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5列车“持刀杀人案”：失控的精神病人为什么无法管理？（组图）

5月4日，年轻舞蹈演员谷巩在K435列车上被一名陌生人突然攻击，身中30余刀后去世。事发后，警方的两次精神鉴定显示，行凶者贺振华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状态。从2015年6月11日开始到2023年5月4日，贺振华因为发病多次进出精神病院治疗。然而，医院管理之外的时间，他一直游荡在社会中。

列车上

5月4日，K435列车以12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在从湖北武汉出发开往广东惠州的铁路线上，它于当天下午3点12分从始发站出发，预计第二天一早8点左右抵达终点，全程14个多小时。

贺振华是在晚上9点36分上车的，当时K435已经行驶了6个小时20分钟，9节长的列车停靠在衡山站，外面是一片漆黑的夜，混杂着一些上车下车的脚步声。他身高不到一米七，身材偏壮，眉毛浓密，是不显眼的外表。

贺振华的座位在列车的第3车厢，从车票信息来看，贺振华是要到衡阳去，只有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与贺振华不相识的谷巩也是第3车厢的乘客，他今年27岁，个子也不高，甚至比贺振华还低一点，是个开朗乐观的年轻人，遇到谁都笑嘻嘻的，家在衡阳下面的县级市耒阳。5月4日这一天，他和母亲从株洲回老家，从衡阳转车。

对于小城市来说，铁路列车仍然是重要的出行方式（视觉中国供图）

列车稳稳地前进着，没人想到就在几分钟后，谷巩会以一种可怕的方式与贺振华产生交集。大概是在贺振华上车十多分钟后，他从皮带扣背后抽出一把黑色折叠跳刀，打开之后，刃长约10.5厘米，刺向了正在4车厢和5车厢连接处抽烟的谷巩。因为来得突然，谷巩甚至没来得及反应，又被刺了几刀。一位目击者被谷巩痛苦的号哭声惊醒。他就坐在离他们两米不到的位置，看到谷巩已经倒地不起。车厢里一名穿黄衣服的乘客向贺振华喊话，要他住手，被贺振华拿着刀追赶恐吓。很快，贺振华又回到捅刺谷巩的位置，向谷巩补了4刀。

乘警和列车长随后赶到现场，几人利用盾牌等防爆工具，合力将贺振华逼到门缝处制伏。

众声喧哗时，隔壁车厢听到有人喊“杀人了”的谷巩母亲吴英，赶紧开始找儿子。她朝声音方向跑去，眼前的场景让她战栗，她先看到儿子的鞋子，再看到血迹，随后看到了趴在地上的儿子，孤零零地，身下还有一把刀。她抱着谷巩，血不断从脖子、胸部流出来，浸湿了她的衣服。谷巩的表姐李丽告诉本刊，她是在晚上10点左右接到了舅妈吴英打来的电话，之后她和丈夫连忙开车赶往衡阳。李丽告诉本刊，谷巩被刺了30余刀。

警方的后续调查显示，事发前，谷巩坐在5号车厢乘务间旁，与贺振华无任何纠纷争吵。关于作案用的那把刀，据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查明，在衡山火车站进站时，贺振华将刀放置在皮带扣后面，躲过了安检进站。在被抓捕后，贺振华在警察讯问时自称有精神病史，声称杀人时，他出现幻觉，以为谷巩要害他。

让李丽和舅妈没有想到的是，在经过精神鉴定之后，鉴定中心认为贺振华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发病状态，在案件中实施危害行为时无刑事责任能力。李丽告诉本刊，自己和舅妈、舅舅都无法接受这个鉴定结果，为此申请了第二次鉴定，但结果一致。2023年7月26日，衡铁公安处对被申请人贺振华予以释放，同时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将其约束在衡阳市第一精神病院。鉴于贺振华再次发生伤人、自伤、自杀等危害行为的危险程度高，9月20日，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决定将贺振华送去强制医疗。

