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23：疫情是否扩大了中国“三大差别”？（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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聃丘泰、温建东：疫情期间，中国杜绝“大水漫灌”，但此起彼伏疫情和禁足也对餐饮、旅游等行业影响很大；这是否进一步加深了三大差别呢？

元代诗人张养浩诗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可能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写照，社会最底层的人总是“获得感”最低。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16日发布年度报告显示，过去两年，全球最富的1%人口所获财富是其余99%人口的近两倍。疫情以来，西方各国宽松货币政策低收入者收入下降更多。韩国房地产和股票大幅升值，2021年前20%的最富有人士平均净资产12.8亿韩元，是20%最贫困人士的平均净资产125.5倍，2017年为99.8倍。2020年3月至2021年10月，美国亿万富翁总财富增加了2.07万亿美元，涨幅接近70.2%。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美国收入前1%家庭总资产达到43.94万亿美元，占社会总财富比重上升至历史高位32.1%，而50%底层的家庭财富仅占比2.5%。相反，疫情期间，中国杜绝“大水漫灌”，但是此起彼伏的疫情和禁足也对餐饮、旅游行业影响很大，疫情是否进一步加深了三大差别呢？

传统三大差别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三大差别逐步演化为“阶层差别”、“城乡差别”和“东西差别”。20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三大差别经历了哪些变化？三年疫情又有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一、城乡差别：保持在3倍以下

中国传统二元经济，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行农业补贴工业政策使得城乡差别较大。改革开放起步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差别开始收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见图1。第一阶段下降是改革开放初1978年2.6倍，下降到1983年1.82倍。第二阶段1984-1994上升。沿海沿江开放尤其是其后加入世贸组织受惠最多的无疑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城镇。第三阶段短期下降，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之后迅速提高，1994年达到2.9倍。第四阶段1997-2007上升。十五第一年2001年是2.8倍，十一五第一年2006年3.1倍。第五阶段2008至今下降。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城乡差别重新开始下降。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是2.9倍，十二五最后一年2015年是2.7倍。疫情之前的2019年是2.6倍，疫情期间2020年和2021年分别是2.6倍和2.5倍。

城镇与农村低收入者组差别稍高于平均水平。图2可见，按照国家统计局居民家庭收入五等级区分，十一五第一年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组收入是农村居民低收入组的3倍，十二五最后一年2010年是3.2倍，十三五第一年2015年是3.96倍，中位数之比是2.8倍。疫情前2019年是3.64倍，疫情以来十三五最后一年2020年是3.3倍，中位数之比是2.7倍，十四五第一年2021年是3.4倍，中位数之比是2.57倍。我们猜想，农村低收入群体相对收入未能赶上城市低收入群体，可能与农村地区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流失、城乡政府财力社会保障不同、人民币汇率总体升值压低农产品价格有关。

城镇和农村的富人都是一样的。城、乡高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小，见图2，城镇富人与农村富人收入差别始终维持在2倍左右。而城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则更大，尤其是农村收入差距更大。

二、东西差别：金融危机后出现L形下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人民收入齐飞。表1可见，八五计划第二年1992年，人均GDP最富裕的前五位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分别是后五位贵州8倍、甘肃4.7倍、安徽3.1倍、河南2.5倍、西藏2.5倍。九五第一年的1996年，差距进一步扩大，最富裕的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分别是后五位的贵州10.2倍、西藏5.4倍、甘肃4倍、陕西2.8倍、江西2.7倍。十五第一年2001年，依然维持较高差距。最富裕的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分别是后五位贵州10.7倍、甘肃6.3倍、广西3.5倍、云南2.9倍、江西2.7倍。十一五的第一年2006年，最富裕的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分别是后五位贵州9倍（下降）、甘肃6.2倍、云南3.6倍、广西3.2倍、西藏2.8倍。

十一五的最后一年2010年，最富裕的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分别是后五位贵州6.2倍（大幅度下降）、甘肃5.1倍、云南3.2倍、西藏23.1、广西2.8倍，总体出现下降。十二五最后一年2015年，最富裕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分别是后五位的甘肃4.5倍、贵州3.7倍、黑龙江2.9倍、广西2.5倍、云南2.2倍，继续大幅度下降。

疫情第一年，即十三五最后一年2020年，最富裕的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天津分别是后五位甘肃4.6倍、黑龙江3.6倍、广西2.7倍、贵州2.3倍、河北2.1倍。疫情第二年，最富裕的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天津分别是后五位甘肃4.5倍，辽宁3.7倍，黑龙江2.8倍，河南2.3倍，内蒙古2.1倍。

随着“发展是硬道理”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各省发展经济积极性大大提高。收入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经历快速下降，开始上升。1992人均收入最低的贵州是全国43.6%，1996年迅速下降到9%，2001年开始提升到15.8%，2006年贵州是全国36.5%，2010年贵州是全国平均41.8%，2015年大幅度提高到50.6%。疫情以来，2020年人均GDP最低甘肃是全国平均水平50.1%，2021年是50.6%。

表1 八五以来中国东西差距（单位：倍数）

注：富是指人均GDP大的省份，穷是人均GDP少的省份。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贫富差异：远远高于东西差异和城乡差异

中国各个层次人均收入都搭上了经济腾飞的快车，但内部阶层分化也越发严重，贫富差距远远大于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

1.全国高收入组是低收入组10倍。2016年，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529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高达10.7倍。疫情第一年，十三五规划最后一年2020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依然高达10倍。疫情第二年，十四五规划第一年2021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333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5836元，高达10.3倍。

