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外长黄英贤：从大国竞争的角度看印太地区的未来不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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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工党人黄英贤（Penny Wong）自上任以来多次出访太平洋地区诸岛国，继续推动与英国和美国在上届联盟党政府期间达成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又称奥库斯协议），并于去年首次访问中国。4月17日，黄英贤受邀在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以澳洲在区域力量平衡中的利益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说。我们也将在本期的节目中为您介绍黄英贤对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和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对外政策的阐述。

活动当天，黄英贤在讲话一开始时谈到：“我想特别感谢我今天的一位客人，（澳洲国家评估办公室前总干事）艾伦·金格尔（Allan Gyngell）。几十年来，艾伦一直是各届政府的官方和非官方顾问，始终在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提供独特的服务。他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权威历史学家。他是关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最好的作家。坦率地说，他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届最优秀的大脑。也可能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届最谦卑的人。我感谢我们所处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恩古纳瓦人(Ngunnawal)和恩甘布利人(Ngambri)，并向过去、现在和新出现的长老们表示敬意。”

黄英贤说：“澳大利亚原住民是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外交官和商人。但就在这个月，贾斯汀·穆罕默德（Justin Mohamed）先生开始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首任原住民大使。提升原住民的视角将加强我们在全世界和我们地区的联系，特别是在蓝色太平洋地区。这些联系的潜在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这对我们自己是不利的，而我们应该把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摆到桌面上。不言而喻，我们带到桌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当我旅行时，我倾向于通过解释我们是谁来开始接触：这片土地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连续文化，以及来自 300 多个祖先的人们。一个其人民与世界上如此多的人民有共同点的国家。”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资料图片                © 网络图片

黄英贤说：“当澳大利亚人放眼世界时，我们看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反映——正如世界可以看到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映像一样。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建立共同的基础。这是一个强大的天然资产，可以建立一致，可以表达我们的决心，看到世界上所有人民的利益与我们自己的利益一起得到维护。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准确和真实地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即我们是谁和我们想要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国家力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多地来自于我们的人民。我们需要利用我们国家力量的所有要素来促进我们的利益，因为在我们地区不受控制的战略竞争的影响是严重的。”

黄英贤说：“因此，今天我想和你们谈谈我们如何避免战争和维护和平——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塑造一个反映我们国家利益和我们共同区域利益的地区。这些利益在于一个按规则、标准和规范运作的地区——在那里，一个大国不会决定一个小国的命运；在那里，每个国家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繁荣。而我想谈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塑造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维持和平的地区力量平衡作出贡献。战略竞争是在几个层面上运作的。我们可能更愿意分开的领域——经济、外交、战略、军事都交织在一起，并且都被激烈的叙述竞赛所左右。但是，除了了解竞争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还需要了解竞争的内容——它不仅仅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不亚于对我们地区和我们世界运作方式的争夺。”

黄英贤说：“许多评论家和战略家喜欢简单地从大国争夺首要地位的角度来看待本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喜欢二元论。二元论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明确的选择。非黑即白。但是，仅仅从大国争夺首要地位的角度来看待本地区的未来，意味着各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可能会被忽略。它削弱了每个国家通过大国的棱镜以外的其他方式参与的力量。将讨论范围缩小到我们海岸上的潜在动能冲突也是无益的，因为地区利益受到的挑战远不止于此。胁迫性贸易措施；不可持续的贷款；政治干预；虚假信息；以及重塑从贸易到人权等有利于小国的国际规则、标准和规范——这些都侵犯了各国行使其机构、促进区域平衡和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

