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镇家庭走出的“长女”，拒绝重复母亲的人生（组图）

安超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跟个人的生命体验是息息相关的。她会关注到不同阶层的女性，关注到民间养育，绕不开她自己的生命经历。“会有更多来自小镇的女儿像我一样再次回到农村，开始做母亲和家族的口述史。

几年前，在写博士论文时，作为一位小镇的女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社会学者安超重返故乡，走近了更多与她一样具有“长女型人格”的女性。在田野观察中，她发现，很多农村女性依然困在传统性别的牢笼里。这些观察被她写进了《拉扯大的孩子》一书。这种写作，努力去打破家族史和家庭教育理论的男性中心叙事，也让她理解了和母亲之间的文化鸿沟，让她“把自己再养大了一遍”。

三年前我曾就“小镇做题家”的问题与安超有过一次长谈。三年后，经历了更多故事和成长的我们就“母女关系”开启了一段新的对话。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剧照

这一次，安超向我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位来自农村的“50后”母亲，她用育儿背带把孩子紧紧绑在身后，背着孩子走向田间劳作；另一张是读博时安超带孩子去食堂吃饭的照片，她和孩子的脸同时面向前方。在安超看来，两张照片，是两种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的景观，也代表着女性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向，一个往往背向世界，留下模糊的背影；一个选择面向世界，与孩子一起闯荡江湖。对于新一代母亲来说，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母辈那样的人生里面。

以下是安超的口述：

多子女家庭的“长女型人格”

我是出生在农村家庭的长女。“长女”在父系传承的传统农村是很特别的一类群体。她们的出生往往被冠以原罪：她不仅在身体上让母亲受难，还在文化上让母亲受难，因为“生的不是儿子”。

因为我的出生，我妈妈承担了很多来自奶奶的敌意。我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性，又是备受父母疼爱的小女儿，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因此婆媳关系一直很紧张。奶奶把我带大，但她对我也是又爱又恨，总带着一丝嫌弃、不甘和无奈，我与她时时争吵，时时和好。我和妈妈、奶奶的感情都很复杂，天生的血缘联系让她们不得不爱我，但这种爱一开始就与她们自身的痛苦缠绕在一起。

在田野观察中我发现，在这种爱恨交织的目光下长大的女性普遍具有一种“长女型人格”。她们往往在情感上孝顺，在文化上反叛。

一方面，基于传统社会所赋予的“原罪”标签和对母亲的愧疚，她们总是习惯性地为家庭、家族事无巨细地“操心”，以求得到母亲更多的爱；另一方面，在经过成长和反思之后，她们对传统秩序中的威权、不平等非常敏感和惧斥，对真诚、纯粹的爱有深切的渴望，对自我表达和成长有执着的追求。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特别讨人嫌、易吃亏，但常常由于生命体验的丰富深刻，成为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宠儿”。朋友们也经常开玩笑说，投身社会学是我的宿命。

安超读博时带着孩子

我想讲一讲春香和美琳母女的故事。作为春香的大女儿和“小帮手”，“50后”的美琳从小就承担了很多家务，分担母亲的劳动，但也得到了母亲最多的苛责。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美琳越想得到母亲更多的爱，付出就越多，但同时苛责也越多。美琳鼻子上有道疤，是因为她小时候农活儿没干好，春香一扁担打过去，扁担钩子就刮花了她的脸。春香晚年瘫痪在床，在众多子女中，只有美琳端屎端尿地长年照顾母亲。但春香弥留之际，心心念念要见的还是自己的小儿子。母亲去世之后，美琳对母亲的爱怨无法释然。

有一位类似处境的姐姐跟我诉说：“母亲经常给我们讲‘谁家的女儿怎样怎样’，永远给我们树立好女儿的榜样。我总想让她满意，可她永不满意，觉得自己很失败，对不起父母，永远愧疚。我50岁了，才想明白这些，之前的几十年都在自责和愧疚中度过，总觉得自己付出太少。到现在，最近我想通了，我也不再努力让她满意，我接受了她对我永远不满意的这个事实。”

这不仅仅是发生在上一代女性身上的故事。在今天的农村，很多女性依然困在传统性别的牢笼里。“80后”的小梅在接连生了三个女儿之后，丈夫与她离了婚，重新组建家庭生了一个儿子。村里人的态度让我尤为感慨：男人们似乎对小梅的丈夫格外宽容，而女人们对小梅的态度夹杂着同为女人的同情、旁观者的冷漠、八卦的快感，还有一种优越感。