2008年，四川省安县精神病院的病人在临时住所外休息，县级精神科医疗资源仍不足

“他还知道把刀藏在皮带扣后面，怎么会脑子有病呢？”李丽向本刊陈述她的疑问。她还记得，7月中旬开庭，她去参加了庭审，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贺振华。庭上贺振华看起来很镇定，面色如常，面对法官诸如“你的名字是什么、家住哪里、对杀人认不认可、对证据是否有异议”的询问时，贺振华都一一回答，思路清晰。这更让李丽又难过又愤怒，她忍不住在法庭上哭出声来。李丽说，因为怕舅舅和舅妈情绪接受不了，她没让两人参加庭审。“舅妈说（在车上）自己跑过去时，谷巩看到了自己，用最后的力气一点一点向她爬过去，闭眼前最后看了她一眼。舅妈每晚都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他最后的那个眼神。”

失意的舞者

谷巩是带着对未来的希望与母亲一起登上K435这趟列车的。他老家在衡阳下面的县级市耒阳，距离衡阳只有100多公里。谷巩是一名颇有天赋的舞蹈演员，曾在外地一家舞蹈团工作。近年来因为父亲生病，他一直在老家生活，事业不太顺利。这一次去株洲，他是和母亲一起去株洲一家做直播的MCN公司考察，对方愿意“花重金”将他打造成“舞蹈型主播”。他们已经谈好了签约条件。

对于在老家蛰伏了几年的谷巩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在言语中多次跟表姐李丽流露过。谷巩今年27岁——这是一名舞者最成熟的年纪，意味着他的技巧、经验、感情都沉淀到了一定阶段，可能会迎来发展上的爆发；但另一方面，27岁也代表着年龄和身体承受力的紧迫感，如果没有好的机遇和资源支持，职业道路或许就走到头了。

谷巩是从五六岁就开始跳民族舞的。他的父亲是一名声乐老师，从小就培养他在艺术方面的爱好。谷巩也有天赋，12岁就考上了广州艺术学校，想要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者。比谷巩大两届的学长七七也是衡阳人，他告诉本刊，不少湖南考生都会去广州艺术学校学舞蹈，“一是离家近，二是广州经济条件比湖南发展要好，专业技术方面也比湖南更强”。

广州艺术学校的学习时间为6年。学舞蹈是辛苦和枯燥的，一个完整的节目背后是成百上千次动作的重复和训练。七七说，每天除了两三节文化课外，剩下的时间全在训练房待着，一天至少七八个小时，骨折、关节错位是常有的事。“一个动作没做对，老师的戒尺就直接打上来了，大家都是被‘打’出来的。”比起身体上的苦，心理上远离家乡的缺失更难承受。他们只有寒假和暑假才能回去，前三年因为年纪小，周末也不能自由活动，需由老师带着。七七记得，自己当时特别羡慕普通中学的孩子，每天放学就能回家。

舞者需要通过表情与肢体语言来吸引观众，对功底和感受力要求很高（视觉中国供图）

在七七的印象中，谷巩看上去好像没有这些烦恼，总是笑呵呵的，“他真的很爱跳舞”。谷巩的室友易家告诉本刊，在学校时，大家都很喜欢舞者刘福洋，只有谷巩能模仿出神韵，其他人都学不像。“他从进校开始就是我们里专业能力最强的，天赋最好的，有的舞蹈，老师示范一遍，他跳几次就能学会，而我们要学好几天。”但谷巩并没有显出得意，他会陪着同学一起练，直到大家都学会为止。

2014年，谷巩毕业，才18岁。易家说，广州艺术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读本科，二是直接工作。继续上学意味着毕业后有资格报考专业舞团，或者考进体制内，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七七毕业后去了广州星海艺术学院，而易家则考去了上海戏剧学院。本科毕业后，他们两个分别留在衡阳和深圳，成为中学舞蹈老师。

谷巩选择了直接工作。他资历浅，进了广东河源市的一家小型商业舞团，从事商业演出。易家觉得惋惜，“他完全有能力去考中国一流的舞蹈学院”。不过，易家也理解谷巩的选择，继续读书需要不菲的费用——学费一年就要1万多元，有的需要好几万，而且，好的院校都在一线城市，除了生活花销外，还要买演出服装。对于谷巩的家庭来说，承担这些费用颇为吃力。

