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双元：说《易》，真的不易之第二集（组图）

提要：

• 《易经》代表的思维模式引发、奠定、塑造了形象思维，比喻说话，比兴做诗，形成了默契式交流“句式”。

• 只学了三个月满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能就《易经》这个专题进行演说，并找到中外文化对比的大题目。

• 《易》思想包含了理性之数的计算和象形暗示的联想，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综合体，衍生背景极其广大深远，可以不断更新为新版本。

《易经》对“意会”模式形成的奠基作用

《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工程，周文王领衔首席工程师的《易经》项目设计开发了一套预测世界构成模型和事物走向的理论，用系统性的符号形式来描绘事物的变化，它的基础设计是以阴阳符号构成卦象，并通过阴阳符号的迭代变化来指示、预测万物运行变化的状态。这在当年的贡献，绝对超过互联网的发明和AI的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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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奠定了中国哲学最重要的“阴阳”概念，“阴阳”概念又显入或潜入了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医学、天文、算数、文学、音乐、艺术、军事等。关于《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入的，到今天还没有说清楚。本文尝鼎一脔，重点说一说来自“易”体系的“意会”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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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和《易经》时代的文字风格还保留金石甲骨文的味道，由于文字书写或篆刻比较艰涩困难，用了洪荒之力，也无法追求文章的周全表达，作者只能力求简易，留下骨干词汇，免不了“割爱”很多腾挪转折、连贯融通的语气词，发展了以核心词汇为中心的意会模式。

意会之初，并非为了文学审美的需要，实在是无可奈何。早期的人际沟通属于“蹦出”中心词汇加嘶吼加比划的交流，农耕文化还具有天人合一、取象见意的直观思维模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自然导出了象征、意会、比喻、兴起等表达模式。

到了《论语》时代，很多人开始“说人话”，希望把话说清楚说漂亮，以此说服人主，获得“出有车（jū），食有鱼”的美好生活，文字表达就清楚得多了，也敢于使用委婉这样“奢侈”修辞的表达了。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爆发式增长，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多位语言大师出现了，按照老百姓的通俗说法：这下有好戏看了。果然，百家争鸣了！

《易经》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和贡献，不仅仅在于形成了中国式现象学体系，还形成了汉语使用者的主体思维模式，这就是暗示、含蓄、象征、比拟，诗化的表达方式。

基于卜筮而来的“易”式交流，本身就重在暗示和意会，具体暗示的内容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意会是否准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会从暗示找中心思想，从具象看抽象，从征兆看结局。《易经》代表的思维模式模塑、奠定了形象思维，比喻说话，比兴做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较大差异的中西语言交流的不同的契约模式。

简单说，一种是条文式、账目式契约，一种是心印式、默契式交流。

海洋民族，很早就引入商业文化，较早地具备了文本契约意识，但机械性很强，条文规定很仔细，仔细到令人怒发冲冠的地步。买一个手机，按照规定，你得把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条款阅读完毕，还要签字，证明你就是你自己，确保你亲自完成阅读，理解每一个条款规定，负担可能产生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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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府办公体系很大的问题就是文牍主义，一件小事，比如街头有个流浪汉，办公室可以整出几百页的报告（有了Chat GPT之类的文本生成软件后，估计文牍主义会更加流行），从社区分配不公，谈到性别歧视，还有绿色环保加土著权力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早就记下类似的故事：博士买驴，洋洋洒洒写满了三页纸，还不见个“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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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海洋商业文明的契约精神有太多技术性、细节性、文牍性的优点和缺点。

而中国文化中，我们也有契约精神，这就是《易经》开创的心领神会为特征的比喻性契约精神。我们没有那么清楚、或死板的规定，我们只需要以比喻象征来表达我们的诉求，说理之外，也包含了心、情、意、境的随机性参入：你是中国人吧，我们就直来直去了，用比喻说吧。比如，在某些场合，你得明白什么是“意思意思”！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那就不够意思了。不要喝了几天的洋墨水（这是比喻，不是真的叫你喝墨水）就假装听不懂家乡话？ 你识唔识啊？很多事情，我们点到为止，这是说话的艺术，因为我们是有讲究的人，讲究心知肚明，如果把话说透了，那就没意思了。我的承诺不需要写在纸面上，我只要告诉你“我心理有数”就行了，你还不信我吗？至于“数”是多少，到时候看具体情况呗。

这种“易”式思维习惯与农耕文明有一定的联系，看到天上云纹的变化，有经验的老农可以预测第二天的天气，看到柱子下面的石头潮湿了，就知道快要下雨了（《淮南子·说林训》“础润而雨”），看到瑞雪覆盖，我们知道来年有个丰收年景，不一定等到“稻花香里”才“说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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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式思维在上古文学典范《诗经》里也有体现。《诗经》采用了大量的比兴手法，而《诗经》并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的表达范式还是当时的文化人、文明人、白领需要掌握的交际语言通式。当时的外交官是要用《诗经》中现成的句子来回答问题的，比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鲁文公十三年（前614）冬天，鲁文公到晋国结盟，郑国想请鲁文公顺带帮助自己修补同晋国的关系。在郑伯举办的招待会上，郑、鲁之间举行了一次外交请托对话；双方都是有文化的人，用不着把话摆到桌面上，当然，也不用伸到对方袖子里摸手指，双方皆赋诗言志，一共两个来回，所赋之诗涉及《诗经》中的四篇作品（《鸿雁》《四月》《载驰》《采薇》）。最后，大家都明白了，你想说什么，我能做什么，既交流了思想，也保住了面子，皆大欢喜。你能体会这种东方交流模式之高贵与优雅吗？