黄英贤说：“因此，在这个存在争夺的地区，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需要加强关注，关注我们的利益是什么，以及如何维护这些利益。我们的重点必须是我们需要做什么，以便我们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法律和价值观生活，由我们自己的公民决定，追求我们自己的繁荣，作出我们自己的选择，尊重但不屈从于他人。我们的重点需要放在如何确保我们的命运不由他人决定，如何确保我们的决定是自己的。如果有任何疑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且不道德的入侵使我们对生活在一个没有国家占主导地位，也没有国家被支配（no country dominates, and no country is dominated）的地区的利益变得非常明显。诚然，澳大利亚一直需要以这种方式关注自己。但现在尤其如此，因为我们的地区面临著在某些方面前所未有的情况。而这些情况需要我们在国家政策方面表现出空前的协调和雄心。”

黄英贤说：“在南中国海有重叠主张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上升。有争议地物的军事化以及空中和海上的危险遭遇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继续以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从未见过的速度和规模实现军事现代化，但对其战略意图几乎没有透明度或保证。去年8月，据报道有5枚中国弹道导弹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而就在上周，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湾周围进行打击和封锁的演习。除此之外，朝鲜继续破坏稳定，其持续的核武器计划和弹道导弹发射，威胁着我们在日本、韩国和更广泛地区的友邦。总的来说，这些因素的组合和误判的风险构成了几十年来最棘手的情况。”

黄英贤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坚定地拒绝参与对地区热点的猜测，无论是喜马拉雅山、台湾、韩半岛还是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政治和媒体界，当涉及到台湾问题时，有很多关于时间表和情景的狂热讨论。任何像我这样（身居要职）的人，如果觉得有冲动要加入这种讨论，应该抵制这种诱惑。这是最危险的猜谜游戏。我在这方面的做法不是简单的政治家寻求避免假设性的问题。它是对利益的坦率和清晰的评估。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单边改变现状的行为。我们呼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不威胁或使用武力或胁迫。因为让我绝对明确地表明。一场关于台湾的战争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是灾难性的。”

黄英贤说：“我们知道不会有真正的赢家，而且我们知道维持现状比任何替代方案都要全面优越。这将是具有挑战性的，既需要保证也需要威慑，但这是最能避免冲突并使本地区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中的主张。因此，我现在要对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说——以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们的工作是降低任何潜在冲突的热度，同时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压力，让他们也这样做。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政府在国内这样做，我们在外交上也这样做。这可能不会像今天那样卖出很多报纸，但它会帮助你们在更长时间内卖出报纸。”

黄英贤说：“具体到我们的对华关系，阿尔巴尼斯政府将保持冷静和连贯，并继续做我们上任以来的工作：在我们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在我们必须不同意的地方不同意，明智地处理我们的分歧，最重要的是接触并大力追求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我们从中国要继续做中国的现实出发。其中一部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它占世界GDP的18%。中国的增长故事在减轻其本国人民、本地区和世界的贫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经济的急剧增长一直是澳大利亚繁荣的推动力。即便是在多元化发展的情况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宝贵的外国投资来源。”

黄英贤说：“除此之外，习主席已明确表示，中国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像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将部署这一力量，并利用这种影响力来推进其国家利益。我们知道，这些利益有时会与我们的利益以及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不同。重要的是，中国将国家利益理解为通过有利的结果，通过减少不利结果的可能性，以及通过减少分歧或异议的空间来推进。这种理解通过其持续的国家政策得到了协调。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利用其掌握的一切工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韧性和影响力——其国内产业政策；其在基础设施、外交和军事能力方面的大规模国际投资；进入其市场的机会。这种国家政策说明了中等国家，如我们和我们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所面临的挑战。”

黄英贤说：“然而，我们不需要对中国寻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而浪费精力，感到震惊或愤怒。相反，我们要把精力用于争取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部署我们自己的国家政策，以塑造一个开放、稳定和繁荣的地区。一个可预测的地区，按照商定的规则、标准和法律运作。在这里，没有国家占主导地位，也没有国家被支配（Where no country dominates, and no country is dominated）。一个主权受到尊重，所有国家都从战略平衡中受益的地区。一个保障我们提出异议的能力的地区。一个维护我们的能动性的地区。一个保护我们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的地区。当我们谈及我们的利益时，这就是我们的意思。这样的地区并不是简单地有机存在的。它需要我们的国家努力，特别是在一些人试图改写规则的时候。这种努力不能由澳大利亚政府的单独一个部门来承担。”

