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熔炉”，多名残障女孩遭侵犯，有人甚至未满14岁（组图）

从2018年9月至2022年5月期间,博爱特校校长刘爱业多次在学校校长办公室及学生寝室猥亵三名未成年学生。2022年10月庭审后，刘爱业以猥亵罪的名义被判刑三年六个月。

案发后，作为随州市唯一一所招收残障儿童的民办特殊学校，博爱特校关闭，学校里许多学生又再次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

被猥亵的女孩

随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博爱特校”）是一所民办学校，位于随县安居镇徐家嘴村。校园很小，只有一栋三层的楼房和一排平房，二楼是学生寝室，一楼是教室；平房则是音乐教室和校长办公室所在地，两栋建筑物相隔一二十米。学校原本最显眼的，要属大门上方门匾上刻的5个字，“博爱是我家”，现在已经不知被谁刮去了。

学校在2022年暑假之前就被关闭了。根据随县人民法院2022年12月28日出具的刑事判决书显示，从2018年9月至2022年5月期间,博爱特校校长刘爱业多次在学校校长办公室及学生寝室猥亵包括月月在内的三名未成年学生。她们分别出生于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其中一个是盲人，在第一次被猥亵时，还不满14岁，另外两个女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博爱特校的教学楼（彭丽 摄）

一直到去年9月收到检察院打来的电话，刘静才知道月月出事了。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她，校长刘爱业涉嫌猥亵学生，其中一个就是月月，案子即将开庭，需要监护人签字。月月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智力有些障碍，在一次离家后再也没有回来。月月跟着奶奶长大，刘静是月月的伯母。

案子在2022年10月线上开庭，刘静从视频里见到了刘爱业，他穿着一身绿色条纹囚衣，一直说认罪。庭审后，刘爱业以猥亵罪的名义被判刑三年六个月，日后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博爱特校专门招收身体、智力有残疾的学生。6月30日，本刊记者在月月家里见到了她。月月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瘦，她身高一米六左右，窄窄的一张脸，脚踝只有普通人的手腕粗细。纤弱的身躯窝在一件肥大的、洗的发白发皱的粉红色长T恤里，显得她更加细长。可她的眼睛，大而无神：她遗传了母亲的智力问题，在七八岁时，被检查出三级智力残疾，属于中度智力残疾，生活能自理，但行动迟缓，言语慢一些。

讲述在学校的遭遇对月月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她嘴巴抿了几次，欲言又止，许久才讲出“校长摸她”的字眼，包括胸和下体，她用手指给本刊记者看。她记不住事情的具体日期，只记得校长第一次找她是在一个下午，刚上完两节课，让她去办公室擦桌子。

在后续的采访里，从其他学生的叙述中，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段，学生一般都在操场对面的女生宿舍看动画片，男生则在操场一角的院子里玩。

月月对办公室不陌生，里面堆放着爱心人士捐赠的零食和其他物品，孩子们有时会过来拿。但月月说，这一次，刚进去，刘爱业就关上门、拉上了窗帘，脱她的衣服。她反抗，把刘爱业往外推，但推不动，刘爱业打了她的脸，月月咬了他的手腕，一直哭。

《熔炉》剧照

这之后，月月被多次叫去校长办公室，重复同样的遭遇。月月告诉本刊，她很害怕，但没想过告诉老师。在她远不及同龄人的认知世界里，这个逻辑简单而直接：学校的几个老师经常向校长告学生的状，她觉得“他们是一伙的”。月月能想到的方式只有躲。每当刘爱业喊她，她就赶紧藏起来。

有一次，几个男生在电脑桌前玩，她直接钻到了桌子底下。她还钻过钢琴底下、躲进食堂过。有一个同样智力有些障碍的男同学告诉本刊，月月曾经拜托他们，如果校长问她在哪里，就说没有看到。

有一次月月被校长找到了，带到了办公室，他跟其他人就在校长办公室隔壁的音乐教室，他们听到校长大声吼人、月月大哭的声音，“我以为是校长批评她不好好学习。”

双面博爱

在出事关闭前，博爱特校是随州市唯一一所招收残障儿童的民办特殊学校。这里原是一所废弃的小学，2010年，刘爱业将这里租了下来，办了博爱特校，租金3.8万一年。

随州市内还有两所招收残障孩子的公办学校，随县特殊教育学校和随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他们招收的基本是相对能够自理的残障孩子。”博爱特校的老师陈红对本刊记者说，来博爱特校的都是随州下面农村的残障孩子，一般残障程度更高，基本没有自理能力或者行为不受控制：100多名学生，年龄在7岁到30多岁之间，80%有智力障碍；智力正常的学生，也基本都有严重的肢体残疾、视力残疾。