《汉书·艺文志》把《诗经》的这种功能归纳为：“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须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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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的“行人”（外交官）都是外交学院毕业的，说话很得体，大都能引用当时的“联合国”宪章和规定语汇样板库的《诗经》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国家的意图，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当然，如果对方实在不明白，或装糊涂，战车的碾轧会让你明白的。

到今天，意会依然是我们最常用的交流模式，不仅仅是中小学生理解古诗词的关键，意会还广泛运用于日常交流中。

我曾经陪同一个国际教育代表团，到偏远山村考察农村学校教育。学校准备了接近国际标准的morning tea（早茶）, 但校长的讲话非常有地方特色，开头就用了很多借景抒情的意会方式：

在这秋风送爽，金桂飘香，翠竹摇曳，果实飘香的季节，我们迎来了尊敬的贵宾。

这是用美好的季节和景观来表达美好的心情，需要意会的本领。

翻译是从乡中心小学临时借来的老师，我为她担心，不好翻译啊！我查了一下，金桂的学名是Osmanthus fragrans，“翠竹”的“翠”，是用emerald, 还是 green, 抑或bluish-green，就要看窗外竹子的实景颜色了。特别是“送爽”的“爽”这个字，这怎么翻译呢？在“草根语言”盘根错节的时代，语言翻译会不会体系性下滑吧？我真在替她发愁的时候，她已经翻译完了：“Good morning！”又加了一句：“Help yourself, please!”同时做了个喝咖啡的姿势。事后，我想了一下，没错，她的翻译简直准确到令人发指，她就是中国乡村小学的最智慧外语教师。

《周易》在当代的“八卦式”解读

明朝末年，《易经》被传教士翻译并传播到西方。这部最难说的经典，又成了世界人民最容易理解的经典。只学了三个月满语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也能就《易经》这个专题进行演说，并找到中外文化对比的大题目，而且，好像引进了更科学的解读模式。

白晋介绍自己如何从图像入手研究《易经》，探索构成《易经》体系的算术基础。他说他已成功分析了伏羲八卦，破解了其中的奥秘，找到了一条可靠而简捷的研究途径。白晋自诩“恐怕是伏羲在中国最好的门徒”。

在此基础上，白晋的朋友莱布尼茨提出，《易经》思维基础是“二进制”，这就把《易经》解读带入了现代科学范畴。《易经》逐步成了显学，西方学者称之为“一部奇妙的未来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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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坤：黑黑黑，卦符阴阴阴，二进制数为000；艮：黑黑白，卦符阴阴阳，二进制数为001）

白晋等西方文化人士，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在于为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社会结构模型，借助研究中国经典，进一步探讨中西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是这种不同于传统文本的差异性解读，“易学”渐渐进入一个更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发展时期。

1697年白晋在巴黎就《易经》的题目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白晋甚至认为《易经》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

《易经》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认可的同时，现代中国哲学家、科学家对《易经》却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如杨政宁博士就批评《易经》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

其实，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大家都低估了《易》思想体系与时俱进的能力，因为《易》思想包含了理性之数的计算和象形暗示的联想，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综合体，衍生背景极其广大深远，可以不断更新为新版本。

比如，近现代科学发现了原子由阴阳（正负）对立的电子和电子核构成，发现了宇宙中存在着暗物质，发现了量子纠缠等特殊物理现象。

这些都可以在《易》体系里找到类似的表达。因为《易》解释的是个大框架，是宇宙物质生成、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而且尽量抽象（往大处说），又尽量以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往“暗处”引），涵盖深广，联想丰富，指代不明，倒成了一种优势，就是不黏着于任何具体现象和定律，而是指出一种方向，一种可能，这就为后来不断往这个框里装入新东西留下了足够大的“黑洞”。宇宙多大，“易”学就多大！

《易》保留了前朝智慧，甚至可以看作前科学、潜科学和上一次文明的存留。当代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推翻《易经》的认知体系，我们正在与时俱进地体会《易》的基本理念，永不落伍，虽然不一定与每一个特定的科学发现完全一致，但《易经》代表的宇宙生成模式却成了“恒纪元”的指引。

如果说莱布尼茨认为“二进制”与易经思想有暗合之处，那么《易》最基本的结构，也与现当代物理大发现的很多新见解不谋而合。《易经》对世界生成结构的基本表述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即万物。（见《易·系辞传》）

《易经》的这种表述，吻合现代科学对微观和宏观世界的描述，稍加整理，就可以将《易经》描述的世界物质构成模式改写为：

“无极”可理解为看不见的暗物质，是宇宙的基础构成；“无极”生“太极”，“太极”可理解为弥漫于宇宙中的原子或粒子场、磁场，力场等，或分为纯量场、向量场、张量场，即宇宙万物的基本形态；宇宙物质的基础构成是原子，原子由正负（即“阴”“阳”）两种对立的元素构成，这可以理解为“太极生两仪”。

“两仪”的具体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天地、乾坤等，核心呈现是“阴”“阳”两仪相互对立、相辅相成的状态；根据原子内部的不同结构，又可以分为多种结构模式，也就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总之，内含阴阳的原子生成万物，虽然，这还不能与现代物理学的细节解释严丝密缝地吻合，但阴阳（正负）之“体”组成万物却是依然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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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说《易》，还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