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坑妈妈的“杀鸟盘”，到底有多恐怖？（组图）

第一次看到拘留通知书时，严佳玲很意外，当场痛哭。

她对警察说，这怎么能被拘留？

她原以为，配合调查，结束了就可以回家。

家里还有几个孩子，以及患病无法工作的丈夫。

她辩解，自己只是在做好事。

这个困难到卡上只有几百元的女人，曾经被骗走千余元，却在自己受害后，变为施害者，成为一名“捕鸟猎人”。

鸟，取笼中鸟之意，这是犯罪团伙根据受害人特征所作的一个比喻，生动却残忍。

根据相关研究，“杀鸟盘”中的受害者，78%是女性，47.3%无业。

据最高检普法宣传，“杀鸟盘”是以兼职刷单，赚取高收入为噱头，以日常小额报酬为诱饵，吸引在校学生、家庭主妇等无固定收入人群，一步步进入电诈分子的圈套。

浙江省仙居县警方此前破获一起涉案金额近一千万元的“杀鸟盘”诈骗案件。

严佳玲，就是案件中最重要的嫌疑人。

面对警方的审问，她一直强调，自己帮助了很多宝妈，“宝妈知道宝妈的不易”。

01

织网，“杀鸟”

织一张捕“鸟”的网能有多简单？

第一步，要知道“鸟儿”们渴求什么。

对没有收入的人群，兼职这两个字，是最好的诱饵，铺遍了这张刷单电诈的网。

此类案件开启的第一步，往往是一则不起眼的小广告，“日入300元”“月赚1万不是梦”等。

而结尾，则强调其简单易操作，“宝妈可做”“大学生可做”。

这个步骤，在诈骗团伙的笔记里，叫做“诱鸟”。

循着饵料，“鸟儿”们加入做任务的福利群。

后来，作为“捕鸟猎人”之一，严佳玲目睹了无数“鸟儿”是怎么死死被网牢的。

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到了严佳玲登场的舞台。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红包等蝇头小利，换取被骗入群人的信任。

缅北电诈团伙化身“福利官”组了群，引导“鸟儿”们在微信或者QQ群完成关注公众号等小任务，给予5-10元的红包。

但受害者在迈出第一步前，往往需要先观察他人收获如何。

严佳玲的舞台就这样出现了，她管理着大量的托儿，托儿们在群里扮演不同角色：

负责发红包的管理员，假装搞不清楚程序的小白，耐心回答小白问题的热心肠人士，靠做群里任务挣到了钱的证人，以及把垃圾信息用表情包顶上去的秩序维护者。

最后，受骗者迈出第一步，她们不花成本，便尝到微小甜头，对组织信任感日增。

这两个环节，是“喂鸟”“醉鸟”。

被骗入局的“鸟儿”，收到真金白银的红包，又看到群里诸多赚到钱的成功案例，疑心逐渐消除。

最后，便是诈骗的最后一环，“杀鸟”。

“鸟儿”究竟什么时候被杀，要看最后登场的缅北诈骗集团的判断。

在紧锣密鼓的任务和小甜头的奖励中，受骗者被一步步引导，下载诈骗集团为不受境内监管而设计的App。

在App里，随着“刷单”任务金额越来越高，任务规则也开始需要“鸟儿”们先垫付。

一旦受害者陷入其中，诈骗团伙就挥刀“杀鸟”。

02

一只“鸟儿”

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于羽，就这样被严佳玲的团队拉入深坑。

她还记得，福利群里，用户都是普通头像，“对话也很平常”。

她依稀记得，有谁提过一句，宝妈不好找工作，就靠这些任务挣了点钱。

做了几次任务，零成本赚了几笔奶茶钱，她逐渐放心。

被骗当天，她被所谓App客服安排了一个据说运气好的人才能接到的福利单，需要五个人一起做的刷单任务。

她本来犹豫，看到其他几个人都做了，也便转了500元进去。

只是，规则变了，必须完成下一个任务才能领到上一笔本金以及回馈。

下一个任务，需要2000元。

她听从规则，和群里其他人一样，继续做了2000元的任务。

但立刻，客服的“规则”是，还需要转10000元才能拿回前面的钱。

她的防御系统在此时已经被焦虑击穿，“我当时就想，如果不继续转，那前面的所有钱就没了”。

只是，她的存款只剩5000元左右。

“客服”得知情况，“温情”地对她说，你先转过来，我替你去向管理层申请，同时提醒她去网贷。

于羽照做了，成了“杀鸟盘”里的新“鸟”。

受害人这一身份，是她的秘密。

羞耻紧紧包裹着她，至今只有母亲和哥哥知道这件事情，当一位同事在聊天中很自然提起自己曾经刷单被骗了几千块钱时，她犹豫了很久，还是没能说出这个秘密。

“连我妈妈都觉得，我是一个大学生，怎么能被这种套路诈骗了。”