黄英贤说：“我们的外交官不能单独做这件事，我们的军队也不能。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事情需要通过我们的身份和我们在国内所做的事情来加强和强化。这需要对我们国家力量的所有要素进行投资。经济更加多元化，在本土制造更多的东西，应对气候变化并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通过国家反腐败委员会（NACC）加强对我们机构的信任，面对我们的网络安全需求，投资于教育和培训，加强人们所依赖的服务，增长工资——所有这些都是使澳大利亚更加强大和抵抗外部冲击的一部分。我们的经济安全、我们作为一个多文化民主国家的国内韧性和我们的国际参与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国家政策。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部署所有这些国家力量的要素，以使澳大利亚在国内更加稳定、自信和安全，并在世界范围内更具影响力。”

黄英贤说：“国家政策的核心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在本地区和世界范围内推进澳大利亚的利益和价值观——保证澳大利亚人的安全，确保我们的经济实力。这是我们为塑造本地区而部署的战略，以使其特点更符合我们的利益；避免冲突并维持和平。这也是本地区国家所希望的。东盟对‘可能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并最终导致大国之间的误判、严重对抗、公开冲突和不可预测的后果’的行动表示关切，并呼吁坚持多边主义、伙伴关系和合作。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战略竞争不仅仅是关于谁是夺魁者，谁在比赛中领先，或者谁在印度-太平洋拥有战略首要地位。它实际上是关于该地区的特点。它关系到支撑我们安全和繁荣的规则和规范，确保我们在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区域内的准入，并负责任地管理竞争。”

黄英贤说：“从我在整个地区的旅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等级森严的地区，那里的规则是由一个大国为满足其自身利益而制定的。相反，我们希望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区域，以商定的规则为基础，大小国家都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各国希望有一个繁荣的、相互联系的地区，通过一个透明的体系，在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共同进行贸易，经济的相互依存不被滥用于政治和战略目的。各国都希望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地区。这意味着要有足够的平衡来阻止侵略和胁迫——如果要实现持久的平衡，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更多参与者必须为此作出贡献。在这种平衡中，通过外交的战略保证得到了军事威慑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对管理大国竞争的护栏（guardrails）的想法如此投入，从而使其不会陷入冲突。大国在各个层面都有可靠和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尽量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在这里，对每个国家的安全政策都有限制。”

黄英贤说：“（美苏两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制定的护栏可充当向导。拜登（Joe Biden）总统已经向中国提出了同意护栏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满足符合全世界的利益。我已经对我的中国同行，以及他的前任说过这一点。我将继续这样说。在我不断的旅行中，我将不断提醒我的同事们，推动对大国竞争进行负责任的管理，符合我们所有在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具有生存利益的国家的利益。事实上，这是一种超越印度-太平洋的利益。所有国家都需要行使我们的能动性来避免战争，并维护和平。而倡导这一目标是澳大利亚外交的最关键方面。这要从我们外交部门的能力开始——我们在当地将我们的外交政策付诸行动的人。我每天都为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感到自豪，该部由安思捷（Jan Adams）秘书长干练地领导，她今天与我们在一起。他们提供重要的战略洞察力和警告，他们捍卫我们的利益，他们影响和说服，他们在房间里和桌子旁，他们与合作伙伴一起提供澳大利亚的援助，他们为需要的澳大利亚人提供关键的领事支持。”

