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总的过人之处（图）

西方人的歧视看外貌，一目了然；中国人的歧视听口音，张口便知。

在沪语版《繁花》里，虽然说的都是汉语，但是听一下剧中人物各种方言口音的设计，确实是下了细工夫的。

在传统上海人的眼睛（耳朵）里，中国人只有两种——上海人和外地人。而外地人，又可以分为吴语区外地人，和非吴语区外地人。

我就是吴语区的外地人。我们这种外地人有种很神奇的特点——我们能听懂上海话，但上海人却听不大懂我们的方言。

而非吴语区的外地人，基本上是听不懂上海话的。

所以你看宝总跟人说话的时候，是很讲究的。

他跟上海人自然说上海话；跟吴语区外地人，比如杭州来的范总、诸暨来的麻老板，也是说上海话，因为知道他们听得懂；跟非吴语区外地人，比如至真园的李李、沪联商厦的徐总，说的就是普通话。

甚至跟香港来的大厨，说的是广东话。

宝总这个男主角，一心只管高帅富，半点不沾黄赌毒，在剧中的人设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完美。但是这些，都说明不了他在生意场上的过人之处。

做生意最要紧的是人脉，人脉最要紧的是平等和尊重。宝总在这一点上就把握得很到位，对非吴语区来的外地人，全程都用普通话这种“共同语言”来交流，以表示对对方身份的尊重。（除了说过几句可能比较难翻译的上海俗语）

在九十年代初，这其实是很可贵的一种姿态。要知道上海是大陆第一都市，上海话就是一种高人一等的身份标签，张口一个阿拉闭口一个侬，高级感便油然而生。

所以同样是跟李李说话，魏总这个从海宁来的新上海人，从头到尾都是讲上海话。还好李李也是见过世面的，上海话也能听懂。

你既然来上海，就有义务听懂上海话；我跟人只讲上海话，听不懂是你自己的问题。这可能就是一部分老上海的逻辑。

事实上，老上海人的普通话水平都是不错的，跟外地人全程普通话交流都是没问题的。

像我父母这种四十年代生人，就只会讲无锡话，普通话是说不了的。但是我在上海碰到过的六七十岁的老人，基本都能讲一口用“呀”“伐”这种语气助词结尾的普通话。这足以说明，上海人的平均文化素质是挺高的。

但有些上海人就是不愿意说普通话，似乎一说普通话就纡尊降贵，沦落到跟外地人一样的水平了。

所以你看，上海人老板卢美琳对手下的外地服务员，都是用上海话命令呵斥；而上海人潘经理对外地老板李李，就不敢用上海话应对，老板说普通话，她也只好说普通话，尽管老板也已经展示过了她的上海话听力天赋。

语言的选择，体现的是微妙的尊卑心态。

最经典的一幕，是第27集卢美琳跟李李的对话，她的心态变化了好几次。

在这之前，她的态度就是“敌对”，所以在剧中大部分的时间，她都用上海话对李李骂骂咧咧冷嘲热讽。

但是在需要李李帮忙的时候，她的态度就转成了“恳求”，换成了普通话交谈。

中间看李李没有被说动，她的态度又转成了“威胁”，上海话和普通话夹杂。

最后看没有戏唱了，她的态度再转成了“敌对”，撂下一句上海话转头而去。

从盛气凌人，到软语求人，再到摔门走人，上海话跟普通话之间的转换，其实就是倨傲和恭敬之间的转换。

以卢美琳为代表的上海小市民，表面上看是在大城市做大生意，但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维，没有敞开怀抱去接受商业文明。

小农经济靠的是占领，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想尽办法排斥外来人口的入侵；而商业文明靠的是流通，不仅要从自己的世界走出去，而且要把外面的世界引进来。

这就是宝总的过人之处，他和玲子、汪小姐一样，都走出了小农经济的排外思维，毫无芥蒂地跟外地人谈生意、谈合作。所以他们可以称为大市民——真正的大都市居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同样是在跟外地人的交手中败下阵来，卢美琳显得气急败坏、如临末日，宝总就淡定从容、宠辱不惊。因为宝总看穿了商业文明的本质，不在于一块块静止的领地，而在于一个个流动的机会，机会是不分合作者的户籍、出身、语言和口音的。

我是九十年代末到上海读书的，那时候无论在班级还是寝室，基本都是上海人和外地人一比一的比例。

上海同学之间会讲上海话，但是他们跟我们这些外地人交谈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切换成普通话，不管面对的是吴语区还是非吴语区。

这足以说明，九十年代末的上海，相比宝总的那个时代又进化了，上海人更加懂得如何尊重外地人了。

有一次在外校上计算机课，旁边一个不认识的学生用转头用上海话问我“现在几点”，我看了看手表以后用洋泾浜的上海话回答她。后来我的上海同学对我说：这样不懂礼貌的人，又何必理她！

这说明在我同学认知里，当时上海已经有大量听不懂上海话的外地人存在，所以面对陌生人应该默认用普通话交流，上海话张口就来的人都是不懂礼貌的。

从“除了上海都是乡下”，到认识到外地人跟上海人是平等的、也是值得尊重的，这种从小市民到大市民的心态进化，可能正是从宝总那个时代开始的。

没有这种进化，就没有今天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