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张伟：我最红的歌，都是最不开心的时候写的（组图）

大张伟的青春，浸泡在摇滚乐最辉煌的时光里。

在他看来，摇滚乐不只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内核。“摇滚乐可以让大家很合理地变得很天真，摇滚乐就是这样改变了我的思维”。

亲历过群星璀璨的年代，他早就预见了自己创作的天花板。大张伟曾说，没有听过比窦唯的《明天更漫长》更好听的中国摇滚，“感觉这歌已经写到了头”。

家里的灯全关了，只剩下彩色的荧光灯在闪烁，大张伟躺在满是泡泡的浴缸里。他随口哼了几句旋律，用手机备忘录录了下来，《万物盛开法则》的雏形便有了。

“歌写得特别快，歌名想了俩月才定的。”大张伟说，最开始歌名想叫《正念禅修》，“之前看一本书说《心经》，让你不要生气，不要难过”。歌词则是近几年他给自己做“心理瑜伽”时的口头禅：“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和傻子置气……”

这首新歌被不少年轻人奉为当代“朋克心经”——“听一遍神清气爽，听两遍结节全消”。

大张伟也是如此，“自从做完这个歌，我反复地听，感觉自己病都好了”。他突然发现，这些年写歌除了想让大家高兴，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想治愈自己。

“我最开心的歌都是我极其不开心的时候写的。”生命的痛苦反而成了大张伟创作的“捷径”——“只要我拧巴、较劲、痛苦、不安，我就特别容易想出好多歌来”。故意让自己陷入“难过”“不开心”的情绪，曾是大张伟“憋歌”的方式。

甚至在出道25年后，他仍在寻找更松弛的创作方式和生活节奏：“我现在的创作就是想出什么就写什么。”

“大好时光”演唱会，大张伟和全场粉丝自拍。（图/微博@大张伟）

在大张伟的“胳肢窝”——存放创作歌曲的文件夹里，还有20多首写好却没发布的歌曲。“我有两三年没有红过歌了，我非常不开心，我一直跟这个世界较劲，就不想发歌了。”

个人巡回演唱会“大好时光”临近，他才决定发一首新歌。“我的人生目标是出300首歌，我算过现在已经出了178首了。”

最开始，大张伟以为做音乐就是为了开心，后来才发现，做音乐变成了一种“自救”。

10月底，一次音乐节演出结束后，在前往另一个城市的车上，大张伟接受了新周刊的专访，同我们分享了他和音乐一直在路上的故事。

听大张伟说话，你不能太较真，因为他可能只是在开玩笑；但如果你太不当回事，没准就错过了他的真心话。就像他在歌里写的“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我越用心，笑声却越大”，别人一笑而过的段子里，也许藏着他的深情和真心。

综艺“救”了大张伟

《乐队的夏天》第三季（以下简称为《乐夏3》）的开场表演，大张伟演唱了《静止》，让不少人感慨万千。

某种程度上，大张伟和《乐夏》是互相成就的。之前，大众对大张伟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往的某个阶段：

14岁就创作出《静止》的天才少年，后来“放弃”了朋克转投流行，“算”出了《嘻唰唰》《穷开心》等洗脑神曲。31岁在春晚舞台上唱广场舞神曲《倍儿爽》，面对接踵而来的质疑和争议，他自嘲为“音乐裁缝”。

再后来，他又成了“综艺顶流”，可以是《百变大咖秀》中的“易中天”“蔡琴”，也可以是婚恋、职场等真人秀节目中妙语连珠的观察嘉宾。被邀请参加《乐夏》的时候，连大张伟自己都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人相信我还能朋克了”。

大张伟曾在《百变大咖秀》中模仿窦唯，“我唯一最想模仿的人就是窦唯”。（图/《百变大咖秀》）

《乐夏》的出现，让大众用音乐人的角度重新认识大张伟。他熟知摇滚乐的发展历程和各个乐队的故事，总是不自觉地在音乐里暴露自己的脆弱和柔软——因为热爱是藏不住的。

大众这才发现，原来转投综艺多年的大张伟，身上还有属于音乐的纯粹、真诚。摇滚乐就像是大张伟的肾上腺素，一旦说起音乐，他就不再是插科打诨的综艺咖，而是眼里有光、专业独到的音乐人。

