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WeChat是澳洲华人必需品，禁令将影响言论自由（组图）

本文译自The Conversation，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悉尼科技大学孙皖宁教授在The Conversation网站上发表题为《澳洲可能封禁WeChat，但对澳洲华人而言，它是“生命线”》的评论文章。

文章称，WeChat是海外华人的必需品，而不是可选项。若在澳洲禁用WeChat，将对华人产生重大影响。

全文如下：

2021年2月的一天早上，远在中国的兄弟给睡梦中的我打来WeChat语音。他告诉我，母亲在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听到妈妈离世的消息，我并不感到震惊——她已经病了好几年了。

事实上，在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们每周都会通过WeChat交流。而这种交流的主要方式，便是我看着屏幕中的母亲，且每次都会通过细微迹象发现她的病情恶化。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连线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母亲。因为她已经逐渐不认识我，也无法与我交谈。

母亲去世后的几天里，我的兄弟和他的妻子尽了最大努力让我有参与感。他们说服当地的殡仪馆，允许他们通过WeChat直播葬礼，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了。而我则在悉尼内西区的家中，看着母亲躺在棺材里。

两天后，我兄弟又在WeChat上联系了我，这样我就可以见证母亲的骨灰被安放在墓地中。

挂断电话半小时后，我不得不参加一个与工作有关的Zoom会议。感谢科技带来的奇迹，我个人的悲伤不得不搁置一边。

我父亲当时八十多岁了，但就这一年纪而言，他还是很健康的。他理解我不能赶回去，也知道我去看他的话要经历什么。

那时，我会在落地城市（上海）的一家酒店内隔离两周，并在我家乡的一家酒店再隔离一周，然后再居家隔离一周。我一直向父亲保证，旅行禁令一解除我就回去看他。

但在母亲去世几个月后，父亲也去世了，很突然，很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作。所以，几天后我们又在WeChat上经历了同样的仪式——在殡仪馆和墓地，这一次我知道会做些什么。

我的WeChat上还有父亲发来的语音信息，但我还是无法让自己播放它们，无法亲耳听他的声音。即使是现在，在他去世两年后，这种事情仍然太痛苦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位香港WeChat研究人员的话：“WeChat正被当作情感档案馆。”

（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发现自己的这一经历在海外华人中很常见。在过去的两年间，我看到许多讲述因为隔离而不得不在WeChat上与父母告别的中文帖子。

发帖者都是散居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欧洲等国的华人。我也想写点什么，但我无法让自己打开情感的闸门。

我有工作要做，有学术论文要写，我必须调节我的情绪，以免失控。

但我读过的许多在WeChat上广为流传的帖子，每一篇都给了我重温悲伤的机会。我发现，读这些帖子是非常治愈的。

荞爸的WeChat（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荞爸（网名）就是这些博主之一。他告诉我，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WeChat里看到父亲躺在棺材里。

荞爸的父亲去世之前，他们曾用WeChat聊天。当时，他的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荞爸的兄弟姐妹用WeChat跟他沟通父亲的健康状况，他甚至经常在WeChat上与父亲的医生联系。

荞爸的父亲去世后，他在一篇题为《第一代移民最深的痛》的帖子中写道：“国际旅行的暂停键已将许多短暂的重逢定格成了永久的诀别。”

新冠疫情催生了一种新的海外华人写作体裁，这种体裁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包括痛苦、悲伤、内疚——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在中国的家人，他们承担了照顾年迈和临终父母的繁重工作。

这是第一代移民所特有的一种体裁，如果没有WeChat，就不可能有“在分离中连接”这种表达。

社交媒体中的“瑞士军刀”

然而，澳洲参议院调查会正在考虑在澳禁用WeChat的建议。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正在调查外国通过社交媒体，对澳洲民主进行干预的风险，其调查的一个关键领域便是要不要禁用WeChat。

我和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于海清教授（我的WeChat合作研究员）一起向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意见书。我们认为，禁用WeChat弊大于利。

许多使用WeChat的澳洲华人甚至没有听说过禁用WeChat的提议——但我们这些听说过的人，正带着越来越多的焦虑关注此事。

许多澳人从未使用过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旗下的WeChat。该公司于2011年推出微信，次年推出了微信的国际版——WeChat。

很快人们发现，没有微信（WeChat）几乎无法生活。它除了是一个通讯平台，还有其他各种功能，包括支付账单、预订酒店和出租车、网上购物和购买杂货。

WeChat不仅仅是一个即时通讯工具，还是一个“超级有粘性”的应用。它被称为社交媒体中的“瑞士军刀”。

Facebook、WhatsApp和其他西方社交媒体在中国是不被允许使用的，这意味着WeChat的注册很快就接近饱和。

（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正如我和于海清的研究所显示的，WeChat是极其灵活、多功能且神通广大的。它有着许多与中国传统习俗产生共鸣的功能，比如给朋友发电子红包。