黄英贤说：“由于上届政府未能确保为我们的外交能力提供长期资源，澳大利亚的外交足迹实际上已经缩减。尽管莫里森政府一直在谈论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但实际上在太平洋地区工作的外交官比自由党上台时还要少。这是在上届政府对我们的发展计划削减118亿澳元的基础上，留下的真空让别人来填补。我们的第一个预算提供了自2011至1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官方发展援助增长，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地区。阿尔巴尼斯政府不久将发布我们的新发展政策。发展援助是国家政策的核心。它帮助我们的区域伙伴在经济上变得更具韧性，发展关键的基础设施，并提供自己的安全，这样他们就不太需要求助于他人。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总理和政府其他成员的参与下进行的。在我被任命（为外长）后的11个月里，我已经访问了30个国家，其中5个国家的访问次数超过了一次。本周我将访问新喀里多尼亚和图瓦卢，这意味着我作为外交部长将访问所有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国。”

黄英贤说：“我们的工作必须从太平洋地区开始，因为太平洋地区是个大家庭，因为上届政府的短处我们需要弥补，也因为这是工党的DNA。我提醒你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从澳大利亚独立的过程中，（澳洲工党籍前总理）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前总理）大酋长索马雷爵士（Sir Michael Somare）曾是合作伙伴。尽管惠特拉姆并不缺乏出色的改革，但他说：‘如果历史要抹去我的整个公共生涯，除了我对民主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独立所做的贡献，我应该感到满足’。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都经历过大国竞争演变成灾难和冲突的现实——当时他们自己的能动性被搁置，他们的声音被忽视。任何质疑太平洋岛国对澳大利亚安全的战略重要性的人，只需要对历史有一个最简单的了解。虽然我们的战略环境在过去50年里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地理环境没有变化，太平洋对我们自身安全的中心地位也没有变化。”

黄英贤说：“随着战略较量重新回到本地区，当我们共同努力，当我们对太平洋的优先事项作出反应，当我们尊重太平洋能动性时，这种安全就会得到加强。作为太平洋大家庭的一员，我们的优先事项是确保蓝色太平洋保持和平、繁荣并有能力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我们的区域同行密切合作，帮助太平洋大家庭保持团结，以及为什么我们将继续提升太平洋地区在对我们地区最重要的问题上的声音。我们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观点是，太平洋大家庭对太平洋安全负责。我们对太平洋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很现实——我们知道事情不会再回到以前的样子了。当国家不尊重太平洋的能动性，当他们强加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或者当宣布后没有兑现惠及社区的承诺时，我们会明确表达我们的关切。我们希望澳大利亚能成为本地区国家的首选合作伙伴。是伙伴，而不是家长。”

黄英贤说：“在上届政府九年的不尊重之后，我们对气候变化采取了真正的行动。我们已经在四年内将我们对太平洋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近10亿澳元。我们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并建立了专门的气候和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为太平洋地区的需求提供具有气候适应性的投资。我们扩大并改善了太平洋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计划，并与伙伴政府合作，确保所获得的技能为所有人带来红利。我们加强了海上安全合作，与瓦努阿图签署了双边安全条约，并正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条约方面取得进展，与斐济签署了部队地位协定，帮助合作伙伴在大规模网络攻击后恢复关键服务，并应对自然灾害——最近在瓦努阿图发生的‘朱迪’和‘凯文’飓风。我们正在帮助区域伙伴提高经济复原力，发展关键的基础设施，并提供自己的安全，这样他们就不太需要求助于他人。如果没有这些投资，其他国家将继续填补真空，澳大利亚将继续失去地位，就像我们在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期间那样。”

黄英贤说：“我们对待太平洋地区的原则——小国以加强影响力、杠杆作用和主权的方式进行合作——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其基础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外交部长伊瓦特博士（H. V. Evatt）的工作。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在其最佳状态下，从来都是‘你与大国的关系’。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需要一个用规则来约束权力的国际体系。这正是伊瓦特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努力实现的目标，他明白，仅仅通过赢得当时大国的青睐，永远无法满足我们的利益。然而，无论是孟席斯（Robert Menzies）前总理还是霍华德（John Howard）前总理，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直有人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仅仅是依附于一个大国。现在有些人暗示我们应该依附于他们预期的霸权中国。但是，阿尔巴尼斯政府将始终对澳大利亚抱有更大的期望。我们将始终追求更大的自力更生和更积极的外交政策。现如今，我们将伊瓦特的遗产现代化，与本地区的伙伴和朋友合作，在维持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利的平衡方面发挥能动性作用。”

