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消费，香港人拉行李箱在深圳买买买（组图）

今年以来，香港掀起一场去深圳“特种兵一日游”的潮流，离口岸和地铁站最近的几个商圈，罗湖金光华广场、福田COCO Park、南山万象天地，一到周末就挤满了香港人，不少人都拿着鲍师傅、霸王茶姬作为北上打卡的手信，每个人再大包小包带走各种商品。

各大通关口岸，总能见到拎着超大行李箱往返两地的人。只不过现在购物的方向反了，拉行李箱的变成了香港人，商品也从原本的化妆品、名牌包变成了肉类、蔬菜、零食。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习惯“香港赚钱深圳花”，香港变成了一个工作和赚钱的地方，娱乐和消费都放在了深圳。

文 |王潇

编辑 |赵磊

运营 |橙子

“北上消费”的香港人

今年2月，深圳、香港两地的过关口岸全面恢复。恢复通关后，口岸的上空总是隐隐飘着一股青菜和熟食的饭香。

每次赶上工作休假，在香港开出租车的卫强总是推着一个买送车（手拉车），上面载着一个20公升的小冰箱去深圳的菜市场买菜。去买菜的路程并不容易，他要在香港转两趟公交到深圳湾口岸，再转一次公交才能最终抵达深圳蛇口菜市场，单程光坐车就要花上将近两个小时。

每每抵达菜市场，卫强都会熟稔地找到卖肉丸的摊铺，潮州盛产牛肉丸和猪肉丸，每一款先来上4、5斤，塞进小冰箱，“这些能吃上两个月”。然后，卫强会拉着买送车悠哉悠哉满市场逛，“肠粉，来5斤”，“包子，装三袋”。两小时下来，小冰箱被塞得满满当当，有时买送车空出来的地方还要堆上几包食物，手里再拎袋菜。

回程是最苦恼的，香港的公交车上有行李架，卫强每次都要把沉甸甸的冰箱搬上搬下。有时赶上人多，公交车里挤满了人，光是看着就头大，更何况还要挪上车。卫强回想这段经历，用两个字总结，“狼狈”。

今年以来，香港掀起一场去深圳“特种兵一日游”的潮流，离口岸和地铁站最近的几个商圈，罗湖金光华广场、福田COCO Park、南山万象天地，一到周末就挤满了香港人，不少人都拿着鲍师傅、霸王茶姬作为北上打卡的手信，每个人再大包小包带走各种商品。

像卫强一样专门去深圳买菜的香港人也不在少数。

李琳家里有一个28寸的行李箱，专门用来买菜。她家离口岸很近，坐20分钟地铁就能直达罗湖口岸，李琳去深圳买菜的主要目标是盒马鲜生里的有机蔬菜，一次性会买够一星期的量，她几乎每周都会去一次深圳。

逛盒马时，李琳推着购物车，4岁的女儿推着大行李箱，看到想吃的直接扔进购物车，每次采购的最大限度是“拿不动为止”。买完东西在收银台旁边把行李箱一摊，所有商品现场拆包，再装进箱子，这样“最节省空间，能装得更多”。

刚开始，李琳赶着周末过去，可一进盒马，“完全爆满”，都是从香港来购物的。她最常逛的是深圳皇庭广场的盒马，这里的海鲜烹饪区一到周末，好几条走道都会被香港人挤得挪不动，耳边充斥着各种语法结构的粤语，“好像还在香港一样”。李琳总结，最好在周中来，虽然人也多，但至少不会完全进不去。

▲深圳罗湖口岸入境出口处，众多旅客抵达罗湖口岸广场。图 / 视觉中国

有人家住的远，当天往返太赶，索性就在深圳住一晚，过个周末。80后宝妈林丽恒最期待的就是周五，她会提前列好要买的东西，在拼多多上下单，再找出行李箱，准备齐活，等孩子幼儿园一放学，就直奔深圳。第二天到了深圳，直接到酒店附近的超市自提蔬菜，再带上孩子在深圳玩一天，几乎每周如此。

林丽恒每次去深圳，要先乘坐公交车，再换乘地铁，花两个小时才能抵达深圳罗湖口岸，光车费来回就要将近100元（港币，下同）。走这么一趟，光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五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当天往返”。