毕业之后，于羽的助理工作月薪只有两千元。

这八千元是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点一点攒出来的钱”，她一边在警局做笔录，一边急得掉眼泪。

这时，旁边一个因为类似套路受骗的宝妈尝试安慰她道，“我被骗了十万”。

被杀的惨烈程度不一，本案中损失最多的受害者是一位中年女性，被诈骗了122万。

03

可怜的人

严佳玲身上，有很多组矛盾。

从外面看这个家庭，算得上体面。

抓捕严佳玲的警官易迎记得，她家住在湖北某地级市中心一个较新的小区里，家里还有一辆宝马X5。

进到其家中，情况却相反。

家里装修一般，有臭味，沙发上放满衣服，“想找个地方坐都没办法”， 厨房极乱。

严佳玲和老公睡在床上，三个孩子在一旁打着游戏。

从资金上来看，尽管非法获利十万，严佳玲的卡上，最后只有不到几百元。

家庭内部的冲突也相继显现。

严佳玲主要由仙居县警官武庚审讯，几乎每一次，她都会提及自己被丈夫殴打，严重时，脖子被打骨折。

严佳玲丈夫有很严重的慢性疾病，后期浑身水肿无法工作。

武庚回忆，“可能（其丈夫）心理也受到一定程度扭曲，经常无缘无故地殴打（严佳玲）”。

严佳玲在兼职群里看到招兼职的消息，因此入坑。

后来，她才知道，对方来自缅北。

一来二去做熟了，对方邀请她多找几个人一起来，宽慰她做这个不算诈骗。

逐渐地，她学着使用境外软件、如何用加密货币、如何记账。

到最后她有十几个QQ和微信，巅峰时期，手下管着一百个“诱鸟”的托儿。

严佳玲自己成了监工，算是电诈链条上的管理层。

与上线接触过程中，严佳玲遇到一个叫“四条”的缅北电诈团伙成员。

他很关心严佳玲。

慢慢地，严佳玲会跟他分享生活琐事；听到她被丈夫家暴，四条则进行言语安慰。

从未谋面的四条，对严佳玲的关心逐渐加深。

他承诺，等她离婚，自己与她一起照料三个孩子。

严佳玲陷了进去，更密切地与四条合作。

对方说想回国，要严佳玲转2000块钱买机票，严佳玲就转了过去，但他们最终未能相见。

她后来承认，自己其实并不是真的相信四条，只是无法拒绝别人的关心。

04

江西某县城一个刚开业不久的小卖铺里，老板娘张霞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两个到店里的年轻人不是顾客，而是来自浙江省仙居县的便衣民警。

张霞是严佳玲的朋友，也是她手下的“托儿”。

她在离婚之后，从湖北带着女儿回了老家，生活困难。

宝妈要帮助宝妈，更何况这还是自己朋友。

严佳玲拉她入伙。

据仙居县警方介绍，诸多证据表明，对于后面发生的“杀鸟”情节，许多参与其中的宝妈都是模糊知晓的。

其中不少人，曾经的身份就是被杀的“鸟”，例如主犯严佳玲，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

“有侥幸心理，觉得自己没有直接参与诈骗，”武庚说，“严佳玲还觉得，反正自己不做也会有别人做。”

他们这些托儿，有一个原则，自己不能下载诈骗集团发来的App，以防套深。

另外，为了笼络住托儿，严佳玲偶尔也会向他们展示自己与“上线”的熟络，给她们讲缅北的新鲜事。

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托儿，其利润只是群里抢到的拼手气红包，以及后续假装做任务得到的收益。