小梅很为大女儿骄傲，也对大女儿有很多期待，希望她能早点出人头地，找一个好夫婿，然后把妹妹们都带出去。虽然家境窘迫，她始终把三个女儿打扮得非常体面干净。而三个女儿也有超于同龄人的敏感、懂事和坚强。这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我说不清楚。

《小舍得》剧照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反思过母女关系：“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这既是骄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我深以为然。

被回避的身体、爱情和性

如果说母女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爱和怨相交织的，到了女儿青春期的时候，母女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更强烈。而在县城，受到传统观念限制，围绕着性教育的冲突呈现出隐秘复杂的面貌。

一般来说，对于女儿正在发育中的身体和成长中的情愫，父亲只会委婉提醒，让女儿好好学习，放学早点回家，不要跟男孩子有过于密切的来往。父亲更多地会让妈妈来跟女儿讲。其实妈妈们也不会讲，通常会用禁令来管束女儿，比如强制她们剪短头发，或是不让她们穿凸显身材的衣服去上学。

我自己也是这样。从小学到高中，我顶着卷曲杂乱的短发，一直被叫“假小子”，我妈恨不得把我打扮成男性绝缘体。上初中的时候，班上流行看琼瑶小说，女生人手一本。我们几个闺蜜常常凑钱买言情小说并秘密传阅。我一般要等到深夜，只有非常确定地探测到爸妈睡着了，我才把被子捂上，打开手电筒开始看。我的高度近视就是这么落下的。有一天我被妈妈逮了个正着，训诫的话劈头盖脸砸下来：“这是你该看的书吗？”书三下两下就被撕掉了。

《请回答1988》剧照

上一代人不怎么谈爱情，并不代表孩子不知道。农村孩子们会通过对自然界动物的观察、通过社会上的婚丧嫁娶等仪式、通过流行歌曲、通过同辈交流等方式学习。在城市，现在很多“70后”“80后”已经可以跟孩子坦然谈论亲密关系问题，一些学校也有了社会情感等课程，教孩子去认识自己的身体和亲密关系。但是在县、镇或者是农村，儿童仍然缺乏性教育，老人和年轻父母也缺乏合理的教育资源去引导自己的孩子。留守儿童更是这样，父母不在身边，网络资源是他们主要的学习渠道。然而，越是缺父母陪伴的孩子，他们就越需要代偿性的亲密关系，就越要早恋，与父母的冲突也就越大。

对女性来说，亲密关系的话题往往是跟闺蜜聊，反而不会对母亲说。少年时期母女的相处模式是有一定延续性的。被母亲撕毁言情小说的女儿，很可能因此失去信任感，并且觉得亲密关系是羞耻的、是不可谈的。有过这样的经历，她会期待自己在母亲面前是纯洁的，并以此讨好母亲、回避冲突。而且，青春期女孩的爱情意识，往往伴随独立成长意识高涨，保持“秘密”本身就是对父母的反叛。关于亲密关系的对话，一般要在对话双方相互理解、彼此平等的情况下才会展开。当你知道对方不会做居高临下的道德判断的时候，才肯敞开心扉。妈妈身上的某种天然权威，会让女儿很难自如地去谈论和分享。

年轻母亲的“压缩饼干”困境

母女关系中，还有一个阶段的冲突也很激烈，就是两代母亲一起带孩子的时候。各种细节冲突的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都是些小事。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我妈喜欢用一沓沓的棉质尿布，理由是不捂闷孩子的屁股，不容易起痱子，而且尿布循环使用更便宜。她考虑更多的是外孙的健康和经济成本。我就坚决用尿不湿，因为清洗晾晒尿布太费劲儿，晚上孩子绑着尿不湿不用总是起身照顾，白天我才能有点精神读书写作。我更在意时间成本。

背着孩子劳作的农村妇女

我在田野观察中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争吵：“以前的女人生完孩子没多久就能下地干活儿了，你们怎么这么娇气！”“你看，以前哪个家里不是孩子一窝一窝的，不也都养大了吗，你们一个孩子反而都伺弄不好！”但年轻母亲就会毫不客气地怼回去：“我为什么要自找苦吃，身体落下毛病还是得自己受！”“一窝一窝那是养猪，不是养娃！”两代母亲互相不理解、互相看不顺眼，虽然她们同处一个物理空间，但事实上不在同一个文化、情感频道上。当然，这是一种“进步”，就是女性进入了公共领域，不甘心只在家庭私领域里“围着灶台和孩子打转”。