《如蝶翩翩》剧照

2018年，谷巩所在的舞团解散，他又进入长沙一个20多人的小型商业舞团工作，承接的多是旅游节、运动会开闭幕式演出等业务。舞团的老板赵乐很欣赏谷巩，觉得他能力强，为人又热情。他告诉本刊，正常情况下，每个月舞蹈演员都能拿到七八千元的工资。但疫情之后，演出机会骤降，工资只有两三千元，近一半的演员选择了离职。七七记得，2020年底，他去长沙办事，把谷巩约出来见面。谈到自己的境遇，谷巩说演出机会少，身上连生活费都难以为继。七七主动借了将近1000元给他，让他先拿着用。

但打击接连而至。也是2020年底，谷巩的父亲突发脑梗，瘫痪在床，作为独生子的谷巩只得辞职回去照顾，同时接一些散活儿维生。2022年，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赵乐记得，谷巩当时发了平台筹款。他看到后先在平台上捐了款，后来又组织舞团进行了一次捐款，有三四万。之后，他和舞团其他三个人一起到耒阳看谷巩。“他看到我们来直接哭了出来。”一年多没见，赵乐觉得谷巩面容沧桑了很多。

从2022年底开始，赵乐舞团的演出生意逐渐恢复，舞蹈演员一度增加到80多人，演出多的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万多元工资。2023年4月，赵乐打电话给谷巩，想让他回来跳舞。接电话时，谷巩正在耒阳一家酒店厨师手下当帮工。他告诉赵乐，父亲身体不好，是否回舞团还想再考虑一下。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在列车上遇到贺振华，做直播主播或许是谷巩摆脱人生困境的一个机会：既能在家里工作照顾父亲，也有红起来的机会，虽然概率很小，但起码能给他一些希望。

家里的精神病人

在重庆长寿区海棠镇土桥村，贺振华是一个危险的存在。提到他，村民脸上频繁露出害怕和拒绝的神色，他们怕贺振华从精神病院出来后报复他们——有一次他因为闹事被报警送到精神病院，出院后，他就四处问是谁报的警，气势很凶。躲避，是村民与这个乡村精神病人一贯的相处方式。一个村民告诉本刊，贺振华眼睛不算大，但眼神很凶，总盯着人看，看得人心里发怵。与他擦肩而过时，大家会习惯性低头，避免与他对视。

但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证明，贺振华的“危险性”并没有因为村民的主动躲避而减少，不少人被他打过。村民们说，他打过一次卖酒老板，说对方卖的是坏酒，喝完头痛，追着人打；还有一次，邻居家小孩从外地回来，刚从车上下来，贺振华就拿着刀冲了上去。他还在家门口打过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理由是对方穿的衣服他不喜欢。这次打人给村里人留下的震撼最大：小孩家属报警后，警察来了，贺振华身上有刀，警察最后用枪对着他的头，他才把刀交出来。不过，大多时候，即使挨打，村民也不会去找贺家人进行理论或索赔，原因是，贺振华家穷，没有钱可赔。

插图：老牛

土桥村有2000人左右，说是村庄，更像一个镇子，G243国道从村里穿过，除了耕种外，还可以承接往来客人吃饭和歇脚，比起传统村子富裕不少。村里的房子沿着国道有序排列，多是三四层的楼房，墙外是白色或黄色的瓷砖贴面。贺振华家在街道上很显眼，两层的土砖楼，红色木门已经掉漆，屋内白色的墙壁也成了土色。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贺振华家在村里最穷，爷爷奶奶久病，是低保户。贺振华的父亲贺平身体也不好，在附近做保安一类的活儿。

贺平是2022年才回老家的。之前五年，他和老婆杨秀英一直在广东打工，直到去年父亲去世，他回来照顾80多岁的母亲。杨秀英是贺振华的继母，50岁出头，有一双大眼睛，说起话来嗓门很大，但人挺温和。她在土桥街上一家饭店打工，家里的支出很大部分依赖于她。杨秀英告诉本刊，自己2010年与贺平结婚，第二年，贺平就染上肺结核，住了许久院。他没有钱，还是杨秀英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到现在，贺平还在吃药，每月费用两三千元。为了给贺平治病，杨秀英每年跟着工地跑，去重庆、湖北等地。

对于杨秀英来讲，去遥远的南方打工，有生计的考量——2016年，贺平的病再一次恶化，动了手术，家里为此欠下了三四万元外债；广东工资高一些，她给人洗菜，一个月有4000块，能覆盖贺平的药费。而另一个不能明说的理由，是躲贺振华。在嫁入贺家前，杨秀英就听人提到贺振华“脑子有些问题”，但她并没有放在心上。但在一次目睹贺振华突然拿起刀追一个街上骑电动车的女人后，她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贺振华真的“脑壳不太对劲”。杨秀英说，贺振华总是跟她和丈夫说“有人要害他”，为此，他长年身上带着刀。