用户在WeChat上有四种交流方式：群聊（群聊人数最多可达500人）、朋友圈（允许用户发布自己的近况和友人分享内容）、公众号（允许用户每天发布一定数量的文章）以及私聊。

最近，WeChat还推出了视频号，方便上传视频和视听资料，可以通过关键词和标签进行搜索。

WeChat上的空间是半私密的。WeChat允许用户自行决定在私人聊天和群聊中与谁交朋友，还可以阻止特定朋友查看他们的朋友圈。

WeChat允许用户搜索和关注官方账号或视频号，且无需向账号持有者提出请求，或是获得批准（不过你不能单方面“关注”另一名用户）。你还可以选择“删除之前联系过的人”。

对于许多国家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来说，WeChat是天赐之物，让他们能够与亲友免费保持联系。

目前，WeChat在200个国家和地区有多达13亿用户，以17种语言运行。

专家证人反对特朗普提出的WeChat禁令

2020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禁止在美国使用TikTok和WeChat。我当时被要求写点什么来回应这个消息。

几天后，我收到了旧金山律师Clay Zhu的一封邮件。他邀请我为挑战特朗普禁令的诉讼提供专家证词。

禁令认为，WeChat会损害美国《第一修正案》规定的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在为这起美国法律案件提供的证词中，我解释称WeChat是海外华人的生命线，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华人。

WeChat让他们能够与中国的家人保持联系，帮他们做生意，帮他们在新环境中找到和维护社交网络。

我对WeChat的研究始于2018年，当时我和于海清开始了一个为期5年的项目，旨在研究澳洲的中文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

从2018年到2022年的4年时间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45个澳洲WeChat群的成员互动。

我们还对十几位WeChat用户进行了深入的一对一访谈，并对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进行了两次大型调查，以了解他们所处的媒体环境。

2018年时，我们丝毫没有预料到澳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将遭遇的动荡和冲击。我们也没有预料到随着这些事件的展开，WeChat会有无数新的使用方式。

我们的研究必须不断地考虑现实给我们带来的一切问题。在我们努力坚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在几个新方向上大力拓展我们的研究。

（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WeChat与2019年大选

在2019年澳洲大选前几个月，我们注意到此次选举成为了WeChat上的热门话题。我们意识到，WeChat不仅仅被用作沟通工具，它还在帮助新公民了解选举程序。

我们对选举的研究发现，WeChat被用来帮助人们更多地参与澳洲政治（我们随后对一次州选举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WeChat正在向新公民传播有关澳洲政治制度、民主价值观和选举程序的知识，并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要将投票投给谁。

这种公民教育之所以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WeChat上出现了意见领袖。这些人似乎在教育选民和促进知情的政治参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有大量报道称，竞选期间WeChat出现了与选举有关的虚假信息。但我们的观察也表明，这些意见领袖在揭穿这些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居住在悉尼的“XY”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并在书中介绍的8名意见领袖之一。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随后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于上世纪90年代末移居澳洲。

“XY”在2006年成为澳洲公民，现在经营者悉尼的一家小企业。他40多岁（2019年）时主动加入了十几个和政治有关的WeChat群，其中8个是澳洲的，4个是美国的（他也加入了其他群。）

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在悉尼参加华人社区活动（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XY”花费了大量时间浏览澳洲和国际英文媒体，如《澳洲人报》、《悉尼晨锋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

虽然Twitter是他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平台，但“XY”会使用WeChat将其他地方的新闻和信息转发给聊天群的成员。

鉴于“XY”对主流新闻和时事的掌握，他在许多聊天群中成为了事实上的领导者。他对于如何在竞选期间施加影响很有策略。

当“XY”试图影响人们的投票偏好时，他通过引用可追溯来源（如主流媒体）和权威（主流公众人物）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例如在2019年3月，他在WeChat群里连发了三条帖子，第一条是用中文写的：

“《悉尼晨锋报》8年前曾报道，总理兼自由党党魁莫里森曾提议利用反穆斯林情绪来赢得选票，莫里森当时并未否认这一说法。”

他的第二条帖子是澳洲新闻集团记者Malcolm Farr当时的一篇报道的链接，这篇报道是关于莫里森指责电视节目主持人Waleed Aly在这个问题上撒谎的。第三条帖子引用了Farr报道中的几个关键段落。