所有“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林丽恒都会在深圳买。食品是最基本的，还有日用纸巾、卫生巾、安睡裤……一次深圳之行，林丽恒会把一个星期所需的食品、生活用品都买好，这样回香港以后“几乎不用去超市”，临过关前再捎上一袋鲍师傅和绝味鸭脖，有时“疯狂起来生鸡、鱼肉也会买”。

过海关是有规定的，生肉和鸡蛋不允许过关，像大闸蟹等海鲜也会被扣下。但林丽恒发现有时海关查的并不严，“藏在里面应该也可以”。但更多时候，林丽恒会让菜市场老板用开水把鸡和鱼简单烫熟，再装进行李箱带走。

各个通关口岸总是挤满了跨省买菜的香港人，他们装备丰富，战利品无数。手拎十几袋青菜是基本操作，“手都勒得红红的”；还有人专门买来露营车，“货品摞得高高的”；还有人干脆拎着超大行李箱往返两地，“就像以前做代购的那些人一样”。

只不过现在购物的方向反了，拉行李箱的变成了香港人，商品也从原本的化妆品、名牌包变成了肉类、蔬菜、零食。

▲社交平台出现很多反向代购的帖子。图 / 截图

反向消费，内地真香

很难追溯这股“反向消费”的潮流是怎么兴起的。从暑期开始，社交平台上就出现了大量“北上深圳攻略”，也有不少人做起了代购跑腿的生意，他们每天发帖接单，从鲍师傅、奶茶到常用药品，甚至“火锅跑腿能端着锅过海关”。一般代购们在深圳买好东西会沿着香港地铁线送到各个站点，有一次林丽恒也找了个代购跑腿，送到自家楼下的地铁站才收费60元，“算下来也比自己过去划算”。

香港入境事务处曾发布数据，整个暑假期间，有超过900万人次港人入境深圳，而在8月份，港人北上的人次超过624万，内地游客南下香港人次仅343万。

到了十月，卫强听到乘客都在说反向消费，据说很划算，他也动了心决定去深圳购物试试。出发前一晚，在百度上查查路线，大致估算下来，来回一趟光路程就要将近四个小时，“这么一趟得要一天”，于是隔天一大早，连早饭都没吃就出发了。

卫强从小在香港长大，此前极少去深圳，去了才发现“简直太便宜了”。这里一袋三斤的速冻肉包只要三十多块，在香港三个小肉包就要将近20块；肠粉7块一碗，在香港得翻上一倍还不止；这里还有潮汕手打牛肉丸，只要六七十块就能拿下一斤，而香港只有普通的肉丸，单价就没低于一百块，“看到什么都像在打对折”。

第一次是只是探索，卫强什么装备都没带，买完一趟回来，他果断在淘宝上下单了小冰箱，“装备必须要升级”，才能一次性买得更多。

卫强把买菜经历拍成短视频发在网上，“（视频）一下就爆了”，不断涌进来的评论和私信给他带来了更多反向消费的攻略：不止买菜便宜，理发、下馆子、娱乐都是低价。就拿理发来说，卫强在香港剪一次头发最低70块，深圳只要20块，一家三口算下来还没香港一个人理发贵。于是，他在深圳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做的事也越来越多：休假一大早到深圳，先吃个几块钱的早饭，寄存好小冰箱，再带孩子去公园逛逛，一家三口剪个头，晚上返程前再去菜市场买上一冰箱的菜。

▲图 / 视觉中国

对于搬到香港的内地人来说，他们一直以来都清楚两地的物价差额，反向消费本就非常普遍，但如今，原本奉行“香港赚钱香港花”的香港本地人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林丽恒小学时就随父母搬去了香港，从那时起，每逢节假日，父母就会一人拉个行李箱，从内地“进货”，她长大后也像父母那样往返两地。她的爱人是香港本地人，原本她每次拎着行李箱逛超市时，丈夫都会抱怨“买这些做什么，香港也有啊”。

但现在林丽恒发现丈夫明显变了，开始“会看数字了”。有次两人逛深圳的一家超市时，丈夫不会普通话，却盯着一箱面包的价签看了很久，然后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对她说，“这个数字小，比香港便宜好多，快买快买”。从那以后，不用她催促，每逢周五，丈夫就会默默把行李箱从柜子里拉出来，去超市时挨个商品看数字，在心里比大小，然后丢进购物车。

