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十年之后怎么办”？习近平给出答案（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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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香港回归这一急迫的问题，邓小平将原本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作用于香港，并承诺「五十年不变」，也因为这一承诺，「五十年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始终萦绕在香港社会，香港的命运探讨也始终围绕2047展开。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也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习近平访港时明确表示，「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没有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自此「五十年之后怎么办」也随之转变为「香港怎么办」。虽然2047大限的梦魇不再，但面对中国之变、世界之变，香港对自身角色和命运的透析，对香港与内地关系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准确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迫切。

香港01：

去年香港回归25周年的时候，您提到「大局已定、待开新局」，今年虽然不是香港回归逢五逢十的日子，但从去年到今年，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这是香港告别疫情后的第一年，也是香港社会检验新特首及其团队施政能力的时间点，再加上中国内部经济形势和外部环境在疫情这一催化剂下发生的急速变化，以及香港内部社会恶性暴力事件不断导致的人心浮动，重新思考香港的角色和命运显得尤为重要。站在今天香港回归26周年的时间节点，该怎么理解您所说的「大局已定、待开新局」？香港的「大局」是什么？「新局」又是什么？

强世功：

香港的未来向哪发展，从回归以后，准确说应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在争论所谓「五十年之后怎么办」，也就是2047的问题。过去，英国人和香港人将1997看作是「香港大限」，前些年有些香港人又以类似的心情看待2047，不断提出这个争论。在某种意义上，香港政制发展的争拗、「占中」、暴乱乃至「港独」，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环球时报）

我说「大局已定」，就是从「一国两制」的基本格局来看，引发香港心理波动的2047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访港时已经明确说了，这样的好制度「没有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这个「长期」就包括了2047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一国两制」也会适用于未来两岸统一后的台湾。中央在十八大提出「一国两制」必须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两个根本宗旨，面对香港暴乱乃至「港独」的挑战，中央通过香港国安法和选举制度修改，对香港的掌控力前所未有的加强，从制度上否定了香港不少人曾经幻想的通过普选夺取香港政权从而将香港变为独立或半独立实体的2047方案。这意味着香港接下来政治上不会有大的风波和动荡，更不会发生2019年反修例运动这样的黑暴情形。当然，社会层面存在一些你所说的问题，这些社会小波动很正常，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我说的「大局已定」就是从政权的根本问题入手。

既然「大局已定」，那么就要考虑香港未来长远的发展道路是什么，香港政制发展乃至2047的问题必须放在这个大的发展方向中来确定。这就是我提出的「待开新局」问题。这里的「新」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与过去的、旧的截然不同的「新」（new），那么过去的、旧的「局」是什么「局」，说来说去就像香港反对派希望将通过普选将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引发的持久政治争拗的局，从这个角度开，未来的「新局」就在于不再会陷入这样的政治争拗中，「一国」的基础会不断加固，人心回归问题也会逐步完成。

另一层更重要意思就是要恢复到本来应该的那个样子，古人讲「苟日新，日日新」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每天变得不一样，而是每天要努力恢复到本来的样子。这个「新」在英文中往往用neo，比如大家常说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因此，我所说的「待开新局」就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中央乃至香港社会各界应该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它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香港自身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香港？是一个动荡不安的香港，还是繁荣稳定的香港？是一个日趋封闭沉闷萧条的香港，还是开放充满生机勃勃的香港？是一个内地化的香港，还是国际化的香港？

香港全面通关后，各项经济活动逐渐复苏。(张浩维摄)

目前的香港制度，尤其是政治选举制度是在中英较量的冷战大背景下形成的，也是英国殖民撤退战略下的产物，而香港回归之后，围绕政制发展的争拗也是在中美竞争较量大背景下形成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选举政治都市」并不是「香港」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因此，香港的制度设计应当「正本清源」，符合香港在国家战略中作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国际性大都市定位。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不变形」、「不走样」的含义所在。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香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英国主导下的香港。香港作为大英帝国建构世界帝国的远东商业贸易的支点，通过香港展开远东的商业投资和贸易。正是基于这个战略定位形成香港经济社会上的自由、但政治文化上的高压殖民的总体制度构造，香港成为「政治冷感」而经济活跃的国际性大都市。这个阶段中国虽然参与了制度塑造，比如六七抗议运动以及回归压力对麦理浩治港的影响，但总体来说香港的定位符合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帝国的远东战略支点的定位。