也因此，学校很难按照正常的教学模式进行，仅能教一些简单的加减法和唱歌，更像一个残疾人托管所。学生们也依据各自缺陷的不同，彼此搭配、扶持，形成一种自治：年纪大一点、智力情况稍好的孩子负责照顾几个年纪小、智力情况更差的孩子。比如盲人女孩陈萍萍——她是此次判决书中认定被猥亵的三位女孩之一，平常就负责照管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女孩，指挥女孩端饭、洗澡、穿衣服，而女孩则能够弥补她看不见的缺陷，在陈萍萍的指挥下带着她四处走动。

陈萍萍在家中（陈银霞 摄）

但这种学生间的“自治”体系非常原始，常常夹杂着暴力。一位学生告诉本刊，大一点的、有行动能力的孩子基本上会打小孩子，自己就打过十多岁的有智力障碍、无法说话的小孩子们。“有时在学校受了气，心情不好，小孩子过来摸我，拍我，就会一脚踹过去，或者伸手给一巴掌，就觉得心里需要发泄。他们不会讲话，也不能去告老师。”有老师见过大孩子打人，用一个拳头大的锁，砸她带的孩子的脑袋，鲜血直流。

事实上，对于有些学生来讲，某种程度上，将他们送到博爱，是家里对他们的一种“遗弃”。学生李颖今年33岁，脑瘫，来博爱特校已经五六年，日常靠轮椅出行，仅有一个手指能动弹。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60多岁，成了新家。没有人愿意管她，有时几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送到博爱特校后，她的父亲很少出现。在送到博爱前，月月在村旁边的小学读了五六年，连10都数不到。12岁时，学校老师建议月月家里送她去博爱特校。伯母刘静告诉本刊记者，将孩子送去特校出于现实的几点考虑：学校孩子总是欺负月月，特校都是残疾孩子，互相能够沟通；特校是免费的，可以减轻家里负担，刘静跟丈夫养家种地，照顾奶奶一个人已经挺辛苦。

对“可能再次被遗弃”的恐惧，让学生们表现出对刘爱业的的依赖和维护，“如果校长出事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出生于2001年的张青张明兄弟甚至希望奶奶能够将校长营救出来。两兄弟天生眼盲，父母不管。爷爷奶奶将他们养大。两个老人没有文化，因为心疼孙子，什么都不让他们做，连饭菜都是盛好端到嘴边。以至于他们缺乏同龄人应有的生活自理能力和阅历。七岁时，两人被送到一个盲人班学习。学校是寄宿制。 

如今，回忆曾经在那里的生活，张氏兄弟印象最深的只有屈辱和打骂。他们说班级里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个子大，长得也壮实，经常使唤他们做事情，比如拿盆、毛巾、牙膏牙刷等，如果不听，那男生直接用冷水浇到他们被子上。让他们盖被子睡觉。为此两个人得了癫痫，被赶出了学校。来到博爱后，两个人最大的感触是，“进来了就不想走了。”他们颇为满意的是博爱特校的饭食，盲人班早上只有一个馍馍，午饭晚饭只有白菜萝卜，自己不打还吃不上。博爱早餐花样很多，有馍馍、花卷、糖包，中饭晚饭还有四个菜，能吃到肉末，食堂的阿姨还会给他们加菜。

双胞胎中的弟弟正在弹琴（陈银霞 摄）

乡村能人与赚钱的生意

在学校老师和周边熟人的叙述里，刘爱业夏天总是穿着深色的短袖和皮拖鞋，冬天则一件黑色呢子外套穿到底，“像个农村老头”，但他“很有能力”：学校不收学费，教师的工资和学校运转费用主要依靠政府拨款和外界捐助。这些都是刘爱业跑渠道找来的。他很擅长自我推广，开了短视频账号，将自己打造成“爱心爸爸”的形象，曾被媒体多次报道。他还在学校举办募捐晚会，让孩子们在台上表演，邀请教育局、民政部或其他机关的政府人员和小企业参加，“一次晚会多的时候能来20个单位。”

