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放弃医保求生存，中国经济真的不行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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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一年有成千上万的人退出医疗保险，中国民众说，即使面对中共统治集团拥有高干病房等医疗不公的对待，一般民众其实还是尽可能地“保着”，只求有一个依靠。现在实在是碍于生活所迫，负担不起节节升高的保费，不得已才会退出。这也说明了中国的经济确实是不行了。

北京一家儿童医院外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男孩手拿医院影像科的片子。（2023年11月24日）

中国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有13亿人加入国家补贴的基本医疗保险，但2022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比2021年少了1705万人，其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更是减少了2517万人。

在中国，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职工医保，占参保人数的四分之一，另一种是城乡居民医保，占四分之三。居民医保是针对农民和农民工以及儿童，也适用于许多民营部门雇主没有为其缴费的员工。相较于国有企业的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以及一些民营企业在职人员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是比较弱势的一群。

在上千万的人退出医保的数据传出后，关于“居民医保一年减少2500万人”的话题随即登上热搜榜。有网友说：“谁不想有保障？只是生活很不容易，只能先顾好眼前了。”、“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挣得少交得多，减少当然不意外。”但也有人认为：“能交还真的要交，这玩意关键时刻真有用，可别赌自己用不着。”

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医保的不信任和经济困难，是民众退保的两大核心因素。

医疗不公

住在江苏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不信任的根源主要是中国的人分三、六、九等，在医保统筹基金的分配下，绝大部分医保都用于中共统治集团的高干病房，所以对老百姓而言，这项看似普惠性的政策其实真正能起到救助性的作用并不大，因为一般人小病就在家里待着，真的遇到大病，能够把病看好的药基本上都不在医保补贴的范围内，而是需要额外自费，只有高干病房的药可以全额报销。

他说，医疗产业化也是一个问题，原本是基本民生保障、具有公益性质的医疗变得非常商业化，以最大利益为取向。前一阵子的医疗反腐就有上百名的医院院长、书记被查，一个院长一缴回就是3亿元，一个科室主任吃掉的就是几千万到上亿的钱，他们“割”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种医疗不公，谁还相信医保？人民不是傻子啊！”

张先生还说，近年来失去固定工作的人或是改做灵活就业的人太多了，这些人通常会先停掉影响退休金的社保，但一般都会继续保留医保，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说，即便知道医疗不公，老百姓还是希望能拥有一点“依靠”，但现在会有这么大量的人退出，实在是因为生活所迫、没钱了，依靠不上了，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确实是不行了。

他说，像他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当快递员，一个月的收入大约4000至5000元人民币，但必须自己负担医保，“在医保和生存之中，他只能先顾好眼前的生存，放弃医保。”

经济所迫

张先生并表示，以江苏来说，居民医保每人每月不低于380元，会随不同省份、城市而异，这对没有什么收入的农村而言，光是家里两个老人和两个小孩的支出就要1千多元，如果没有生病用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很亏”，不如把钱拿来做眼下更重要的事。

张先生说：“最关键的还是这个医疗产业化跟医疗不公平的原因造成的，再加上现在经济通缩，整个经济萎靡，种种因素叠加造成大量民众退保。”

金融时报说，安徽省的一名卫生官员表示，即使地方政府努力阻止居民医保的投保人数继续减少，但是说服农民投保已经越来越困难；安徽省在2022年的居民医保投保人数已经下降4%。

中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参保质量提升，参保数据去重等原因，导致数据上表面参保人数减少，但由于重复参保等情况显著减少，真实的总体参保人数实际上还略有增加，部分原来参加居民医保的民众转为参加职工医保，呈现“居民降、职工增”的趋势。

中国医保局相关人士还表示，客观上看，随着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持续发展，可以预见未来居民医保参保数据在一定时期内会呈现略有下降的态势，甚至总参保数据也有可能缩小。

