。而老年人的居住和生活模式各种各样，无法用简单的经济分析来概括。

《我亲爱的朋友们》

对于老年人行为研究的最大困难在于，老年人很难被看到。我们关于老年人生活的经济数据也很有限，似乎他们一旦退休，就从社会视野中消失了，而他们今后的生活也很难激起经济学家的兴趣。

我们在公园里、在公共汽车上经常能看到老年人，但那终究只占所有老年人的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还是忙着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平时的外出活动很少。同时老年人也很少有自己的媒介平台，很难发声表达。

另一方面，老年人也有自己的微信群、朋友圈，但是对于大多数还没有步入老年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对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心理特征的了解非常有限。

每个人终究都会老去，老年人群体需要被看到，老年人也需要引起更多经济学家的关注，这是日趋老龄化的社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