参与一次，最多也才赚50元。

累积起来，勤快一点的宝妈从中牟利一到两万不等。

严佳玲在食物链上游。

一年半的时间里，她非法获利10万。

缅北那边，会按照每个人头20元给她提成；另外，托儿也要将自己收入的三成“抽水”给严佳玲。

真正的食物链顶端，是电诈团伙，案件所涉的一千万几乎已经被全部转移去了缅北，这与管理托儿群所获相较，是一个天文数字。

严佳玲并不是缅北团伙的正式一员，他们保持着松散联系。

手底下的“托儿”与她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

托儿的流动性很大，熟悉了业务后，有人可能单做；

严佳玲很快意识到，宝妈是最稳定、老实的一个群体。

她成立的托儿群有百余人，成员身份基本除了宝妈就是学生。

学生平时也没有那么听从她的指挥，还总想办法“自立门户”做团长、带队伍。

宝妈则顺服得多。

她单独成立了一个宝妈群，这些人是她的“基本盘”。

严佳玲在这个群里说，宝妈不容易，自己要给大家找点钱赚。

她常在群里活跃气氛，发红包让大家“买个鸡腿”“喝杯奶茶”。

有宝妈遇到育儿、婚姻问题，她还会参与讨论，提供建议。

宝妈则对此表露出感激，她们感谢严佳玲总是想到她们，称她为“老大”。

05

成为母亲

胡晓杨也在奔赴江西抓捕张霞的警方队伍里。

在确认了对方身份，展示了相关证据后，他们却没能立刻将张霞带走。

张霞离异，独自带着女儿生活，没有亲戚帮衬，孩子下午放学没人接送。

最后，胡晓杨的同事只好接了张霞女儿，先陪她用餐，再将其送回学校上晚自习，最后在夜里驱车前往浙江仙居公安局。

胡晓杨和同事未曾预料的是，这样的“代履母职”，会频繁地出现在接下来半年的工作中，这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算得上罕见。

胡晓杨向本刊回忆，已经抓捕的涉案嫌犯四十余人里，过半都是在家带娃的宝妈，带着孩子接受传唤的场景常常发生，办案时需要单独找一位民警在另外的房间看孩子。

考虑到她们的母职，大部分案情较轻的嫌犯，有关部门最后都为她们办理了取保候审。

另一些案情较重的嫌犯，由于多是独自带孩子生活，羁押期间则需要联系她们的兄弟姐妹代为照料孩子。

宝妈，在嫌犯这一端是笼络和维系稳定性的基础，在受害者一端，却构成了受骗的起点。

根据论文《刷单返利类诈骗被害特征与防控对策研究》，某地区211份被害人报案材料的分析显示，“28 岁到40 岁女性被害人群体人数较多占比。

这一年龄段女性被害人大多处于孕期和婴幼儿抚养期，一些被害人迫于缺乏经济收入来源，以及时间支配较为零碎，有较大居家兼职、挣取外快的需求。”

居家兼职、外快这些词语，吸引着宝妈，背后也是她们的群体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杨凡，从人口学切入，研究成为母亲后劳动参与、工作小时数量的变化。

她提到机会成本，做母亲后“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大家看到的经济成本，就是直接花出去的钱以外，还涉及养育孩子时间成本、收入上的损失、个人受教育机会、升迁等机会成本。”

据她研究，初为人母，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当年直接下降16.8%，直到两年后才恢复生育水平，这还是在劳动参与定义相对宽松的前提下。

兼职如此吸引宝妈的原因，杨凡的理解是，“照顾孩子所花的时间太长，可能就会造成她们倾向于形式比较灵活的，对时间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比较方便的就业形式。”

据杨凡的研究，1985年之前出生、文化程度较低、生育多孩的女性，在劳动供给中承受的压力最大。

这个结论，与严佳玲的画像吻合——1985年前出生，初中学历，三个孩子的母亲。

在审讯期间，警官武庚逐渐了解了其更多生活细节。

严佳玲思维活络，开过理发店，做过微商，从江西远嫁到湖北，几乎和家里亲人断绝关系，生孩子时父母也没有来过，只和弟弟保持着联系。

在湖北，她只有一个朋友，就是被她带着做“杀鸟盘”托儿的张霞。

后来，她也离婚回了老家。

严佳玲的另一组矛盾，是某种意义上她的“努力”，却让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就像是在人生的网中死命挣扎，结局却是越套越牢。

被羁押的第三个月，严佳玲的丈夫突发疾病死亡。

警方联系了她的弟弟，从江西赶来照看几个孩子。

后来，孩子们又转交给丈夫弟弟。

严佳玲则在看守所里，等待后续的审判。

得知自己可能的刑期后，严佳玲无法接受。

武庚尝试着教育她，对她晓之以理，“你老公是去世了，我可以觉得你可怜，但如果我们把受害人一个一个地带到你面前，有的人可能因此丢了几百万，她们会可怜你吗？”

严佳玲最终不再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