这时，大张伟又成了帮助大众打开摇滚乐的那把钥匙，乐评人耳帝认为他是最不可或缺的点评嘉宾，“他懂技术，有审美，内心细腻，有梗且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大张伟的点评，总能让缥缈的音乐拥有更具体的画面。（图/《乐夏3》）

他会非常投入地看乐队表演，常常无意识地代入自己：“他在那弹琴，我就觉得那个人特别像我。”

当咖喱3000乐队唱道：“她从来不听我写的歌，尽管我在撕心裂肺唱着……”大张伟莫名其妙地哭了，“有一种特别美好的绝望是在于，一直做摇滚乐，就是感觉没人听。有好多时候你也不知道我给谁做呢，我这理想到底是热哪儿了，就烫我自己了，别人也没弄着”。

如今在摇滚乐现场随着音乐狂热跳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大张伟曾经的放弃和怯懦从何而来。但埋在他记忆深处的画面是这样的，年少在台上表演朋克摇滚时，台下观众会捂着耳朵，用“那人是干嘛”的眼神看着他，“就像台上唱歌的人裤衩脏了”。

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他还是花儿乐队的一员，当时国内最红的歌是《好汉歌》和《常回家看看》。

在《乐夏3》总决赛，马东评价大张伟：“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摇滚的人。”

这种被压抑的情绪一直伴随着大张伟，也伴随着摇滚乐的日益小众化。“前两年我真的觉得摇滚已经变成‘非遗’了，不仅是中国，我觉得全世界都这样。”直到《乐夏》出现，“就算是唐朝（乐队）、黑豹（乐队）、窦唯、张楚那阵，我觉得都没有《乐夏1》的时候爆炸，让一代人百感交集”。

总是羞于真情流露的大张伟，也终于学着重新回到聚光灯下的摇滚老艺术家们，敢于在舞台上揭自己的伤疤，“精神裸体”地赤诚而滚烫起来。

和刺猬乐队合作《傻了吧》，他尽情地、放肆地朋克了一回。“我再不讨好冷漠，卑微得心安理得……”这首歌成为他回应各种质疑和误解的呐喊，让人仿佛再次看见当年那个对着向他扔水瓶的人唱《该》的朋克少年。

和Carsick Cars合作《我的深情就是个笑话》，他一改往日戏谑、欢乐的嗨歌风格，静静地弹吉他，轻轻地唱歌，尽诉衷肠：“不如装疯卖傻，不如装聋作哑，这样也挺好的，自嘲省尴尬……”

在出道二十周年演唱会上，大张伟强忍泪水唱完了《那些都不是我》。（图/视频截图@Figure_Video）

“我只要一露真情，说话就开始语无伦次。但是我写成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我。”2019年，在出道二十周年演唱会的最后，大张伟特地准备了一首压轴歌曲《那些都不是我》。

回归最简单的吉他弹唱，大张伟向全世界吐露心声：你们看到的那些都不是我，只有在音乐的世界里，才是真正的我。

书、摇滚乐和“疯子”

大张伟的青春，浸泡在摇滚乐最辉煌的时光里。

在他看来，摇滚乐不只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种精神内核。“摇滚乐可以让大家很合理地变得很天真，摇滚乐就是这样改变了我的思维”。