黄英贤说：“这就是我们通过与整个地区的伙伴进行有价值的双边战略合作所寻求实现的目标。这也是我们通过与东盟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区域伙伴关系所寻求的。当（阿尔巴尼斯）总理欢迎莫迪和岸田首相以及拜登总统下个月访问澳大利亚时，我们将致意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重要贡献，也致意日本和印度的力量、分量和影响力，它们本身就在为战略平衡作出贡献。而奥库斯协议代表了我们与美国和英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使澳大利亚本身成为本地区更强大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做法在太平洋地区很重要，在东南亚也很重要。回到之前的话题——有些人认为东南亚只是一个大国竞争的舞台。我们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它剥夺了东南亚国家以及东盟这个持久的核心机构的影响力、活力和作用。剥夺了他们为追求国家和集体利益而做出主权选择的能力。它掩盖了东南亚国家内部和之间存在的复杂动态——我们地区的国家在面对战略竞争时寻求最大化其影响力的方式。”

黄英贤说：“以及他们如何决定自己对其主权所面临的真实和直接挑战的反应，包括在南中国海。它淡化了澳大利亚和我们的伙伴可以与本地区合作以加强我们的集体安全和繁荣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把消极怠工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在别人代表我们作出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袖手旁观，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这削弱了我们——澳大利亚和我们在东南亚的邻国塑造我们希望生活的地区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尔巴尼斯政府将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接触作为核心优先事项。到我们政府上台一周年时，我将作为外交部长访问东南亚的每一个国家，除了缅甸。”

黄英贤说：“这种外交努力必须辅之以更多的经济接触。本届政府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的《2040年东南亚经济战略》，以及我们与区域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都是这方面的核心。这不仅是互惠互利的，而且创造了共享价值，这是和平的重要激励因素。在一个拥有超过6.75亿人口的多元化地区，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了解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并与合作伙伴合作，加强和扩大这种影响力。共同创造机会，并向本地区表明，除了安全利益之外，还有其他利益可以培养。要建立一种确信，即知道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美国和来自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其他伙伴在东南亚进行更大的经济参与，包括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

黄英贤说：“如果不清楚美国对这种平衡的重要性，我们就无法谈论我们想要的平衡地区。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进行一些现实检查了。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没有比科廷（John Curtin、澳洲前总理）在二战时转向美国更重要的转折点。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和主要的战略伙伴。如果没有美国及其对本地区的安全保障，印度-太平洋就不会享有长期的、不间断的稳定和繁荣。整个地区都受益于美国的参与，受益于他们对本地区战略平衡的贡献。美国经常被谈论为不可缺少的大国。它仍然如此。但这种不可或缺性的性质已经改变。在我们寻求战略平衡的过程中，所有国家都在行使其能动性以实现和平与繁荣，美国是平衡多极地区的核心。许多对美国的不完美自鸣得意的人会发现，如果美国停止发挥其作用，世界就会变得不那么令人满意。”

黄英贤说：“话虽如此，我们不能只把它交给美国。本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通过外交、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接触来行使其权力，以维持本地区的平衡——并维护支撑了几十年和平与繁荣的规范和规则。而这种平衡必须得到军事能力的支持。上个月，澳大利亚和我们的奥库斯协议合作伙伴宣布了我们获得核动力潜艇的途径——这是我们历史上对国防能力最大的一次投资，代表了我们国家、我们的国防军和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转型时刻。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通过我们的外交帮助维持和平的条件一样，我们也有责任在集体威慑侵略方面发挥我们的作用。如果任何国家能够计算出他们可以成功地支配另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地区就会变得不稳定，冲突的风险就会增加。正如《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所强调的，澳大利亚必须对我们自己的安全负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增强我们自己的能力，以发挥威慑作用。”

