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加强干预、否决过往成功模式 《外交事务》：中国经济放缓不可避免（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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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经济稳定成长，支持者将中国视为自由经济及政治的对照及对抗手段。然而，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成长采取国家主义的观点，对国家安全议题的执著让国家武器化，牺牲民营部门的利益，中国政府背叛并否决过去的成功模式。美国期刊《外交事务》指出，中国经济正为此付出代价，中国经济放缓不可避免。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指出，中国及美国制度之间的对比及不同的表现引发人们质疑西方自由市场及自由民主模式，也许正如一些观察家认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是西方成功替代剧本的证据，从这种观点看来，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国家主义的力量、儒家思想的智慧、民营部门效率的巧妙结合。由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始终维持在每年平均9%，标准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受到质疑，从中国文化的观点来看，或许市场金融、法治、财产权都不必要。

然而，随著中国经济成长放缓及资本外逃寻找海外避风港，这些论点近来变得较不可信，光是今年8月，中国的资本外流就达490亿美元，中国资本家也因担心自身安全及财产安全而离开。中国国家主义达到顶点，中国的经济成长严重摇摇欲坠，这暴露政府日益严重的干预主义造成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成功与倒退

许多人试图利用中国当作国家主义的广告，但中国的经济成功其实与之无关。尽管儒家思想及国家主义是中国制度的长期特征，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是1978年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启动经济改革计画后才开始，这些改革在许多方面都完全传统，慢慢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允许更多的企业成立，减少政府的价格控制及国营工业的私有化，这些改革的集体效果是削弱国家权力。

《外交事务》指出，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是因为政府退出了计画经济的制高点，为市场经济留出空间，经济国家主义（economic statism）并不是中国经济的救星，而是对其生存的威胁，对于1980年代中国经济显著成长第一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时的经济成长是由小规模农村创业所推动，数千万出身平凡的企业家建造工厂，让中国有了大量耐用消费品、建筑材料、食品、劳动密集产品。

当时的中国政府支持或善意地忽视自发且自下而上的大量农村创业，改革派领导阶层并未扼杀它，这一点值得赞扬。《外交事务》指出，中国经济的起飞是因为国家放手，而不是因为国家干预，中国地区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这一点。1978年以来，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地区是市场化程度最高、国家干预最少的地区，包括广东及浙江，而国家干预最多的地区深陷高额债务并与较低的成长率抗争，例如中国的东北地区。

习近平刚接任中国国家主席时，西方原本看好他走改革开放之路，如今看来，他会坚持中央极权方向。（美联社）

经典经济理论认为，为了创造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条件，企业家需要强大的财产权，但中国从来没有这些，这助长了「中国的（经济）成长得益于中央集权金融及产业政策」的神话。然而，对历史记录的研究揭示这个假设的缺陷：1979年，中国政府释放文革期间被监禁的资本家，并将国家没收的银行存款、债券、黄金、私人住宅还给他们。这起事件表明，尽管中国从未有过美国式的宪法，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摆脱了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从而为中国企业家带来安全感及信心。

中国资本家再度遭到边缘化，并遭到骚扰或逮捕，一个极端例子发生在2021年7月，出身乡村的亿万富翁孙大午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外交事务》指出，表面上是因为他违反土地法规，但其实是因为他直言不讳。中国正在倒退，走向文化大革命，远离邓小平的改革。中国企业家也没忽视这项发展，他们变得不愿意投资，并试图将资本转移到国外，中国当局非但没获得回报，反而为其缺乏法治付出代价。

香港的例子

从1997年英国统治结束到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香港保留了财产权、新闻自由、法治，许多中国高科技公司都认识到这种商业环境的有利条件，并在香港注册设立办事处。尽管许多香港投资者是中国公司，但香港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投资者。这些公司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是为了获得香港的法律保障，并享有资产安全，然后将资本投入中国。这种制度性洗钱在法律上模糊，但多年来，中国的务实改革派领导人选择视而不见，让中国企业家在中国创业的同时享受香港的法治及市场融资。

2021年4月15日，《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首度举行中国「国家安全教育日」。（AP）

创造中国高科技经济的力量与创造1980年代农村经济奇迹的力量一样，中国的低科技创业及高科技创业都因为自由，集权金融、剥夺香港自治权、退出全球化只会削弱中国企业家及中国经济成长引擎的活力。

基础建设的神话

国家主义对于建立中国让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但中国政府不愿面对的事实是中国经济早在基础设施大规模扩张前就已经起飞了。换句话说，中国是在经历超过20年的快速经济成长后开始基础建设，经济成长促进储蓄，提高了政府收入及土地价值，并为国家计画提供资金。

基础建设有利于经济成长，但中国对其的迷恋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构成威胁。不断修建公路、铁路、港口让中国陷入了不稳定的债务，中国当局选择以牺牲中国农村的教育及医疗为代价来投资实体基础设施，这种优先顺序已经产生有害影响，例如中国原始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状况不佳，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2022年中国当局采取严厉的新冠防疫措施，而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且可能是永久的损害。

中国北京中央商务区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AP）

相对于其人口规模，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不足，美国史丹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显示，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劳动力的中学毕业生比例最低。随著经济成长停滞，中国越来越可能陷入经济停滞，如果这种糟糕的经济表现持续，中国的国家主义将成为罪魁祸首。

《外交事务》指出，中国的经济成功不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故事，而是渐进务实自由化的故事，而基本上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在中国已消失。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成长采取了国家主义的观点，政府对国家安全议题的执著让国家武器化，牺牲民营部门的利益，中国政府背叛并否决过去的成功模式。中国经济正付出代价，最终只要中国政府在这些基本经济决策上犯错，受苦的人就是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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