原本特地打飞的到香港购物的那些人也开始发生转变。张淼家里开了好几家律师事务所，在2019年之前，住在上海的她经常坐飞机到香港购物，大到奢侈品包包，小到奶粉、保健品都会在香港买，奶粉限购，和司机两个人加起来只能买四罐，“所以要经常去”，那时的香港是品质的保证。

疫情后搬家到香港住，反而开始回内地消费了，身边来香港购物的朋友也都空手而归。通关后张淼朋友特地来香港购物，每个人都拿了个大行李箱，打算买几只包，可来了发现，还没有淘宝全球购的便宜，玩了一个星期，“箱子还是空的”。

态度转变的背后不止是差额巨大的物价，还有与消费配套的服务差距。

不仅价格便宜，深圳的服务态度还要更好。李琳搬到香港快五年，疫情期间把香港能遛娃的地方都逛遍了，一恢复通关，就开始解锁深圳的遛娃地点。在深圳，只要花很少的价钱就能让宝妈解放一整天。香港有政府开的儿童乐园，两小时就要两百块，“只有小小的一块区域”，但是在深圳，好几层楼的游乐场，一天下来只要一百多，“早上娃没醒就叫起来赶去深圳玩，一天都不用管”。

带娃去深圳吃饭是更好的选择，有一次，李琳去吃火锅，发现两人下来才一百多，还能送各种小礼物，中途服务员还给跳了段舞。这样的待遇在香港根本不可能，同样的菜在香港的餐厅少说得花上四五百，而且基本“没有服务”，还要给小费。香港的服务生实在太少了，“能忙得过来准时上菜就不错了”。

而本身就以人工服务费为主的按摩、美甲、理发、洗牙等，香港的价格比深圳高两三倍，香港服务业人力成本之高，即便是高收入的白领也很难经常消费。

深入体验后，还能发现除了便宜，内地的生活也更为便捷。有一次，林丽恒趁着孩子放暑假，索性带孩子搬到东莞住了一个月，租了个电瓶车每天遛娃。她不用出门去买菜，美团和拼多多上下单就能直接送到家，有次小孩半夜发烧，外卖小哥半小时就把药送上了家门，出门只带手机就行了，而且算上租酒店的费用，一个月总共才花了不到两千。

等回到香港，那种落差更大了。学校开学前一般会给小孩一个适应期，林丽恒觉得这个适应期更像是给自己的：她要重新适应香港不那么便利的生活。出门前，她要先检查带好八达通、手机、现金、钥匙、身份证；点外卖也不现实，有次她点了一个酸菜鱼饭，光配送费就要二十块。

像林丽恒一样，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习惯“香港赚钱内地花”，香港变成了一个工作和赚钱的地方，娱乐和消费都放在了内地。每周回港后，林丽恒几乎一周都不出门，“很无聊”，整天都在期待周末去深圳。

▲深圳。图 / 视觉中国

没有开源，只能节流

对很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去深圳消费也是一种“生活的无奈”。

近几年，香港的生活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卫强原本和父母、哥哥一家一起住，50平的房子蜗居了九口人，“每个小房间住一个家庭”，随着孩子慢慢长大，独立居住的想法越来越迫切。去年，香港楼市跳水，私人住宅价格下跌15.6%，卫强把买房提上了日程。

香港的商品房很贵，一般人很难买得起，而买“居屋”（由港府统筹、策划及兴建的出售房屋，以低于市值的价格，在扣除地价后，售给合资格的申请人，目的是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置业，实现居者有其屋）实行抽签政策，每次抽签时会放出几个区域，如果抽的区域不满意，只能等下次抽签。卫强抽中了机场附近的东涌区，这里远离市区，而且物价更高，工作机会也少，但想到能早点独立居住，“这里也挺好的”。

可入住后才发现，生活成本比想象中高，这里的物价比市区的还要贵上50%，而且远离市区，出行需要坐很久的公交车。疫情三年，香港的巴士公司连年亏损，纷纷申请加价，今年六月，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批准5家专营巴士公司提高票价，加价幅度在3.9%-7%之间，“出一次门来回就要四五十块，相当于一顿饭了”。