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超群在一篇关于医保调研的文章中指出，保费持续上涨、中年居民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医保受益面窄且不解决大病负担、高龄老人较低的医疗服务费用支出等原因，都是导致居民医保退保的原因。

瞎折腾

住在南京的淑敏就对美国之音表示，医保的效用与保障远远不足，很难令家属安心，她用“瞎折腾”、“非常荒谬”来形容。

她说，她的父亲患有轻微的阿兹海默症，几年前摔倒骨折，需要长期住院复健，属于康复型入院，但他们每半个月就必须转院，因为医保转院是以额度来控制，比如康复病人入院每个月只要超过6000~8000元的医疗费用就必须转院，而这些费用包含了诊疗费、药费、护理费、床位费等全都包含在里面，费用一到点就必须转院。

她表示，去年8月政府突然“出了一个坏主意”，要求同级别的医院不能转院，以致他们本来在社区医院里住得好好的，非得要转到高级别的医院去“过渡”一下，然后再回到社区医院。但其实他们并不喜欢去住三甲医院，因为大医院的床况非常紧张，人很多、住宿条件特别差，又有很多过度治疗的手段，是他们这种康复型病人根本不需要的。

淑敏说，后来转着转着，有一些医院就建议他们不要以康复型病人入院，而是改用阿兹海默症来入院，因为如此医保额度可以变成2万2千元。这意味着从前只能住院半个月的时间，现在可以拉长到20多天、将近一个月再转院。

淑敏说：“有一个医院的医生就告诉我，对于病人来说，身上的毛病越多越好，他们会选择一个月可以使用额度最高的来入院，所以就变得非常荒谬！”

自费比例提高

她并表示，近年来明显感觉到政府没钱了，所以设置种种障碍，提高民众自费比例。比如她父亲用量最大的一种常规用药从今年开始变成全部自费，他们只好换药，但医生说其实原来那种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另外还包括医保额度提供的项目越来越少，像是两年前的复健运动手法本来是一天两次，现在变成一天一次；理疗辅助项目也从原本的一天两次，变成现在一天一次。

淑敏说，这3年来她变的神经很紧张，因为每到了1月份，医生就会告诉她马上要实行新的政策，然后多半是从农历春节后开始实行。但去年起，政策变化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再是在跨新年度时做更改，而是随时说改就改，这对老百姓和院方而言，都是措手不及，所以她整个生活都在焦虑和严重的不安全感中。

但她也说，尽管如此，“有保还是比没有保好”，因为还是有一部分的医疗费用是可以报销的，所以会到退保的程度，肯定是失业、经济困难，“我也觉得非常能理解。”

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居民医保费用在20年间从10块钱涨到380元，但农民工的平均薪资仅成长24％，持续上涨的保费可能会对一些人构成压力，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有些成员较多的家庭，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尽管如此，医保由国家负担的比例还是比人民负担得多，所以有这么多人退保显现出来的是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信任，因为认为效果有限。

经济雪上加霜

他说，职工医保的备用金在3年疫情之下被挪去做别的用途，而居民医保如果要到大城市去做医疗行为的话，有时还须承担50％至70％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疫情也让许多企业营运受到影响，而无法替职工分担医保；地方政府也因为财政崩溃，所能提供的医疗保障变得越来越有限，民众的自付额变得越来越高；居民医保也宁愿把钱省下来拿去做其他用途。加上中国的纳保方式可以等到生病后再去补缴医保，也让很多人觉得现阶段不用参保，等到生病了再临时加保就好。

董思齐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中国自诩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一个社会福利的经济体，但是在这个疫情之后，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

董思齐并说，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这些选择退保的民众通常是为了要把现金拿在手上、不想去做没有必要的消费，才会没有能力去顾及以备不时之需的医保。但这将导致两个情况，一个是民众为了要预防之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所以把钱存着而不愿意消费；第二个是手中的现金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也没有能力消费。这都将导致中国的消费更加积弱不振，对中国下行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无法往善的循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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