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母职”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加持，却没有变得更轻松？以前很多单位和工厂都有自己的托儿所。小时候我就在妈妈厂里的托儿所里待过一阵子，我妈上班不忙的空当，还能下来看我几眼。托儿所的老师也是一个大院的，互相熟悉，非常放心。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企业都只保留了经济生产功能，托育、养老等功能被剥离出去，成为市场化的一部分。一旦公共保障体系不到位，老百姓又支付不了昂贵的市场化托育成本，“母职”就变得格外艰难。

我有位访谈对象是县中的老师，带的是毕业班，还是班主任。她回忆孩子一岁时当“背奶妈妈”的经历，每天早上5点起床给孩子哺乳，同时要挤奶留存在冰箱里供孩子喝。每天她匆忙吃完早饭，6点半就要赶到学校里，监督学生早操、早读，然后备课、上课。课间她需要躲在厕所里挤奶留存，否则就容易涨奶、回奶，造成奶水量不足。中午她急匆匆赶回家哺乳，吃完饭再急匆匆赶回学校。晚上回家要替下疲惫的老人，接力带孩子，等孩子睡觉了，她才能继续批改作业⋯⋯周而复始，“根本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小欢喜》剧照

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生产、技术进步走向高峰，但是我们的养育活动，或者说人的再生产仍然困难重重？我把这种时代处境叫作“压缩饼干”困境。“压缩饼干”的特点是应急、浓缩、标准化、不好吃。还有一个社会学名词叫“压缩现代化”，就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得“加速度”赶超。在压缩现代化的背景下，很多人的工作都处于一种需要无限投入、需要即时回应的快节奏状态。往往对一个小家庭来说，就是爸爸下不了班，妈妈也下不了班。

去年，克劳迪娅·戈尔丁凭借《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大家对“母职惩罚”“职场妈妈不下班”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视若无睹的时候，克劳迪娅用实证数据进行了有力的说明。她提出了“贪婪工作”（greedy work）的概念，就是说工作时间最长、时间灵活度最低、需要随时待命的职位在市场上薪酬最高。克劳迪娅明确提出，美国社会工作结构和照护制度出了问题，是通往公平竞争环境的最后障碍。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在我看来，家庭里的照顾工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贪婪工作”，但它是没有薪酬的。“母职”这个词的产生，就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从母爱到母职，意味着母亲既作为个体也作为整体，其价值不再以“神圣”的名义被理所当然作为“剩余价值”剥夺，母亲的养育和照顾劳动逐渐被自己、被家庭、被社会、被市场承认和补偿。性别平等问题，不只关乎女性福祉，关乎的是人的再生产、经济生产能否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福祉问题、人类福祉问题，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母亲和女儿，都可以成长

我手机里有两张照片，时空不同，但放在一起比较特别有意思：一张是一位来自农村的“50后”母亲，她用一种特殊的育儿背带把孩子紧紧绑在身后，背着孩子走向田间劳作；一张是我读博时带孩子去学校食堂吃饭的照片，我选择市面上年轻父母常用的前置型育儿带，当然也得紧紧绑在身上，但我和孩子的脸同时面向前方。两张照片，是两种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的景观，也代表着女性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向，一个往往背向世界，留下模糊的背影；一个选择面向世界，与孩子一起闯荡江湖。

怎么会有这种差别？在社会学里，这代表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是相容还是互斥的关系。两个时代相同的是，大部分女性仍然要同时承担“讨生计”与“带孩子”两种劳动，需要与孩子“捆绑”在一起。不同的是，传统母亲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可以同时在场，现代女性不行。以前农村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孩子在背带里歪着头沉沉睡去，母亲手里不停地做着田间或者家里的活计。但对现代职场女性来说，工作场所和家庭几乎已经完全分离了，你带着孩子去办公室工作一天试试，回来饭碗可能就不保了。现在高铁车厢里“熊孩子”吵闹一下都要上热搜，公共场所可以容纳“熊孩子”的育儿空间是很少的，更何况职场。现在的工作结构对女性来说，生计劳动与养育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往往是分离、互斥的，在缺乏育儿人手和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女性就陷入了两难。