“XY”显然更支持工党而非联盟党。Farr的报道对莫里森不利，暗示总理的说法往好了说是前后矛盾，往坏了说就是个骗子。

但“XY”并没有对莫里森和自由党发表评判性言论，他更愿意用Farr的报道来说明问题。许多人赞扬他的帖子或给他发“点赞”的表情。

黑色山火期间的WeChat

2019年联邦大选后不久，澳洲许多地区被山火的烟尘所笼罩。大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烧毁了数千栋房屋，摧毁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和动物。许多澳人和社区组织纷纷向受害者和消防员慷慨捐款。

澳洲华人也不例外。许多WeChat帖子鼓励、组织和协调捐款、救灾和重建呼吁。由此，我们看到了WeChat作为一个让人们参与利他社区活动平台的巨大潜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Ethan Wang的故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Ethan是一名住在堪培拉的小学生。2019年11月的一天，他吃早餐时听到父母在谈论新闻——首都领地和新州的森林大火中有350只考拉死亡。

Ethan的家也被浓烟笼罩，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很快，Ethan就手绘了一张筹款海报，在Gungahlin购物中心找了个地方开始拉小提琴，呼吁路人捐钱拯救考拉。

（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Ethan的努力没有白费，人们排着队捐款。而他的父母则骄傲地在WeChat上发布了儿子卖艺筹款的照片。

令这一家人惊讶的是，他们收到了来自澳中亲友的热情回应，以及更多的捐款。

筹款的消息在WeChat上传开后，Ethan在一天放学时发现一群堪培拉华人家长在校门口等他——想把以他的名义筹集的善款交给他。

新冠疫情期间的WeChat

肆虐的山火刚得到控制，澳洲就进入了新冠疫情的初期阶段。2019年12月，中国武汉进入了封锁状态。此后不久，许多华人返回澳洲，特别是在中国农历新年（1月25日）之后。

许多在强制自我隔离要求生效（2020年2月1日）之前返澳的人决定，落地后立即进行自我隔离。尽管他们身体健康，没有感染病毒。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社区对病毒的焦虑，并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减少风险。

但自我隔离意味着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必须有人送到他们手里。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一个由澳洲主要城市的300名华人志愿者组成的群组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帮助了600户家庭。这项行动是通过WeChat协调的，食品、卫生纸和牛奶等杂货的订单通过WeChat接收。

志愿者购买商品然后把它们送到隔离家庭的前门或前花园，户主通过WeChat转账付款。在整个过程中，志愿者没有与居家隔离的人进行过面对面互动。

我们从这次草根行动中了解到，WeChat可以成为动员和组织公民行动的有效工具。

WeChat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在太平洋彼岸，一场全国性政治风暴正在美国酝酿，当时美国仍处于疫情之中。美国黑人George Floyd被警察殴打致死，引发了大规模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在此之前，WeChat主要与特朗普右翼支持者发布的错误信息联系在一起，但20岁的耶鲁大学英语系学生Eileen Huang改变了这一点。

2020年6月，她在WeChat上发表了一封致她父母那一代美国华人的公开信。她指出，许多美国华人对黑人有着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Eileen呼吁美国华人社区反对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呼吁跨种族团结。

这封公开信迅速引起了广泛但两极分化的反应，一封反对她的公开信很快出现在WeChat上。来自她父母那一代的Lin Fei在信中采用了家长式的语气，称她是一个被“左翼洗脑”的“孩子”。

这两封信在WeChat上被广泛转发，迫使一场跨越政治两派的代际辩论公开化。

一位评论员表示，Huang的公开信引发了“美国华人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公开和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

我感觉这可能会在澳洲引起深刻的共鸣，于是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这场辩论。

同时，在全球疫情和支持George Floyd的浪潮中，澳洲各主要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了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支持。

尽管卫生部门因担心病毒传播而建议不要在公共场所举行抗议活动，珀斯的抗议者仍决定按计划举行集会，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口罩。

珀斯的一个华人社区听说了这一问题，于是在WeChat上一晚上组织捐赠了1.1万个口罩，并将这些口罩送到了抗议者手中。

（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众所周知，WeChat传播了种族偏见，但它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疫情期间的表现证明，它也可以成为公民参与的强大平台，也可以成为动员积极有效的社会运动的强大平台。

自我们的书出版以来，我又了解了WeChat在澳洲可以被有效和创造性地使用的其他方式。

我与老年护理和医疗保健领域的社会政策研究人员，以及商界和贸易界人士就这个平台进行了交流。

他们让我相信，WeChat为澳洲的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只待被挖掘。

对WeChat的担忧

尽管有这些新见解，但我们并没有对相关风险和问题视而不见。与WeChat有关的担忧需要被认真对待，并进行基于证据的研究。

第一个主要担忧是WeChat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事实上，特朗普的禁令正是基于这一担忧。

