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儿子：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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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三代人。

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拯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城市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拯救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

这种根植于梁家血液里的执着，正直和敢言，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该有的样子。

这是一句被误读了快一百年的诗。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的这句话被多少文艺青年反复念诵，电视剧本将这句话变成了一句情话。然而实际上，这句话写的，是林徽因的小儿子，梁从诫。

你一定知道林徽因，才貌双全，倾倒众生，在她身后，很难再找到一个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或许你也会知道梁思成，他父亲是中国近代史的开拓者梁启超，而他则是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但你知道梁从诫吗？他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林徽因曾在他出生之时写下了“你是人间四月天”这样柔软的词句，但他却刚直执拗，在花甲之年投身环境保护，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最“不受欢迎”的人物。

梁从诫

他曾因为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直接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也曾在500强财富论坛上对着台下一众经济巨头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灾难！”

还曾经跑到三亚的沙滩上捡了满满一袋的垃圾，在和当地官员吃饭的餐桌上，将垃圾放到他们面前质问。

在这个环境异常脆弱的国家，梁从诫无疑是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

一个四合院里，站满了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学术泰斗。

梁从诫出生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四合院里，“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细瘦，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

林徽因用这样的语句来形容自家的院子。

梁从诫的幼儿时代，就在这样一个枯枝影，青烟色，拖过一笔画的小院子里度过。如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高晓松是可以看到的家世高华，那梁从诫家的小院，就集中了你甚至无法想象到的，民国星空里最耀眼的光芒。

作为父母的好友，沈从文经常来北总布胡同做客，某次，梁从诫听到大人们说到《从文自传》，便好奇的问他的沈伯伯：什么是“自传”？

当时，穿着一身长衫的沈从文走到院子里，“霍”得一下把两臂张开，在原地转了起来。“这就是从文自传（自转）！”

林徽因与沈从文

除了沈从文，当时住在后院的金岳霖也是他们家的常客，梁从诫和姐姐梁再冰叫他“金爸”。

“金爸”会教他们姐弟他小时候学的儿歌：“鸡冠花，满院子开，大娘喝酒二娘筛”。

到了梁家两个皮孩子嘴里，就变成了“金爸爸，满院子开”。

从左至右分别是金岳霖、梁再冰、林徽因、费慰梅、费正清等

5年之后，“金爸”，沈从文和他们一起离开了北京，与之同行的还有周培源、陈岱孙、吴有训...

那一年的7月7日，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卢沟桥事件爆发。

梁家平静的生活也戛然而止。

林徽因说，不愿当亡国奴也，不想活在日本的旗帜下。于是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前一晚，他们抛下了安逸的四合院，一家人老小奔赴了西南“大后方”。

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

但长沙也并不是一方安全的土地。林徽因曾在致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炸弹就落在离我们住所的大门约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对于会被炸，毫无准备，事先也完全没发任何警报。轰炸时，我妈妈、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还在床上生着病。”

“谁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个血肉横飞的。”

当时的梁思成，在炸弹一次次掷下之时，在日军飞机的轰鸣声中停下脚步，用手搂住住了一家人，梁从诫后来回忆说“当时的父亲应该是做好了要死一起死的打算。”

但那颗距离他们极近的炸弹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第二天，顶着五颜六色的碎玻璃碴子，林徽因带着两个孩子在瓦块中找能用的东西。梁从诫说，“她找餐具，我找积木”。

“我可以去向日本政府索赔，喊一声还我积木！”

“那时候我们的精神很富足”

从当时支离破碎的长沙奔波到昆明， 随着日军的不断轰炸，一家三口又从昆明城区迁到市郊，梁思成在村里一块借来的地皮上，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

土坯墙，三合土地面，窗户上没有玻璃，取而代之的是脆弱的棉纸，外墙只有一层烂泥巴，这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两位建筑师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

和家人在昆明

在辗转的这段时间，林徽因因为旅途的奔波而患上肺病，梁思成年轻时的车祸后遗症发作，脊椎疼到无法坐立，再加上两个稚嫩的孩子。梁家当时的处境，用“艰难”已经不足以描述。

林徽因曾用狄更斯笔下的难民自比，“我的两个孩子越来越像狄更斯笔下贫民窟里的难童，从诫腿上满是各种蚊虫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经不像腿了。”

两腿长满了疥疮，因为买不起鞋，只能穿草鞋，脚被草鞋磨破了皮，就让父亲在煤油灯下剪下死皮。忍着剧痛的梁从诫一声不吭，让梁思成非常触动，连连夸他“好孩子”。

但这个好孩子，也在昆明的这个小院子里，挨了父亲第一顿打。

小时候穷，有一位朋友联系梁家夫妻，两夫妻暗自商量，怕是来借钱的吧。但是自己家里这个情况，怎么借？借多少？

这段对话被幼年的梁从诫听了去，于是在客人来到家门口之时堵在家门口，对人家说“你来借钱的吧，我家没钱！”