《你味理，我爱你》剧照

这两代人的区别在于她们与孩子、与公共世界的关系。传统母亲往往是托举者的角色，托举着丈夫和孩子走向公共世界，她们自我的面孔是模糊的，也羞于在公共世界露出正脸，她们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是嫁出去的女儿，是别人的姐妹，但很难是她们自己。她们的双重劳动为家庭做出巨大贡献，但由于无法经济独立，仍然要通过带孙辈的育儿劳动，换取养老资源，换取儿女的“孝顺”。但传统家族的家族伦理秩序解体了，“婆婆”失去了家庭女性大家长的权威地位，没有血缘和感情基础的婆媳关系难以维系，尤其是农村老年女性，在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晚景可能是凄凉的。社会学家笑冬就把这一代女性叫作“最后一代传统婆婆”。

“70后”“80后”以及更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她们选择与孩子一起直面世界、闯荡世界。她们不愿意再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不愿意“母凭子贵”，不愿意躲藏在任何人的背后，成为某人的附庸和影子。她们不再是冠夫姓的某某氏。由于很多人是独生子女，她们独享了家庭的资源和宠爱，在物质更为富裕、教养环境相对平等宽松的氛围下长大，更难被物质利益所诱惑，被威权所压服。可以说，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母辈那样的人生里面。

女性开始拿起笔为自己立传、为母亲立传、为时代立传

我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跟个人的生命体验是息息相关的。我会关注到不同阶层的女性，关注到民间养育，绕不开我自己的生命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我写《拉扯大的孩子》，是想要把自己再养大一遍。我妈妈对我的养育是，她愿意给我提供一切资源和支持，不希望我再走她过去的路。如果说这是一种私人领域的母女关系，那么写作和研究让我走近了更多相同处境的女孩子，和她们建立起了一种超越私人关系的女性情谊。不仅是女性读者，还有男性读者读到我的故事，辗转找到我，跟我倾诉他们的故事。这种陌生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疗愈的关系也是珍贵的。

《剩者为王》剧照

虽然博士论文以自我家族为研究对象有很多争议，但是我始终为自己而骄傲。因为我做的家谱有女性的名字，记录的历史有女性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成长经历草蛇灰线、埋梗其中。当它出现在很多人的书房里，出现在图书馆里，被认真地阅读、讨论和批判，我在这个世界留下了活过的印记。

越来越多的女性正拿起笔为自己立传、为母亲立传、为时代立传。我与一位女性朋友讨论，为什么安妮·埃尔诺的“无人称自传”小说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埃尔诺的叙事特别零碎、散乱、跳跃、无厘头，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也没什么起承转合的写作技巧，其独特价值在哪里？朋友的话大大点醒了我：就是这种叙事形式本身，是真正现实主义的，因为现实生活就是碎片。

我还读过一本书《仅你可见》，也很有意思，是一位女性作家给虚构的X先生写的88封情书，她没有一封情书直接表达对X先生的爱，大多都在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最后还说“我不知道我爱不爱你，你就是我自身之存在”。女性不再被动等待男人示爱，而是主动示爱，但又不为爱所困，因为“自身之存在”同等重要。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你看，觉醒了的现代女性多么有意思。比起叙事内容，这些形式本身就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更何况，女性作者就是这些故事的导演、编剧和主演，她们不讨好读者，对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都不讨好，完完整整记录和实现了自我，这不就是人的主体性和生命存在意义的体现吗？

今天我们谈论母女关系，谈论母女之间的相互理解，不是必须有一个仪式性的和解才叫和解，也不是非和解不可。对于我自己来说，这种“和解”首先是能够给予母亲经济上的支持，让她能够生活得更好，因为上一代人在金钱上特别没有安全感。再就是当我理解了两代人之间不可弥合的文化鸿沟，而这种鸿沟不完全是我们各自的原因之后，就不会再跟她做无谓的口角之争，也不会被情绪所左右，因为我已经在自己的努力下“长大”了。我也不再执着于从别人那里得到无条件的爱，在某种意义上，我长成了自己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女儿。

《人世间》剧照

我始终觉得人是可以成长的。母亲们也有机会离开她自己的世界。比如年轻人在北京工作，母亲们有时也会离开自己熟悉的农村或小镇，到城市里经历一个艰难的再社会化的过程，当她们体会了北京的堵车，学会了转乘公交、地铁，学会了叫外卖⋯⋯体会城市生活的高强度竞争、不易和丰富多彩后，也会理解女儿。同时，也会有更多来自小镇的女儿像我一样再次回到农村，开始做母亲和家族的口述史。在这个过程中，母女开始走向对方，去看看对方的世界，完成压缩现代化过程中没有完成的文化现代化、情感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