《模范出租车》剧照

2017年，杨秀英曾帮他找过一份工作，但不到一个月，贺振华就把同事的上臂砍了一刀，公司找过来要赔偿。还有一次，贺平说了他，“要出去挣钱，不要再惹事”，语气有些重。贺振华一下子跳起来，掐住贺平的脖子，“幸亏邻居及时赶到，不然他爸爸就要被掐死了”。对于贺振华，杨秀英充满了恐惧，甚至一起吃饭时，她都缩在桌子一角，尽量离贺振华远一点，晚上睡觉时也会反复检查门是否锁好。

贺振华的大舅告诉本刊，贺振华从小就有些不正常，他有癫痫，经常发病；如果挨骂，他的眼神跟别的小孩不一样，“木木的，但又在瞪着你”。贺振华家人曾带他去看过“脑袋”，但没有治好。他们猜测可能有遗传的因素，他的姑姑就是精神病人。2004年左右，贺振华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离婚，他被判给了父亲，母亲外出打工，很少回来，父亲也不在家，很少管他。一位邻居记得，贺振华初中没读完就开始“混社会”，还染上了毒品。

衡阳铁路运输法院发布的强制医疗决定书显示，2010年到2011年，贺振华因吸食毒品两次被行政拘留，后来还被送去强制戒毒。一个村民告诉本刊，贺振华当时有个女朋友，来往一年多，还怀了他的孩子。不过他戒毒出来时，女友已堕胎离他而去。从那时起，也许是吸毒的因素，也许是受到刺激，贺振华的精神问题加剧了，开始频频打人。强制医疗决定书显示，从2015年6月11日开始到2023年4月4日期间，贺振华多次在重庆市长寿区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和住院接受治疗。

图｜视觉中国

2015年6月11日，贺振华打父亲之后，首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是贺平偷偷报警将他送进去的。杨秀英说，几个月后，贺振华联系贺平，说自己要回来。贺平有些心疼儿子，问了医生，对方觉得贺振华情况稳定，符合出院条件，就让带了回来。然而，回来不久，贺振华又把一个邻居打伤。此后，贺振华开启了出院—打人—入院的循环。2017年之前杨秀英和丈夫还在家时，贺平偶尔去医院看一次儿子。在广州的五年里，杨秀英没见过贺振华，也没有联系过，“他父亲也联系得不多”。贺平还是在手机上知道儿子杀人的消息的。杨秀英说，贺平看完后并未说话，走到边上默默流泪，表情气愤又心痛。

贺振华住院时，母亲冯兰每月都去看他一次，有时还会买一条烟带过去。除了这些，她能做的很有限。离婚后，冯兰的日子过得也不好。最初，她在长寿区与人合伙开一家油漆店，仅够生活。油漆店开了三四年，因为合伙人去世关了。冯兰又跟着人学美容理疗、按摩，每天早上7点出门，要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四五年前，冯兰得了乳腺癌，只能依靠低保过活，住在政府的廉租房里，“说实话，没有这个儿子，我就想自己先死了”。

居家管理的困境

2017年在修车公司砍人后，贺振华逃跑了。被警察抓到后，他陈述了自己在外游荡的经历：（我）从厂里跑了之后就在重庆一直逛，不晓得逛了一两个月。当时身上有一些钱，平时吃点包子、面条这些，晚上随便找个空地、草坪之类的地方就睡觉了。之后就坐黑车回长寿了。他就像一个一触即发的炸弹，所到之处，皆充斥着危险。

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秘书长周建松告诉本刊，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如果患者本人要求出院，同时被评估为没有危险性、不存在攻击人的行为，医院没有阻止病人出院的权力。这也是贺振华能够一次次从医院出来的原因。周建松说，医院也有费用的考虑。国内精神病医院目前实行DRG付费模式（Diagnosis Related Groups），即按诊断和治疗方式，将疾病细分为不同的组，每一个组都有一个统一的收费标准，不会因为多服药、多检查增加医疗费用。换句话说，假如一个精神病人的医保报销额度为7000元，剩下的都会由医院承担。“如果病人行为已经稳定，从医院的角度，是会让他出院的。”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剧照