在开办博爱前，刘爱业是一所职业培训学校的负责人。学校创建于2002年，在随州市的郊区。刘爱业的老家在随县安居镇夏家畈村，距离随县城区20多公里，小时候他家里很穷，一家七口人住在两间平房里，床不够，只能睡在地上。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1986年，想改变命运的刘爱业从村大队借了400块钱跑到武汉学无线电，后来进入一家技校教书。刘爱业不满足于只拿200多块钱的死工资，先是跟人一起合办培训班，后来在2002年左右找关系在郊区村里办了培训学校。“他想出人头地。”他的前妻告诉本刊，她当时在随州市内做服装生意，挣的并不少，开学校“投入大、风险大”，但刘爱业很坚持。

看起来，他的判断没有错。陈力是徐家嘴村的村民，他告诉本刊，2000年前后，技校在农村比较流行，“不会读书就只有上技校这条出路”。他初中毕业后找不到事做，也去读了三年技校，“十几个班，每班几十人，分为汽车班、机电班、计算机班、机械电子班等。”刘爱业虽然开的是职业培训学校，也符合了当地人学门本事的想法，招生不错，踩对了淘金点。刘爱业的姐姐刘芬说，办技校的几年，弟弟应该赚了100多万。

博爱特校教学楼前面的坪已杂草丛生（彭丽 摄）

不过，在培训学校开办了8年后，刘爱业的培训学校办不下去了。他曾跟朋友周武提到是“受政策的影响”——2010年左右，湖北省发文件提出培训机构办学场地应不少于500平方米，办学规模（年培训人数）不低于300人，都不是刘爱业的培训学校所能达到的标准。刘爱业开始寻找新的机会，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2009年，他去乡下招生遇到一个母亲，向他哭诉家里的残障儿子没有出路。头脑敏锐的刘爱业看到了一个新的机遇。

2006年以后，政府加大了对残疾人教育的关注：200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鼓励从事特殊教育，提高特殊教育质量。2009年，教育部联合民政部、中国残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规定在人口30万以上或残疾儿童少年相对较多，尚无特殊教育学校的县，应独立建设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并鼓励个人、企业和民间组织支持特殊教育。

一系列政策出台的背后，是庞大的农村残障群体和他们面临的教育空缺。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各类残疾人为8296万人，其中75%的残疾人都生活在农村，“这个比例从1987年的第一次全国抽样调查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庞文告诉本刊。而另一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有1705所，一半以上在城市，其他大部分在乡镇，只有很少一部分在农村。这让刘爱业对在农村开办特殊学校的前景颇为期待和自信，他将培训学校赚来的钱都投入了特殊学校的开办中去，“他说国家政策这些年越来越关注残障人士的教育需求，支持力度大，这其中也许有自己作为的空间。”周武告诉本刊。

遗留在博爱特校教学楼楼梯角的衣物（彭丽 摄）

办校之初，学校并没有资金支持。刘爱业的姐姐刘芬记得，办校前几年弟弟一家三口都住在博爱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只有10来平，房间里放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桌子，三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2012年，年底学校发不出工资，她还把卖稻谷的2万块全都借给了刘爱业。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刘爱业在旁边村子里包了100多亩地，先是联系市区小学、幼儿园做劳动基地，后来又种藕搞大棚，折腾了好几年，以赔本告终。周武劝刘爱业把学校关了。刘爱业说，自己一定要把学校做大，做到全国闻名，这样才能有各地的人来捐款，“才能赚钱”。

在老师的印象里，刘爱业一周只来一两次学校，剩下的时间基本是在外面找关系找渠道，2016年之后，在他的四处奔走下，当地残联和民政局每年都会给学校拨将近40万的拨款。除此之外，还有不断增加的捐款，从最开始的几千到后面有人一次性捐30万。他的姐姐当时在学校帮忙，说一个月会有好几拨人过来参观。学校的基础建设也有了变化。2017年学校在空地建了一个游乐园，花了十几万，有吊床、篮球架、乒乓球台。教室、宿舍、食堂也先后开始装修，墙面刷白，房顶吊顶，有的教室甚至铺上了红木地板，还装了空调。

如果博爱特校里有一个权力阶层体系，校长刘爱业一定处在链条的最顶端。大到学校的运转，小到厕所堵了、学生不听话，老师们遇到问题都会去找他；学生们则最害怕听到刘爱业讲到一句话，“你妈妈不要你了，除了我这里你没有地方去”——他曾当着全校同学的面讲过。这种绝对的权力也为他后续的犯罪制造了空间和机会。根据判决书显示，最早的猥亵发生在2018年9月，是对盲女陈萍萍，2021年，刘爱业又瞄向了月月。其实在当时，学校里大部分智力正常的学生都知道月月被猥亵的事情。辰辰10多岁来到博爱，他是小儿麻痹症患者，仅有一只手一只脚能够活动。他说2021年，有一次他看到月月进了校长办公室，待了挺久。等她出来后，他问月月去办公室做什么。月月说，校长摸她胸。后来，辰辰把这件事告诉了好兄弟，对方又告诉了另一个人。但没有人知道是否可以帮月月做点什么。