但推翻该禁令的美国法院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尽管总统的法律团队提出了许多主张，但法院发现证明威胁存在的证据不足。

法院立即中止了这项全国性禁令，到2021年年中，新当选的拜登总统正式撤回了特朗普的行政令。

第二个担忧是对WeChat的审查和监控。这个担忧是合理的。很多人都不知道，WeChat和它的中文版——微信是在“同一个应用”上运行的“两个系统”。

用中国手机注册的用户使用深圳母公司腾讯运营的微信，微信受中国法律管辖。用非中国手机注册的中国大陆以外的用户，使用由新加坡WeChat International运营的WeChat，WeChat受各用户所居住国家的法律管辖。

WeChat和微信作为一款多功能的消息和社交媒体应用共同工作。在应用的某些空间，如聊天群和朋友圈，腾讯会监控所有的WeChat和微信消息。

但对政治敏感关键词和图片的审查是基于服务器的，只会影响微信用户接收和发出的消息。

因此，对WeChat消息的监控是存在的——据说是为了训练微信的审查算法，但从一个澳洲WeChat账号发送到另一个澳洲WeChat账号的信息不会受到审查，因为它们不经过中国的服务器。

但是，澳洲WeChat账号与中国微信账号之间发送的信息，确实要经过腾讯在深圳的服务器，因此会受到监视和审查。

（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我们在研究中也承认，腾讯存在复杂的监控和审查制度。但它也表明，政治交流或批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海外华人使用WeChat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平台上运营的大多数华文媒体采用了各种方式抵制、逃避、绕过和批评监视、审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压迫。

所以，尽管对这些问题有着明确的担忧，但我们也确认了澳洲用户在WeChat上从事创业活动和文化自我表达的许多创造性方式。

第三个担忧是WeChat被当作中国政府的宣传工具。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确实偶尔会在WeChat上发布。

与此同时，使用WeChat推送内容的澳洲中文媒体，有时也会进行自我审查，以确保内容可以传播（通过不发布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

但这些媒体的制作人和编辑表示，对他们而言，充当中国政府的喉舌或帮助中国政府推进其议程，在商业上是没有意义的。

说WeChat是中国共产党的“叙事机器”是不明智、危言耸听且具有误导性的。

澳洲的WeChat用户并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大多数人绝不会轻易被WeChat宣传所左右。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找到了充足的证据，表明大多数澳洲华人是出于实用主义和商业决策才使用WeChat的：主要是为了进行内容制作、传播和交流。

换句话说，受到中国当局监视和审查的WeChat，与作为中共宣传工具的WeChat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区别。

（图片来源：The Conversation）

第四个担忧是，由于审查制度和中国政府想要在WeChat平台上推送宣传内容，WeChat只会对民主有害。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高估了中国利用单一平台，影响和控制逾5000万高度多元化华人的能力。

它还低估了海外华人在控制社交媒体平台，并将其用于远超预期功能方面的能力。

我们的研究表明，与所有其他媒体平台一样，中文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既被用于民主化目的，也被用于反民主化目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但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对于调查和评估WeChat的风险和益处至关重要。

建议

我们要向澳洲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两个主要建议。

首先，我们认为澳洲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认识到并承认，对于海外华人来说，WeChat是必需品，而不是可选项。

政府应该积极开发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既要成为WeChat的可行替代品，又要充分满足澳洲WeChat用户的长远需求。

这一解决方案需要囊括WeChat的丰富功能——记住，大多数用户都希望与中国的家人和朋友保持密切联系。在中国，主要的西方社交媒体平台是被禁止使用的。

其次，我们认为澳洲政府应该尝试说服腾讯允许其国际用户自由注册WeChat公众号，并确保这些账号不受中国审查。

然后，澳洲的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可以在内容/新闻生产和传播方面，与微信注册用户公平竞争。

在对特朗普禁令发起的法律挑战中，Michael Bien是首席原告律师，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拟议的禁令“针对了美国的华人社区，践踏了《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信仰、阅读及对媒体报道作出反应的自由，以及出于各种目的组织和联系的自由。”

Facebook和Twitter等西方社交媒体的大多数用户，都能找到绕过各种内容限制和广告的方法。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设法避免了被骗子吸引，但许多人也无法免受商业和政治影响，这是使用这些平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本区别在于，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为自由世界的科技巨头所有，而WeChat不是。

但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信息交流的权利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需要得到保障。

*本文作者孙皖宁是悉尼科技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教授。

本文译自The Conversation，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