对于出院的精神病患者，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明确规定，根据患者的不同危险等级，各级精神卫生防控机构及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应分别每隔2周、1个月和3个月随访一次。但贺振华并没有进入被监管的名单中。冯兰居住地所在的凤城街道东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告诉本刊，社区确实对于所有出院的精神病人都需登记，定期随访，但贺振华的户口早年被迁到了母亲这边，“户口在长寿区凤城街道，但他又长期住在土桥村，两边的人都以为对方在管。结果两边都漏掉了”。

即使没有漏掉，对于社区来讲，监管一位居家的精神病患者也是不容易的。一位重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顾海告诉本刊，他们负责的社区2万多人，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200多人，常年住在精神病院的有近20人；对于在家的病人（包括从医院回来的），社区医生确实会上门随访，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区医生没有能力做到监督所有患者的服药情况。而这，对于一个出院的精神病患者来讲，是维持其状态稳定最重要的一步。“精神障碍患者与其他疾病不同的一点是，很多患者没有自主服药的意识，甚至抵触服药。”

在实际的执行中，监督服药的任务还是在监护人身上。“很多监护人已经七八十岁，他们照顾病人多年，身心疲惫，有的仍需出去工作挣钱，很难顾及患者是否按时服药。”根据周建松的经验，出院后没有按时吃药的病人可能有30%～40%。贺振华在警方审讯时就曾表示：“自己吃药时就会好些，不吃药情况就会‘恼火’些。”杨秀英也告诉本刊：“即使我在家，我也只会说，医生说‘你要按时吃药啊’，别的不敢多说，我怕他打我。”

一直以来，周建松和同事都在呼吁“社区强制医疗”模式的推行。“社区强制医疗模式是指社区医生每个月可以上门为病人做一次检测，当检测到他没有按时服药时，就强制送往精神病院。”但周建松说，这种模式没有法律上的支持和保证，目前很难大规模落地，其次，我国社区医院医疗资源不足，精神科医生非常缺乏。截至2019年，全国精神病医院的执业（助理）医师总数有4万余人、护士有9万余人，每10万人口对应的精神专科医生和护士分别为2.9人和6.8人，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名精神科医生和13名护士。

《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剧照

周建松说，不少社区医院的医生，并没有开具精神病药物的能力，他们只能做基础的打疫苗、体检等工作。贺振华母亲冯兰居住地所在的凤城街道东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告诉本刊，他所在的社区有100多个精神病人，但只安排了一个全科医生负责监测在家的精神障碍患者情况并定期随访。为了能够尽量监督社区内精神障碍患者的情况，两三年前，凤城街道东街社区将监管的任务安排给了每个患者所在楼栋的楼长。黄莉就是其中一位，她50多岁，头发灰白，白天没事时就坐在一楼的凳子上晒太阳，观察楼栋里四个精神障碍患者的动静。

其中，有三位患者住在一楼，来自一家人，分别为近40岁的母亲、18岁左右的大女儿和不到10岁的小女儿。黄莉说，母女三人靠低保生活，孩子的父亲在重庆卖豆腐，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母亲偶尔出去买点菜回来做饭，但她脑子不清楚，分不清菜好不好，煮的饭可能都是生的，三人也不知道要洗澡，甚至大小便也在房间里面。黄莉尽可能每天过去看看三人，每个星期还会和志愿者一起帮她们清理衣物和卫生。黄莉说，社区要求楼长每星期都要上门，发现情况就汇报，但具体到每个楼，执行起来是不一样的，“楼栋长每个月只有200多元的补助，很多人嫌钱不多，懒得一家一家去了解。我妈妈是残疾人，我知道这些弱势家庭不容易，才会特别关注他们。”

冯兰最后一次见到贺振华则是5月2日，贺振华告诉他，自己脑袋里面被人安了监控，他要出去在没人的地方把脑子清洗一下。警方调查显示：5月3日，在案发前的一天，贺振华从重庆北火车站乘坐K1171次列车前往广州北站；5月4日上午，他在衡阳站提前下车，转乘汽车至衡山县城。随后，他搭上了K435次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