不止公交车的价格在涨，电费也在涨价。香港由港灯和中电两家公司供电，去年两家公司的电费都上涨了。负责新界、九龙等地区的中电每度电增至1.54元，较1月份的净电费加了约19.8%；而负责港岛等地区的港灯甚至加价约45.6%。

生活越来越贵，但收入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卫强前几年开过一段时间的公交车，那时的工资就有一万六左右，前阵子他又去打听了一下，工资还是这些。他只能通过增加工作时长来提高收入，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租了一辆出租车，换班开，每天早上五点就要上工，一直干到晚上五点才休息。

有些人的收入甚至还降低了。五十多岁的香港人张家正负责从内地向香港运输蔬菜，他做供港司机十多年，“今年的生意是最难的”。自从通关后，张家正每个月的工资都在下降，很多失业的内地司机都涌进跨境司机的行业，他原本运输时每天的工资是3000元，但内地的司机只要1500元，“根本竞争不过”。张家正的工资只好一降再降，如今已经下降到了2000元，两地生活水平不同，“人家1500元能生活，（我们）做不到啊”。

▲图 / 视觉中国

销售行业也感知到了寒冷。90后香港人郑家成在北大哲学系读完研后，去香港的一家IT公司做网络系统的销售，主要面向的是露营、游艇租赁等户外旅游行业。

疫情时跨国旅游不方便，人们纷纷选择轻户外，郑家成那时也经常爆单，很多客户通过谷歌搜索主动找到他。

通关后，“签单反而变得越来越难”，郑家成公司的网络系统主要负责解决流量太多如何运营的问题，可客户的问题是“根本没流量”，客户找来不问如何运营，都是问“能不能给他们点流量”。原本每月能成五六单都不止，如今拿下一单都难。

香港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几乎所有的蔬菜、肉等商品都来自内地，货品过了一条河，在香港高昂的租金、人力成本和运费的作用下，价格直接翻倍，“四块钱的菜直接变成十块钱”。原本居住在香港的人收入较高，尚可承受土地、人工对物价的加码，但随着可支配收入减少，香港消费者们愈发力不从心。

卫强几乎从不买新衣服、新鞋子，全部支出都是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张家正原本把车开到内地后还会逛一逛，但现在几乎从不消费，为了省钱，每天只吃一顿饭，早上花三四十块吃顿早饭，然后带一个面包和一瓶水就上工了，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晚上回家偶尔煮包车仔面（方便面），“蔬菜、鱼那些都很少吃了”。

即便是收入没有减少的香港人，也变得越来越省。林丽恒的爱人是一家跨境物流公司的文员，工资稳定，但林丽恒也发现丈夫的消费习惯明显变了，以前过节经常去餐厅，一家三口吃一顿自助餐花两千多也不在话下，“过节嘛，吃点好的”，可现在明显开始计算了，“晚餐要两千多，午餐只要一千多，那就中午吃”。

丈夫平时买股票，买的几支都赔了，跟林丽恒抱怨，“看来大环境确实不好”。

港股已经连续三年下跌，至今仍深陷泥淖，期货投资专家葛卫东曾感叹，“比A股更难的是港股，颠覆了我三十年的投资经验和知识，就算巴菲特、索罗斯来了也一样会被埋”。

香港的繁华是商品经济铸造的，但当人们不愿意消费，那些灯红酒绿也仿佛暗淡了一些。

林丽恒家住在旺角附近，香港旺角有一家很大的药店，原本聚集了无数代购，人多得“仿佛像菜市场”。她之前经常能看到顾客盈门，钱货流转的盛况，但疫情三年，药店和化妆品店嫌少有人光顾，就连遍布香港大街小巷的“卓悦”美妆店也在去年宣布破产。通关后人们的生意开始好转，但也大不如前，社交媒体上有人感慨，“旺角好像变得不旺了”。

林丽恒家楼下的沿街商铺换得也比以前频繁了，“几乎一个月就会换一家店”，打烊时间也越来越早，疫情前还是十点钟关门，如今有的店八点半就关门了，到了十点街上几乎找不到开着的店了。

