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曾一年杀戮60万只考拉，为什么如今视其为国宝？（视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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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拉是世界上最受喜爱的动物物种之一。从破坏丛林的大火到澳大利亚旅游业，再到焦糖巧克力棒，它们都使用了考拉的形象。这些生活在树上的有袋类动物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许多其他濒临灭绝的本地物种。

但澳大利亚人并不总是这样看待我们貌似可爱的“泰迪熊”。远非如此。

近一个世纪前，昆士兰州宣布考拉狩猎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有60多万只考拉被射杀、诱捕或毒死，被称为“黑色八月”。

这些数字似乎令人震惊。按照最宽松的估计，这个数字与今天活着的考拉总数差不多。如今，考拉在新州、昆州和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都濒临灭绝。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当时，考拉在昆士兰州要多得多。而且，当时形成了捕杀澳大利亚有袋动物以获取其皮毛的传统，这些皮毛可以在利润丰厚的国际皮毛市场上出售。在1919年的狩猎季里，至少一百万张考拉皮毛被售出。

随着人们对这种本地野生动物的喜爱与日俱增以及考拉的数量不断减少，我们对这种动物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政治失算

即使在1927年，捕杀考拉也是一场赌博。由于毛皮贸易、森林砍伐、丛林大火和疾病导致考拉数量急剧下降，其他考拉生息州已经停止了特许捕杀考拉。早在19世纪80年代，忧心忡忡的当地人就把考拉运到墨尔本附近的法国岛（French Island），作为预防火灾和疾病的保险措施。

正如历史学家丹妮尔克洛德（Danielle Clode）所写的那样，如今南澳州和维州的考拉大多是这些岛上难民考拉的后代。

那么，为什么昆士兰州要发动这场猎杀呢？当时经济状况不佳，工党政府希望狩猎季能够解决高失业率问题，增加收入，并赢得选票。温暖防水的考拉皮毛在欧洲和美国很受欢迎，被用来制作大衣、手套甚至睡袋。

但狩猎季的到来让许多人大吃一惊。科学家们知道考拉数量在20世纪初已经急剧下降。而公众对考拉的喜爱与日俱增。

反弹来得迅速而强烈。布里斯班的圣公会大主教杰拉尔德·夏普（Gerald Sharp）呼吁人们进行抗议，从市议会、郡议会到宗教团体、妇女组织、大学、科学机构、退伍军人和童子军，各种组织纷纷响应。

《布里斯班信使报》（The Brisbane Courier）发起了一场“饶了这头熊”的运动，刊登了数百名义愤填膺的读者的抗议。愤怒的选民们给代理州长威廉福根史密斯（William Forgan Smith）写了很多信。一些人谴责猎人的残忍行为，因为他们让考拉宝宝只能吸吮死去的、没有皮毛的母亲的乳汁。另一些人则将愤怒集中在政府身上。一位尖刻的写信人建议“内阁部长狩猎季”可能更为合适。

对于大规模捕杀这种“可爱、不具破坏性、非常独特”且对人类利益不构成任何威胁的本土小动物的行为，批评者们一致表示反感。猎杀考拉者的男子气概受到质疑，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丛林男人”会杀害无法自卫的动物。

一位写信人声称“99% 的昆士兰人”反对猎杀考拉，对此我们应持怀疑态度。但反对的声音是强大而广泛的。

政府试图将愤怒的反应归咎于那些不住在昆士兰的不合群的城市居民。事实上，当地居民主导了这些抗议活动。当时，许多农村家庭都将考拉作为心爱的宠物饲养，这使得杀害考拉的想法更加令人愤慨。

国家认同

当英国殖民者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时，许多人发现本土动物怪异且落后。一位不以为然的博物学家称考拉为“迟钝懒散、无知无觉”的动物，并质疑它们在“上帝计划”中的地位。

但到了20世纪初，考拉、鸸鹋和袋鼠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的国家符号。它们似乎代表着澳大利亚作为联邦国家的新地位，让定居者感到自己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保护本地物种免受环境威胁。

诺曼·林赛（Norman Lindsay）的著作（1918年）鼓励读者关爱本地动物。1925年，詹姆斯·巴雷特（James Barrett）出版了一本书，呼吁“正确利用我们的动植物”，并强调了它们的濒危状况。他将这本书命名为《拯救澳大利亚》 （Save Australia）。

也许是因为考拉像婴儿一样的特征，作家和插图画家经常把它们描绘成天性善良、像孩子一样的朋友。(实际上，考拉的脾气可能相当暴躁，它们在夜间的尖叫声会吓到许多露营者）。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呼吁保护负鼠，负鼠的皮毛在狩猎季也会受到追捧。

政策大转弯

1927年的考拉狩猎季是澳大利亚最后一次狩猎考拉。在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考拉在昆州终于得到了持久的保护。代理州长承诺将在失去考拉的地区重新放养考拉。即便如此，政府还是输掉了它一直试图挽回的选举。

在政府改弦更张之前，成千上万只考拉被杀害。据报纸报道，估计有60万只考拉死于这场“大屠杀”，但这还不包括那些皮毛没有被卖给经销商的被杀考拉，也不包括那些和父母一起被杀或因失去父母而饿死的小考拉。总数可能接近80万只。

反对猎杀考拉的运动也许是澳大利亚第一次有组织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它促进了野生动物协会的成立，也促进了国家公园运动和中小学生的自然研究。

即使在今天，你仍可以看到这些证据。悉尼人诺埃尔·伯内特（Noel Burnett）对考拉被杀感到非常震惊，于是他开设了自己的保护区——考拉公园（Koala Park），该公园现在仍在运营。

每当有考拉在蓝桉树种植园死亡的消息传出，我们都会义愤填膺。

新的威胁，旧的选择

如今，考拉已经不再受到猎人的威胁。

考拉的知名度很高，我们把它们当作可爱的外交官，类似于中国的熊猫外交。但它们面临着新的威胁——日益严重的丛林火灾、疾病和栖息地破坏。

尽管我们对考拉的喜爱与日俱增，但我们仍无法拯救它们。

现在，这些受人喜爱的国家象征完全有可能面临可预防的物种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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