2.农村内部贫富差异7倍以上远远高于城市，而且呈现总体扩大趋势。2006年，农村居民5等级收入的平均每人纯收入，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7.2倍。2010年7.5倍，2015年8.4倍。疫情以来，2020年8.2倍，2021年扩大到8.8倍。

3.城镇内部贫富差异保持在5倍以上，疫情以来稍有扩大。图2可见，2001年居民收入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等七类。十五第一年2001年10%的高收入户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是10%的最低收入户的5.4倍。2006年10%的最高收入户是10%最低收入户的8.96倍，2010年8.65倍，2015年5.3倍（2015年开始调整为五个等份，各20%，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疫情以来，2020年6.2倍，2021年6.1倍。

4.最富裕直辖市内部差异不断拉大。八五第一年1991年最富裕的上海，城市居民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的2.7倍。九五第一年1996上升到3.9倍，十五第一年2001是5.02倍，十一五第一年2006年是4.8倍，十二五2011年4.07倍，十三五的2016年是4.26倍。北京情况类似上海，5000户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按收入水平分）2010年20%高收入户是20%低收入户的3.9倍。3000户农民家庭基本情况， 20%高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是20%低收入户的4.9倍。北京2015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的高收入户是20%的低收入户的5.43倍。疫情以来，2020年是5.75倍，2021年是5.8倍。

5.最富裕的省份比最富裕的直辖市贫富悬殊更大，但是疫情以来有所下降。广东城镇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比，1995年5.7倍，2000年8倍，2005年9.6倍，2009年9.5倍，2010年9.2倍。广东农村居民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纯收入比例，1995年4.7倍，2000年4.2倍，2005年5.4倍，2009年5.3倍，2010年5.4倍。2015年全省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比例6.96。疫情以来广东城镇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比反而下降，2020年7.36，2021年6.9。2015年福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4.86倍，农村比例5.39倍。疫情以来，2020年福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6.25倍，农村比例5.8倍。2021年5.6倍，农村居民7.5倍。江苏2015年城镇高收入和低收入户比例是5.57，农村比例6.29。2019年城镇居民是6.9倍，农村居民7倍。疫情以来，2020年江苏城镇比例是6.5倍，农村居民是5.4倍。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意见》明确到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目前，浙江统计年鉴缺少浙江省内收入不均等数据。

6.最落后省份差距也较大，疫情以来不断扩大。最落后贵州2015年20%城镇常住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城镇常住居民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倍。疫情以来，2020年是8.3。农村2015年比例是6.26，2020年5.09。甘肃收入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2015年4.6倍，农村2015年比例是7.99倍。疫情以来，2020城镇居民比例是5.9倍，农村居民3.6倍。

四、东西差异、城乡差异缩小与贫富差异扩大

解放以来，尤其是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总体消灭了绝对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核心是通过制度变革，实现了人口等资源流动，提高了各种要素使用效率，全国总体降低了贫穷。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67.7下降到2020年的29.2和32.7，2021年的28.6和32.7。加速的城镇化使得农村人口持续下降。1982年城镇人口占比20.91%，1990年26.44%，2000年36.22%，2010年49.68%。2021年末，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142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农村人口不断快速下降也是减少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为了促进地域协调发展，国务院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2020年5月中央出台《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其实，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我们发现十二五计划以来东西差距下降与城市或者省内贫富分化的加大并存，总体上东西差距下降却没有降低局部的贫富分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如2014-2020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总指数提高了19.33%，但是北京、天津人均GDP是河北省倍数却分别从3.14、2.08提高到3.4和2.09。这个情况与世界总体一致，如《21世纪资本论》揭示的，虽然世界范围贫富悬殊下降，但是各个国家内部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

“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河南1992年曾经是全国人均GDP倒数第四位，在九五期间迅速腾飞，九五计划第一年1996年经济增长速度全国第三。安徽人均GDP1992年全国倒数第三，在十三五期间迅速发展。

长期落后地区，如贵州、西藏、甘肃可能问题更加复杂，不仅“寡”而且“不均”，两患同时存在。贵州、甘肃、广西、西藏等从八五到十三五始终是中国最落后的五个省份。从甘肃和贵州数据可见，其省内收入差距也过大，可能总体贫穷也会使得收入差距拉大。如何实现包容性可协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一味的将发展矛盾后置，一代一留给子孙后代，我们的子孙可能要承受不能承受之重。除了地理因素和历史原因，核心是几次历史性机遇没有抓住，如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贵州等地区相对更加落后。因此，长期落后地区可能需要中央的“干吏”去解放思想“撸起袖子加油干”。

今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难度越来越大。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2015年，黑龙江、辽宁、陕西率先进入较低的6%年度经济增长目标。2018年天津第一个进入较低5%的经济增长目标（主要是统计原因造成）。2022年，最富裕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下调，北京（5%左右），上海、江苏、广东都是5.5%，浙江目标是6%左右经济增长速度。2023年，各省经济增长目标进一步下调，天津市下降到4%。长期以来，我们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演变为“增长是硬道理”。日本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将跌破3%，2035年放缓至2.2%。在不能迅速做大蛋糕的情况下，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我想，中国社会要逐步从“增长依赖”过度到“公平依赖”，保证一旦经济增速下降，社会矛盾不至于激化，“在退潮的时候，没有谁在裸泳”，保证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因此，以市场方式分好蛋糕，促进各种资源，尤其是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可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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