亲历过群星璀璨的年代，他早就预见了自己创作的天花板。大张伟曾说，没有听过比窦唯的《明天更漫长》更好听的中国摇滚，“感觉这歌已经写到了头”。

前不久，作为中国唯一受邀华人，大张伟出席了滚石乐队新专辑全球发布会，并送出了“中国火”专辑作为礼物。（图/微博@大张伟工作室）

1983年，大张伟出生在一个和他本名“张伟”那样普通的北京工人家庭，摇滚乐也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萌芽和发展。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摇滚乐是世界音乐潮流的核心力量，涌现了诸如Bob Dylan、Paul McCartney、Bruce Springsteen、Queen、U2等摇滚巨星们，人们开始感受到摇滚乐带来的强烈冲击。直到1986年，崔健在工人体育馆的一声怒吼，唱出了《一无所有》，成为了中国摇滚乐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小时候的大张伟，外号“音乐神童”“小帕瓦罗蒂”。但这位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的合唱团童星，在北京市重点中学的音乐特长生面试前夕，突然倒嗓了。后来，大张伟只能就读一所普通中学，以音乐特长生的身份入学，却连班级合唱队的领唱都没被选上。

迷上摇滚乐之前，大张伟是个标准的“好学生”。（图/图源网络）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摇滚乐群星闪耀的巅峰，“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以及唐朝乐队、黑豹乐队、超载乐队等，都是至今提起仍会让摇滚乐迷心潮澎湃的名字。《无地自容》《姐姐》《飞翔鸟》《明天更漫长》……那个时期的经典作品，成为了滋养好几代人的精神食粮。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初中时，大张伟就开始听崔健的歌，“这歌词太酷了，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疯狂迷上摇滚乐的大张伟，在老师眼中也“疯”了：“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你听这干嘛？这孩子是不是病了？”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打口带”和摇滚乐杂志就是乐迷们音乐资讯的主要来源。年轻人像海绵一样，疯狂吸收西方音乐的养分。

为了攒钱买外国乐队的打口带，大张伟午饭经常只吃五毛钱的干脆面。从借来的录像带里，大张伟第一次看见Nirvana。“正演出呢结果他们把鼓给砸了，把琴也砸了……”当时他在电视机前呆坐了10分钟以上，根本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开始更全方位地接触欧美摇滚，The Jesus and Mary chain、Green Day、Blink-182……第一次骑着单车从耳机里听到Green Day的一首歌时，大张伟当时就愣住了，红绿灯换了好几轮都没反应过来，“终于知道什么是青春了”。

和摇滚乐一起“长大”。（图/微博@大张伟）

那时候，大张伟还经常去乐评人郝舫的方舟书店蹭书看，“因为我没钱买那么多书”。他看了很多有关摇滚乐的书，这些书里又介绍了很多小说……这些书的名字都跟摇滚乐一样直接，“一听书名你就想看”。慢慢地，他也开始看王朔、丁天等作家的书，“除了世界名著，几乎什么书都看”。

放学后的大张伟不再游戏嬉闹，而是开始默默钻研写歌。就像那个年代的时髦青年那样，大张伟和郭阳、王文博开始组建乐队，除了上学，就是听歌、写歌、排练。

再后来，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1999年，花儿乐队发行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震惊华语乐坛，当年15岁的大张伟一个人包揽所有词曲创作，专辑销量超过50万。那时候，朴树的《我去2000年》卖出了30万张。

一举成名的花儿乐队，被寄予厚望——“中国第三代摇滚”“中国新音乐的希望”。谁也没想到，花儿乐队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摇滚烟火中的最后一次绽放，曾经绚烂缤纷、此起彼伏的花火，一瞬间全部消失在天空。

朴树歌中充满希望的千禧年来临，中国摇滚却开启了“地下十年”。花儿乐队也在其中苦苦挣扎。时隔仅1年，花儿乐队的第二张专辑《草莓声明》销量惨淡。

之所以叫《幸福的旁边》，是因为大张伟当时的同桌正在谈恋爱，大张伟觉得自己坐在了幸福的旁边。

2000年代的音乐产业，遭到流行音乐和网络神曲的冲击，再加上盗版横行，CD等实体音乐产品市场急剧萎缩。流行音乐逐渐成为市场主流，摇滚乐从巅峰走下了神坛。江湖流传“窦唯成仙了，张楚病了，何勇疯了”，属于摇滚乐的辉煌似乎已经落幕。