关店早或许是疫情期间规定的延续，疫情期间，香港禁止晚间堂食，很多商家为了节省成本，索性关店。但到如今，虽然没有规定了，消费依然没有恢复，商家只能继续节省成本。

各家酒楼和菜场的需求也在减少，张家正的车载重30吨，原本这一车可能给50家餐馆供货，如今就得分成100家店。这带来的是一些人工作量和收入的下降，张家正的总运量虽然没有减少，可他的下一环节，派街司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长沙湾是供港司机回到香港的集聚地，张家正每天十一二点回到这里，蔬菜会从这里分派到各个区的菜场和食肆（餐饮店），这个过程叫派街。过去蔬菜派街会派到天亮，后来是4、5点，到现在2、3点就派完了。

原来的香港，人、货、钱快速流转，虽然地方不大，但遍地是黄金。如今，仿佛时间停滞了，香港的钱流不动了，紧接着人们发现，市场没那么繁荣了，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

▲香港旺角何文田深水埗街景。图 / 视觉中国

光环的消退

在一些人的心里，香港的光环似乎在逐渐消退。

光环消退是伴着“优越感”减少一同发生的。卫强的老家是广东潮州，小的时候跟父母回老家时，他记得人们一听说自己从香港来，眼神里都会流露出崇拜、向往，并伴随着一阵感叹，“诶哟，你是香港来的呀，那地方好啊”。

但如今再去内地，人们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向往，“香港似乎不再那么特别”。

这些年，深圳和香港的经济水平不断拉近，在深圳低廉的人力成本、丰富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面前，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优势在降低，而香港本身作为自由港，资金、商品、人才畅通流动带来的机会也在减少，吸引力不断下降。

疫情后刚通关时，香港还盼着内地游客归来能重现“买买买”的盛况，然而事实是，内地人更愿意在吃喝玩乐上花钱，也没有兴趣去香港买化妆品、名牌包和珠宝首饰了。反而不少内地的年轻人听到“洗碗工月入两万，外卖员月入三万”的传言，十分渴望到香港打工赚钱。

在许多内地人心中，关于香港的印象停留在了金庸的小说、邓丽君的歌声和TVB的电视剧里，到处藏着对香港的向往。但在近几年，已经少有港台明星在内地走红，香港的文化吸引力也失效了。

郑家成心里有一套内地和香港打分机制：如果说内地从30涨到了60，那香港就是从90掉到了70。在郑家成心里，两地的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而在更多内地人心里，香港可能已经比不上北上广，那里确实收入更高，但生活远不如在内地舒适。

从2019年开始，郑家成身边很多亲戚和朋友开始到海外生活。郑家成猜测，他们“可能是觉得香港独特的那一部分减弱了”。离开的人们似乎带走了一些自由和活力的空气。郑家成记得之前身边总有一些“不用工作却可以每天旅游”的朋友，他们每天想的都是欧洲旅游、创业想法；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朋友，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上班、赚钱和“卷”，想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少，“都想考上政府工”。

“香港的钱越来越难赚了。”郑家成工作之余还会和朋友一起合作创业项目。两年前，郑家成的第一个创业项目进了数码港孵化，他记得那时的投资人的钱更好拿一点，只要想法好，人靠谱，“可能PPT的阶段就有人投”。如今，郑家成开启了第二个创业项目，这回进了香港科技园孵化，但想让投资人拿钱就要难得多，创业者得先有稳定客户，投资人才会出钱，“没有人愿意烧钱换流量了”。

“香港赚钱深圳花”背后，香港面临着人才、消费、资本的转移和流失，这也是香港今年不断放开限制吸引高层次人才入港定居就业的原因。

上世纪90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崛起，是腾飞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是浮躁光辉的不夜城，是物与欲交织的自由港。很多亲戚都曾一脸回味地跟郑家成讲起那时的事，那时的香港人外号叫“世界仔”，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来香港做生意，世界仔们都能挣到钱，那时的香港“很野”。

郑家成把世界仔定义成“不管在哪儿，不管做什么，只要能挣钱就行”的头脑灵活的人，世界仔的存在是香港的特色。但现在，世界上肯定还有世界仔这样的人，“只不过他们已经不在香港了”。

▲香港维多利亚港城市风光。图 / 视觉中国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