黄英贤说：“在一个军事现代化的时代，由于其他国家的军队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精度和杀伤力进行作战，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意味着能够从更远的距离将潜在对手的部队和基础设施置于危险之中。通过我们自己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并与投资于自身能力的伙伴合作，我们改变了任何潜在侵略者的计算方式。我们必须确保任何国家都不会得出结论，认为冲突的好处超过了风险。这对于确保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和保障至关重要。我们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是我们如何使澳大利亚在世界范围内更强大、更有影响力的两个基本和相互依赖的部分。它们共同使各国更难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胁迫其他国家损害其利益。它们共同促进了维持我们地区和平的战略力量平衡。正如我的同事（国防部长）马尔斯（Richard Marles）所说：‘威慑并不是合作的替代品——它们一起是相互加强的’。”

黄英贤说：“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像奥库斯协议这样大的工程应该引起审查。有些人担心价格太高。对此有两个回应。首先，从我们地区军事扩军的规模和速度来看，需要进行严肃的财政投资，以使我们自己拥有可靠的防御能力，并为区域平衡作出贡献。第二，大部分的金融投资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工业和主权能力方面。让我们不要忘记，奥库斯协议不仅仅是关於潜艇。它也是关于联合开发能力，包括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网络。有些人担心时间框架。的确，在九年的能力公告中，我们失去了很多时间，但没有交付。但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我们只能开始工作，以现实的速度和最低的过渡风险提供必要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该最佳途径不仅仅涉及获取弗吉尼亚级潜艇或建造我们自己的潜艇，而且还涉及延长柯林斯级潜艇的寿命。”

黄英贤说：“还有人对核不扩散问题提出了关切。工党在倡导切实可行的国际防扩散与裁军努力方面有着自豪的历史，我们已经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将确保我们继续以最高和最严格的标准履行其义务。我们的奥库斯协议合作伙伴理解并认可澳大利亚在国际法下的承诺，包括《拉罗通加条约》（即《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海军核推进符合我们在《拉罗通加条约》下的义务。美国已经确认，轮流访问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将采用常规武器。虽然我们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但澳大利亚将继续以符合《曼谷条约》（即《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基本原则的方式行事。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定期和透明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我们的区域伙伴进行接触。我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愿意参与，并感谢他们公开表示赞赏我们为使他们了解情况而作出的努力。我特别注意到印度尼西亚的评论，即：‘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所有国家的责任。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要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黄英贤说：“澳大利亚在许多方面是幸运的——尤其是我们受益于我们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科廷、伊瓦特和惠特拉姆。他们为我们指明了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我们国家利益的道路。这条道路今天仍在继续，使他们的遗产、联盟、伙伴关系、规则和区域现代化。在我们面对今天的情况时，这条道路一如既往地指导着我们，使我们的后代受益的远见卓识。我想用我对世界各地的许多听众提出的一个观点来结束，因为它确实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当今的情况已经促使人们将其与1914年、1930年代和1962年进行比较。这些比较应该作为警告，但仅此而已。因为我们不是历史的人质。我们决定如何对待当下。”

黄英贤补充说：“我们正在对我们的国家力量进行投资，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区域竞赛，而是为了塑造和影响它，以促进我们的国家和共同利益。我们正在通过对未来军事力量的重大军事投资，包括通过奥库斯伙伴关系，创造威慑力。我们正在通过创造国内经济的韧性，解决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通过更强大的供应链，在澳大利亚制造更多的东西，以及培训我们的人民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我们正在通过投资我们的外交力量，更新澳大利亚最紧密的伙伴关系，以及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决定是利用我们国家力量的所有要素来塑造符合我们利益的世界，并使之变得更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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