随着对摇滚圈子和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大张伟也逐渐发现，摇滚乐里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批判”“怀疑”“姑娘”，并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他很清楚，继续做摇滚只有两个结局：“要么因为时代被淘汰，要么梦想破灭被迫转行。”

所以，当他需要一首金曲“养家糊口”时，大张伟可以扒遍各大流行音乐榜单，听100G的音乐，“算”出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嘻唰唰》。

喜欢听相声，他就将相声里的唱口儿、吆喝、曲艺与流行音乐元素相结合，写出他至今最喜欢、最满意的作品《穷开心》。

但听见“钱声”的花儿乐队，终究还是说散就散了。

2009年，花儿乐队举办了首场、也是仅有的一场演唱会《花样十年》。26岁的大张伟哭着在台上唱完《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后，花儿乐队正式解散。大张伟的人生，也随之滑入“黑暗深渊”。

告别演唱会《花样十年》，大张伟泣不成声。

同年，首届草莓音乐节举办，打开了国内音乐节遍地开花的局面。中国摇滚得以走出“地下”，尝试在商业化模式和内容主题上探索平衡。只是，当摇滚乐再次像“星星之火”在中华大地闪烁时，大张伟已经成了孤身一人。

花儿乐队解散后，大张伟主要通过看吴宗宪的娱乐节目度过抑郁期，他决心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正因为综艺成为他在人生低谷时的解药，他也希望自己能给更多人带来快乐。

年轻的乐手或许是过早遇见了摇滚的起伏，也预见了摇滚的前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朋克却早已被刻进他的骨子里。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扒带做朋克、2000年初做青少年流行、2000年中做中国特色的乡镇化舞曲、2010年后做电音嘻哈，每一个时期都算是做得有模有样，你可以认为他投机倒把，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对音乐有着超强的感知力与模仿力，且对于流行文化有着惊人的敏锐。”乐评人耳帝梳理了大张伟出道至今的音乐脉络，给出了这样的总结，“他放弃了朋克，倒像了个朋克”。

2019年，大张伟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满屋子的电音设备，他说，做EDM的心态和过去做摇滚乐是一样的。和大张伟合作多年的音乐制作人程振兴说：“他不甘心做一样的东西，他会去买教编曲、混音、母带处理等所有的教程，一点一点地去学。”

大张伟的音乐工作室。（图/微博@大张伟）

后来，当他发现各大晚会、节目都在用EDM时，他已经“玩腻了”，开始寻找下一个“玩具”。“以前我特爱吃街边做的煎饼，后来煎饼火了，里面能加香肠、加热狗，但已经吃不出来煎饼味了。”

在音乐的游乐园里，大张伟就像一个贪玩的、不肯离开的孩子，不停地寻找新玩具。每当大众蜂拥而至，他早已离开，寻找下一个有意思的新玩意儿。

然而，最让他烦恼、痛苦的永远是“下一个圆满”在哪里？

“活着这件事很重要”

14岁的大张伟曾说：“年轻人不该老是沉迷于特别平稳的音乐，如果大家能一直保持特别激昂的心情，这样老的时候，就不会特讨厌自己。”

40岁的大张伟，则希望成为能掌控自己情绪的人，“这样我也不会特别累，观众也能嗨起来”。“以前我一看见大家特别开心，每回演出完像挨顿打一样，浑身特疼，要歇好几天。”

你无法想象大张伟能在演出时蹦多高。（图/微博@大张伟）

采访的当下，他刚在舞台上“蹦”完好几首歌，回到车上却能情绪平稳地接受采访。仿佛他只是在吃完晚饭后，舒服地瘫坐在自家客厅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和朋友唠嗑。他会分享前几天看的脱口秀，听到有意思的演讲，“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有好几次，我都感到恍惚，仿佛我正在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听着某个熟稔的同事滔滔不绝地分享他的生活趣事，也很像旧时课堂上的语文、历史老师，正在分享各种生活感悟，坦诚地畅所欲言。听大张伟说话，你会发现，原来看似毫无波澜的平淡生活也可以泛起这么多微小而有趣的浪花。

