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后的澳联储，戴着枷锁，如何挥刀自救？（组图）

在澳大利亚经济陷入高通胀、高利率的紧要关口，7月14日，澳大利亚财政部突然宣布，储备银行行长换人，这对于澳大利亚举国乃至外界而言实属重磅。此番人事变化，将对澳大利亚经济带来什么？祸兮福兮，尚未可知。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继任行长的米歇尔·布洛克(Michele Bullock），如何引领澳联储的独立化改革？澳元加息见顶之际，她又将如何在经济发展、民生感受和货币政策之间找到更优解的平衡点，以平息渐次上升的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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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怒中，澳联储戴着枷锁前行

7月4日，当澳大利亚央行宣布最新政策利率决定时，一大批年轻的抗议者却出现在澳大利亚央行门口，表达愤怒和不满。

眼下，澳大利亚民众正遭受高通胀、高利率的炙烤，家庭生活成本节节攀升，一眼难以看到尽头。

更忧心的是，澳大利亚抵押贷款危机正加速逼近，这暗示着更广泛的经济困境，从未有过如此糟糕。经济陷入两难困境，不加息，则通胀继续飙升；加息，贷款利率飙升。正如现任央行行长菲利普·洛所说，澳大利亚央行正行走于一条实现长短期平衡的狭窄道路，换言之，是在钢丝绳上起舞。

与世界其他一些央行只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不同，澳联储的职能既要考虑通胀，又要考虑社会繁荣稳定和经济发展。

正是基于“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目标，导致澳联储的工作犹如走钢丝，稍有不慎，就易失去平衡。比如此前菲利普·洛处于提振经济的考虑，曾一度不停地告诉市场“利率在2024年之前不太可能上升”，此后基于控制通胀的目的却又持续加息，前后摇摆，引发民怨沸腾。甚至被替换掉了，留下的是洛无尽的寂寞和继任者肉眼可见的挑战。

一系列研究表明，独立性越高的央行，其国家控制通货膨胀成效越好。目前全球范围内，独立性最高的央行是欧洲中央银行，欧央行依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成立。该条约规定物价稳定是欧洲中央银行压倒一切的长期目标。

与此相呼应的是，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规定，其储备银行的唯一目标就是物价稳定。该法案规定储备银行行长对货币政策高度负责，一旦政策指标协议中宣布的目标未能实现，行长会被免职。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唯一目标制央行。

在现实操作中，澳联储拥抱多重目标时，一系列目标之间难免冲突，从而陷入左右两难困境。菲利普·洛的言行不一，就是这种困境的真实缩影。

目前澳联储身背“既要…又要…”的多重职能目标，正在成为套在澳联储身上最沉重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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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澳联储在求变中成长

这把枷锁的形成，既与澳联储半独立化的身份有关，也是其未来需挥刀自救的重点改革对象。

事实上，纵观澳联储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不断摆脱束缚，渐次独立化的历史。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可追溯至1911年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的创建，最初是一家政府所有的储蓄和贸易银行，在随后数十年间，更多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

1916年8月22日，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在悉尼马丁广场开业。该银行由时任总理比利·休斯 (Billy Hughes) 主持开幕。图片来源：澳联储

1959年的储备银行法案将联邦银行的商业活动与其中央银行职能分开，联邦银行更名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正式充当中央银行角色。

在1983年取消外汇管制，澳元实现自由浮动前，澳大利亚央行的职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不过，在此之前央行已逐渐转向市场导向的货币政策，来逐步代替对银行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央行逐步建立了专门的银行监管职能部门。

1996年政府发起一次对澳大利亚金融体系的调查（沃利斯委员会），这次调查对央行产生了两项主要成果，并于1998年7月1日生效。一是银行监管职能从澳大利亚央行转移到新成立的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二是修订了《储备银行法》，成立支付系统委员会，其任务是促进澳大利亚支付系统的安全和效率。

储备银行法案最近一次修订是2015年4月。按照法案，储备银行设储备银行董事会和支付系统委员会。支付系统委员会负责制定银行的支付系统政策，储备银行董事会有权决定央行除支付系统政策以外任何事项的政策。

央行设行长和副行长各一名。央行行长应和财政部秘书长建立密切联系，并充分通报银行和财政部共同关心的所有事项。

储备银行董事会构成人员包括央行行长、副行长、财政部秘书长以及其他6名成员，共计9位。央行行长担任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副行长担任储备银行董事会副主席。董事会成员均由财政部长任命。