当天就被羞愧难当的父亲打了一顿，事后回想起来，梁从诫说，如果自己是父亲，怕不是要当下找个地洞钻进去了，那是梁从诫最初来自于父母的金钱观教育。

在梁从诫的回忆里，童年里父亲的形象，除了时不时被顽皮的自己气到，还有昏暗灯光下写书的影子。

梁思成

1942年，梁思成开始书写《中国建筑史》，梁从诫说：“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他说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听音乐，画佛像。”

在这盏煤油灯下，母亲给他读米开朗基罗，父亲教他画画，做玩具。

“那时候我们的精神很富足。”

一扇半开的门，一道透过的光。

1946年7月31日，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了北平，梁思成和林徽因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

1950年后，梁从诫报考清华建筑系，因几分之差落榜。当时梁思成是清华建筑系的系主任，林徽因是建筑系一级教授。

系主任和一级教授的儿子，愣是没上成建筑系，改上了第二志愿清华历史系。

5年后，林徽因病逝，墓碑上围着一圈她自己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圈。

曾经对着北京市委领导义愤填膺的说出：“你们现在拆真古董，将来盖的就是假古董。”

这个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终究在寒风凛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倒塌之时，怆然离世。

病床上的林徽因

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去世。

为了保护古建筑，这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攀爬过险仄难行的山道，从四处流窜的土匪中逃过命，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考察龙门石窟，勘测应州塔和佛光寺。

哪怕是在昆明的煤油灯下，依旧心怀壮志的撰写着《中国建筑史》。却在北京大规模建新城之时心凉，当城墙推到，牌楼拆除，梁思成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这颗赤子之心最终还是郁郁而去。

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考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途中

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从清华毕业后考上了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随后前往云南任教。

60年代中期，“wen ge”爆发，顶着“梁家”的门楣，他被人们称呼为“梁三子”。1969年，作为重点革命对象，他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学会了犁地，焊接，开拖拉机。

在农场的梁从诫

1976年，文革结束，78年，梁从诫回京，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多次为美国大百科全书访华团进行翻译。当时负责筹办的编辑们大多都是从“文革”中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学者，手下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他们将之看做一项值得为其献出终身心血的事业：“待收拾旧山河。”

80年代后期，梁从诫辞去公职，在“文化书院”担任导师，并在工作之余，主编了《知识分子》杂志。

在杂志的前言，梁从诫写道“有人把知识分子誉为社会的栋梁，大脑等等，我们却宁可对他的局限性保持一点自知之明。”

《知识分子》的封面是永远不会改的，一扇半开着的门，门外有一道光透过。

梁从诫将这个封面拓成了挂画，挂在了自家客厅的墙上。

“你给谁报道？”

“我自己”。

就在“文化书院”担任导师的期间，他收到了一位环保学家的投稿，文章中指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出路，但也成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分散的污染源。

从这一篇投稿开始，梁从诫看到了中国存在的巨大的环境污染隐患。

1993年，在“中国文化书院”下注册成立了“绿色文化分院”，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启动资金，是梁从诫向亲戚借的300元。

梁从诫与比尔·克林顿一同探讨保护滇金丝猴

夫人方晶是“自然之友”的第一个会员，而当时梁家在干面胡同里小小的客厅，就是“自然之友”的办公室。

当时的梁从诫，因为主动离开体制从而没有任何收入，家里的一切开销以及“自然之友”所需的花费，都依赖夫人方晶的一点点退休金。

属猴的梁从诫笑着说“别人嫁狗随狗，她是嫁猴养猴，狗养猴”。夫人在一旁被逗得直发笑“我属狗呀！”。

梁从诫与夫人

自然之友的第一次会议，在京西八里庄的一片荒地上举办，荒地上有个玲珑塔，当时的梁从诫和成员们发动朋友亲戚，一共聚集了82个人到场。

从这座破旧的古塔开始，60多岁的梁从诫带着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环保的道路上摸索往前。

玲珑塔聚会

想要加入“自然之友”，有一个首要条件“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其身不正何以安天下？”秉承着这样的想法，梁从诫的后半生，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

在可可西里焚烧收缴的走私藏羚羊皮

他从各处收集来废纸，将这些废纸裁成小块，然后将姓名和联系方式印在这些小块的废纸片上，这就是这位“自然之友”创始人的名片。

梁从诫的名片

只要外出吃饭，就一定会带上一个大布袋，里面是不知道用了几年的筷子和勺子，哪怕是赶赴香槟酒宴，也会“寒酸”的拿出自己的筷子。

更让他“格格不入”的，是永远随身携带的一方发黄了的旧手帕：梁从诫从不用纸巾。

办公室的东西怎么解决呢？

依旧是用“捡破烂”的方式：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等等，都是梁从诫朋友不要了给的；

一组黑色的沙发是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成员们在家里缝好了椅套盖上，看上去才有了些样子；

招待客人时永远只倒半杯水，怕“倒多了喝不完浪费”。

平日里，不管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梁从诫都会骑上他那辆老到掉牙的自行车。某次政协会议时，还被门卫给拦了下来，门卫问他“你给谁报道？”，梁从诫说“我自己”。门卫表示怀疑，只到他掏出了委员证才给放行。

“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怎么好意思喝酒？”