大张伟说他最近迷上了听讲座。他会被上海女孩画插画的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也会在网上听“非法老师”（一位在政法大学教文学的老师）用文学开导学生遇到的烦恼……

闲暇时，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活在豆瓣、知乎上。他关注了许多类似“让你震惊的一句名言”等问题，“最逗的是，我发现居然还有人引用我的话，但那并不是我说的”。

这位“互联网新晋金句王”此时又谦虚了起来，他说自己很少主动找别人聊天，只是喜欢“偷听”：“我喜欢听别人说话，听到一句特别有感触的，我就记下来”。

金句不断的大张伟。（图/视频截图《凤凰非常道 专访大张伟》）

大张伟的手机备忘录，成了他的素材库，里面有灵光一现的金句、随口哼唱的旋律、看书或听讲座时觉得有感触的句子等等。独自在家的时候，大张伟会像会计一样，将这些素材分门别类地归置好，存到电脑文档里。更早之前，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时候，他还会随身带个笔记本。

事实上，生活一直是大张伟创作的重要养料。

写《放学啦》，是因为初中时不想上课，渴望快点儿放学；《倍儿爽》的灵感，来自于某天突然在房间里，听见妈妈喝饮料时大喊一声“倍儿爽”；《万物盛开法则》的歌词，则是他委屈时用来安慰自己的口头禅。

当生活成为大张伟的创作源泉，也意味着他得随时随地、一刻不停地打开自己全部的感官，才能捕捉到每一个有意思的瞬间。生活，似乎也逐渐变成了工作的一部分。

大张伟喜欢收手办。（图/微博@大张伟）

大张伟最近的计划是“学会深度发呆，什么都不干”，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救”的方式，“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救我自己”。在过去的很多年，像陀螺般忙碌地工作，是大张伟安全感的来源。出道25年的现在，他深感“我要真正地安静一下”，哪怕只是独自发呆。

“后来我发现我也不是不爱音乐，是我要换一种爱法。如果我觉得我只能爱一个人，她也必须爱我，那万一她不爱我，我就陷入了一生的痛苦里。”

在出道二十周年的纪录片中，大张伟坦承：“‘中国第一朋克’又怎么样呢？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活得让我觉得我在活着。活着这件事，很重要。”

大张伟会在直播时，和粉丝们约定演唱会中每首歌的应援方式。常常直播的大张伟，更多是为了唱自己想唱的歌。（图/微博@大张伟）

“我只是希望我还算是开心地活着，如果音乐以后并不能成为让我开心的一件最主要的事情，我就可以不做音乐了。”前不久热议的“重启人生”的话题，对大张伟有一定的触动，“如果我只做音乐的话，我只能活一样的人生”。

大张伟开玩笑说道：“也许我以后变成一个会做拖鞋、或者特别喜欢做手机壳的人，我觉得也挺好，因为这让我活了不一样的人生。”

多年来，媒体和公众都致力于挖掘大张伟戏谑背后的另一面，企图翻出所有他竭力掩盖的努力、深刻和煽情，揭露出他与聚光灯下截然不同的状态。

这些文章后面有一则高赞评论是这样写的：“快乐背后的焦虑不是他身上最值得被书写的东西，在焦虑中习得获取幸福的方式与提供他人快乐的能力才是。”

超级市场主唱田鹏说，大张伟是“想通了”的人。（图/《乐夏3》）

然而，“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

无论是他赖以谋生的“说话”还是他深爱的音乐，大张伟都不得不表达，也只能自己寻找出口。“如果所有人都理解你，那你得普通成什么样儿？”

同样创造了许多神曲的“鸟叔”朴载相曾借用卓别林的名言评价大张伟：“人生远看是喜剧，近看是悲剧。”尽管如此，大张伟依然不断用段子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注脚，好让他的生活细看起来，仍是一出能让人轻松一笑的喜剧。

显然，大张伟早就想明白了。忠于自己地活着，就是一种抵抗，一种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