第二个阶段乃是中英乃至中美较量的阶段，就是从中英谈判一直到「修例风波」，这个阶段在早期乃是中央拥有主权与英国拥有治权在香港展开的较量，以至于香港基本法是在两国较量妥协背景下形成的「未完成的阶段性制度设计」，这就是政制发展始终是开放未定的，而且还有2047问题。这个时候，中国政府着眼于经济崛起将香港定位为助力改革开放的国际性大都市，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乃至贸易中心，而英美着眼于维护世界帝国利益一方面强调香港经济的开放性和对英美的依赖性，另一方面香港转变为一个政治大都市，通过引入民主选举塑造一个挑战中央权威政治阶层，并将香港塑造为分化、分裂中国、推动中国「和平演变」的地缘战略支点。在这个阶段，尤其是香港回归之后，虽然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并没有展开巩固主权的制度建设，尤其是缺乏国家安全的保护，严重威胁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由此才导致香港回归以来的政制发展争拗和政治动荡。

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资料图片）

第三个阶段就是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21年中央通过香港国安法巩固了在香港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是发生在中美从合作走向竞争的大背景下，意味着在香港问题上中央不再与英美妥协，而是顶着被美国制裁的压力，对反对派的「颜色革命」势力展开反制，从此香港历史进入了由中央全面主导的新阶段。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要反思，香港陷入冲突动荡的制度根源。我认为这就是第二阶段中英较量中，英国人利用手中的治权通过基本法在香港引入了竞争性选举制度，而在中国和英美较量的大背景下，这种制度将香港从一个商业大都市改造为一个政治大都市，即香港成为选举城市、游行抗议和过分动员的大都市。由此，我们看到香港三年一次区议会选举，四年一次立法会选举，五年一次选委会选举和行政长官选举，还要加上全国人大选举。可以说，五年之内就要搞六场选举，平均下来每年要么搞选举，要么就在准备选举，而且选举的竞争性非常激烈，以至于必须动员全部的资源和精力来投入选举。所以，无论中央、特区政府、香港政团和社会力量，都形成了「以选举为中心」的工作模式和动员模式，陷入了「选举陷阱」，导致香港社会日益严重的资源浪费、社会内耗、认同撕裂，最后陷入分裂、冲突和乃至动乱，其结果就是我们看到香港经济民生问题日益凸显，香港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受到影响。

对大多数香港老百姓来讲，工作、住房、收入和生活才是根本，他们并不关心「民主普选」这些抽象的概念，然而，香港开启回归问题以来，香港政府乃至社会各界将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应对民主化的政治问题上，反而没有精力和能力来处理经济发展问题，包括政府本应该做的产业推动、住房问题等都没有做。经济上的积极不干预和政治上的民主化，将香港变成一个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的政治选举城市。如果比较一下1980年代以来香港和新加坡经济状况的此消彼长，就会看出新加坡政治稳定，不断在全球开拓资源发展经济，而香港开启回归就陷入政治争拗的不稳定动荡中。1980年代，香港人喜欢嘲笑内地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的政治内耗，没想到从此内地政局稳定发展经济，而香港却陷入「文化革命」的分裂内斗中。

㓥房越间越细，甚至出现床位房或子弹房。(资料图片)

因此，从香港国安法以来，中央治港首先就要在制度上「正本清源」，将香港从竞争性选举的政治内耗中解放出来，恢复香港本来国际经济城市的本来面目。无论纽约，还是伦敦，都不会如此陷入选举政治的冲突中。因此，「正本清源开新局」就要从完善选举制度的改革入手。其一，就是2022年香港选举法的完善，着眼于形成政治上稳定的大多数，实现「爱国者治港」的目标。其二，就需要完善区议会选举，区议会选举要「去政治化」，恢复区议会作为社区咨询服务机构的社会公共职能。其三，未来需要制定新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

也许有人会说，香港反对派之所以推动选举，就是为了改变香港官商勾结的政经局面，着眼于解决贫富分化。如何解决贫富分化，这是全世界的难题。靠什么？首先要靠发展，做大蛋糕，然后才是分配。但是，无论「发展」，还是「分配」都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政府，新加坡如此，内地如此，西方也是如此。然而，香港回归以来，在政制发展的冲击下，始终未能建立起权威的政府。在竞争性选举的压力下，没有人敢做「保皇党」，反对派的目标就是打击特区政府权威及其背后的中央权威，尤其是随着政治选举的社会化，连中小学生都卷入政治，街头政治取代议会政治，使得香港逐渐陷入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因此，「正本清源开新局」就是逐渐压缩竞争性选举的空间，巩固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政治权威，让社会把精力和关注点从选举问题转移到经济民生问题上，打拼经济，改善民生。

因此，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重建特区政府的权威。这又隐含着怎么在香港确立中央的权威。没有中央的权威就不可能有特区政府的权威。香港过去一路走来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特区政府的权威削弱的背后，恰恰是中央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确立中央权威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重新把精力投入到香港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繁荣上，重建一个稳定繁荣的香港。过去在英国主导下造就了一个繁荣的香港，成就了1980年代的「东方之珠」，那么在今天中央主导的格局下，如何再现香港新的辉煌，这无疑是「待开新局」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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