名门之后，从那时开始，成了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在很多场合显得格格不入的怪老头子。

1999年，上海全球500强财富论坛，当各个经济巨头们侃侃而谈的描述着自己心里的未来蓝图，梁从诫却铁青着脸。

“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他问企业家们“你们想过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在川西一个小县城里，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放大嗓门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

在海南，他跑到沙滩上捡了满满一袋的垃圾，并且一路随身携带。用餐时，当官员对着他夸海南水好，人好，空气好时，他把那一整袋垃圾从椅子下拿出来摆在当地官员面前。

他在政协会议上“不合时宜”得提出要尽快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如今，这个诉求终成现实。

2015年环保法修订，自然之友获得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发起并获立案一共34起，结案11起。

他跑到各个高校，各个企业去演讲，去告诉大家自然已经快要无法负荷我们的需求，

他请求这个社会停一停，慢下来给土地一点修复的时间。

在当时那个经济、社会都极速发展的大潮中，梁从诫的这种诉求，实在是不合时宜。

时代的潮流下，清醒的人虽然不多，但值得庆幸的是，总是会有那么几个。

曾经看过的奚志农，他曾参与云南白马雪山地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生态研究项目，并为其拍摄了大量照片。项目做完，却得知云南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100公里的森林，而这片森林里有200只珍贵滇金丝猴。求助无门，奚志农找到了梁从诫。

了解了情况之后，梁从诫对他说：“你要坚持，北京的我们是你的后盾。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并立刻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向他转述了具体的情况。

很快，批示下来了，由政府拨款给云南德钦县，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从而使得金丝猴赖以生存的森林得以保存。

这原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但人心的欲望，总是能让我们看到黑暗。

当时周边的县镇从这一次事件中看到了“赚钱”的方法，砍伐森林还能拿国家补贴？他们觉得，只要像德钦县这样“弄出点动静来”，让“上头”的大人物看到，那么他们也能得到中央的财政资助。

于是，他们竟然开始纷纷举起斧头，砍！

这不是梁从诫想看到的，他愤怒，却无奈。

这种无奈，在他为了环境问题四处奔波之时，经常会出现。

在了解了藏羚羊和野牦牛的处境后，他到青海格尔木看望野牦牛队的队员。一群不善言辞的康巴汉子，抱着梁从诫哭。他们受尽了千辛万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于有个人从远方过来，理解他们，支持他们。

回到北京后，梁从诫写了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

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句疑问：“可可西里、藏羚羊、牦牛队啊，我们深爱着你们，但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什么？”

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到底，还能做什么？

晚年的梁从诫变得越来越沉默，自然之友的理事长杨东平说：“这些年做的事情，失败居多，哪怕有时候胜利了，也只是表面的胜利。”

这些年的所做作为究竟有没有作用？

自然之友刚成立的时候，每天都会有各种访客带着各种污染问题上门求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诉信也会落在梁从诫的桌上。一开始，他每一封都会回信，但是到后来，他慢慢不回信了。“我不知道说什么。”

他的话越来越少，话语中渐渐开始多了些孤寂。

2002年左右，梁从诫对自然之友的理事梁晓燕说：“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到底有多糟糕。”

“但我们不忍啊，心有不忍，就想去做点什么。”

可是做了之后，知道了更多，看到了更多。就如同一块疤痕下面是已经溃烂到骨髓的剧毒，可偏偏大家都以为这块疤好了，毒素就盖上了。

人们无动于衷，可他无法无动于衷。

“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他以国家的扫地人自称，“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从花甲之年起，梁从诫为这个国家做了十几年的扫地工。

临终病重之时，有位自然之友的会员去看望他，问他是否认得出自己？

梁从诫说“你是自然之友的会员吧？”

对方很高兴，但是梁夫人方晶却说，谁来，他都说是自然之友的会员。

梁从诫和自然之友会员的合照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在北京去世，

他用后半生为国家“扫地”，最终以树葬的形式，睡在了昌平十三陵的国际友谊林内。

梁先生家人将骨灰撒入小树周围的土地

墓碑是一块不规则的长圆形石头，

上书“自然之友梁从诫”，哀乐是他早就和夫人商量好的《送别》。

那年，他78岁。

他曾为自己设想了自己告别人世的方式——不要穿鞋袜，要光着两只脚，脚底，画两个笑脸。

68岁时，他以自然之友的身份四处奔波呼号，试图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58岁时，他看到了土地，资源，人口三者间的矛盾，开始为中国的环境问题而忧心。

48岁时，他在《知识分子》杂志里说：知识分子是有局限性的。

38岁时，他被下放到江西某个“五七干校”犁地耕田。

28岁时，他是云南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当时的人们都以为他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18岁时，他因几分之差，未能考入父母所在的清华大学建筑系，转投入历史系学习。

8岁时，他在昆明一间用土坯砖盖成的小屋里，听着母亲给他读《猎人笔记》。

位卑不敢忘忧国，善其身，更兼天下，梁家的三代，都用一生来做了一件看上去无法成功的事，启蒙。而这种悲壮的坚持，或许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该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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