《熔炉》剧照

无处可去的学生

猥亵案发后，学校解散。学校里许多学生，又再次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

有40多个学生家长陆续打电话给老师陈红，希望她把学校继续办下去。他们的语气又无奈，又焦急，全都指向一个问题，以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陈红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是因为把患有脑瘫的儿子送到博爱特校，才来这里工作的。如今儿子也没有去处。她在随州市周围的镇上跑了几家养老院，均被拒绝。“养老院都以清净为主，这群孩子太闹腾，不受控制，没人愿意承担背后的风险。”最后找到离市里十几公里的一家养老院，院长本身有些肢体残疾，可怜孩子的境遇，愿意接收他们。前提是每个孩子每月需要交800元，并且不能打扰到老人的生活。最终只有15个家庭把孩子送了过来。

那些选择退出的家庭中，一位40多岁的母亲让陈红印象深刻，她给陈红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在听到800块的托养费用时，拿不出钱的她忍不住哭出了声：她有两个孩子，丈夫离世，智力正常的孩子在读初中，需要花钱。大一点的孩子已18岁，智力却只相当于一两岁的孩子，连洗澡和上厕所都不会。陈红还记得，两年前的冬天，这个孩子因为爱玩水把水龙头开关打开，往自己的腿上淋水，腿冻烂了，几天后，生活老师才发现。博爱解散后，这位母亲在广水市内找了一份看守库房的工作，并租了一间房专门照顾两个孩子，但工资太低养不起两个孩子，她想去外地打工。

博爱特校原本一楼的教室（彭丽 摄）

在养老院里，15个孩子并没有待太久，他们被安置在3层，门口上了锁。一二层住着老人，楼下是个院子，孩子们总是从3楼往下扔东西，常常砸到院子里的老人，院长最终让他们离开了。这之后，陈红又找了一家托养中心，房子是“L”型，一头给老人住，另一头则给陈红与孩子住，中间用一道铁门隔开。不过，这里的价格更高了一些，每月需要1500元，15个家庭里又有7个家庭退出了。最近，市残联的人找到陈红，说他们不能再住进养老院了，等到9月，18岁以下的孩子可以送去随州市特殊教育学校。而对于18岁以上的残障人士，政府没有提出解决办法。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庞文告诉本刊，针对非义务教育阶段（0-6岁或15岁以上）残障人士的托养机构一般由各地方残联指导民间机构在办，在农村几乎没有。“在农村，很多年纪偏大的残障人士，就只能由家庭来承担照顾责任，一旦家庭支撑不在，他们的生活也就难以为继”。2018年，庞文曾带学生前往齐齐哈尔市郊区的某农村调研，有一个孩子，20多岁，因为肢体残疾只能躺在床上，他的父母已经50多岁，都是农民。庞文还记得，孩子父母反复和他说，“我们还活着就能照顾他，我们死了，他还能不能活下去就不知道了。”

庞文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就开始流行用“社会模式”视角去看待残疾问题，即残疾并非个人和家庭的责任，而是社会的责任，解决残疾问题的重点不是对个体的治疗、修复，而是重组他们周围的环境和态度，消除障碍、提供支持、平等以待。比如英国，在1981年就推出《1981年教育法》，提出当地方教育当局要确保特殊儿童尽可能地在普通学校就读，并确定隔离安置的办法，这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理念，即主流学校应接纳有特定个性化需要的孩子。2020年，庞文曾去到英国访学一年，他发现，英国的特殊教育学校已经很少。“目前在我们国家，仅仅是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熔炉》剧照

目前陈红还带着8个孩子。其中一个叫夏夏，11岁，有多动症，如果没人拉着他，会到处乱跑，扒房间的窗户、把柜子里的衣服拿出来打散，还会在玩具、水杯、被子上撒尿。陈红从未见过他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夏夏就会说想要回家，这时陈红就会通知他在外地打工的父亲，父亲就会将他接回去住几天再送回来。还有个孩子是孤儿，有智力障碍，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喊叫，可以发出小孩、成人和老人三种不同的声音。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陈红把他分在了单独的一个房间睡觉。这些学生里，只有30多岁的李颖智力正常，但她只有一个手指能动，总是眼望着远方发呆，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学生有学校，上班的人有单位，老人有养老院，但我不知道能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