从中可以发现，澳联储的成长史就是一部逐渐从政府管理体系中脱离，然后不断独立化、中立化的过程。

如果换个角度，从历届澳联储央行行长的来源，也可看出澳联储逐渐独立化的成长印迹。

在澳联储六十多年的发展史中，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鉴于其强烈的国有身份，好几位行长都是由政府直接委派，甚至政府财长直接去当央行行长。此后，伴随澳联储的渐次独立化，更多地开始转向内部培养。

与澳联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美等更独立化的央行，其行长人选不少来自于大型的私人金融机构，而不是来源于政府或央行自身培养。

目前在澳大利亚，一些人开始呼吁给予澳联储的独立性身份，以摆脱政府的管束。

事实上，这种呼声也反映在了本次换届人选上。

在本次的换届中，工党更倾向于换人，以更多地体现政府的意志。而反对党的自由党则批评政府，呼吁保持和尊重央行的独立性，反对政府过多介入。甚至认为现任央行行长的下台实际上是在为现任政府背锅。最终各方博弈之下，现任的央行副行长成了新任央行行长。

不过这种换人策略，也为后续澳联储的大力改革埋下了些许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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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危机下，澳联储如何自救？

除了引导澳联储继续独立化转身的重任之外，摆在新任行长米歇尔·布洛克面前的，还有其他两项重大且迫切的改革重任。

新任澳联储行长的米歇尔·布洛克，图片来源：The Australian

从成立的第一天始，澳联储的工作章程里面就明确了它的两项核心职责：管理通胀和保持社会繁荣稳定和经济发展。

可现实和英美同行的运行经验告诉我们，央行的职能本质上是围绕着对货币的管理而展开。那么除了通过货币管理来控制通胀之外，是否需要兼顾经济繁荣和就业等其他项，确实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或者说，央行的核心职能是管理通胀，但是完全不顾经济繁荣、就业等问题的做法是不现实的，毕竟它们都是宏观经济的一部分，之间不能完全割裂。但是对于就业的关注是不是需要那么高的重视度，这确实是值得怀疑的。

除了央行核心职能尚需转变之外，澳联储自身的内部机构改革，也是布洛克上任后面临的又一大挑战。

目前澳联储只有一个董事会，且董事会既管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兼管央行的日常操作和内部治理。

为了适应更专业化和独立化的转型，业内普遍建议，澳联储内部需建立两个管理机构，一个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货币政策管理。为了追求货币政策制定的中立性，该机构应引入更多的经济学家，减少商界人士和政府人员涉入。另一个机构则专门负责央行的内部治理。为了增加管理的专业性，该部门需引入更多熟悉银行操作的一线企业管理者，而不是内部培养或政府人员。因为这些人对于企业治理、央行效率，甚至央行人员的一言一行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大概率会有更加切身和深入的经验与体会。

对于这两项改革任务能否顺畅推进，市场存在一些担忧，因为继任行长的布洛克，其职业生涯逐渐向上的攀升历程，全部在澳联储内部完成。也就是说，一方面，布洛克是澳联储现行运行体系的受益者，她能否以得利者的身份来对现行的央行运行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是个疑问。另一方面，布洛克相对单一的工作履历，是否让她有能力做好相关的改革推进，至少现在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存疑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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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到任后，是否继续加息？

现任因为加息而不得不在不甘中去职。9月18号，新任行长的布洛克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普遍性质疑就是：还加不加息了？

我们倾向于认为，届时“加不加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取决于最新的经济数据，包括通胀到底能不能降下来、就业市场能不能缓和等。

目前澳大利亚的零售或者消费意愿在下降、消费者的信心在减少、商业信心也在大幅度下降，这些因素会否在一段时间后促进通胀率的下降、减缓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目前仍是未知数。

也就是说，届时加不加息，大概率并不以新任行长的个人喜好为转移。

继任行长的米歇尔·布洛克和现任行长的菲利普·洛，图片来源：GVS Australia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说，现实却存在另一种不小的可能性，那就是说，由于新任行长到9月18号才上任，因此她主持的第一次央行会议的时间发生在10月初。

而在此之前，澳联储现任行长的菲利普·洛还将主持两次央行会议。未来澳元继续加息的话，有不小的可能性会发生在这两次会议当中。

加息完成之后，待布洛克上任时，澳元的本轮加息任务或许已经完成。

也就是说，上任后的布洛克可能将享有一个没有加息压力的蜜月期，而这有可能是即将卸任的菲利普·洛送给她的最大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