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敲了门说要查水表”：“白纸革命”中被捕的青年抗议者（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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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午夜，53岁的高秀胜在电话中得知孩子被捕，那一刻，她感到“五雷轰顶”。

“当时就是全身哆嗦，已经打不出字来了，”高女士告诉ABC中文。

高女士来自山西临汾，她的孩子、今年25岁的点心在沿海城市广州工作。点心的原名为杨紫荆，是一位非二元性别者。

警方表示，点心被捕与11月27日广州海珠广场的抗议活动有关——这场抗议是中国11月全国性抗议活动的一部分，数百名广州居民聚集在广场上，要求政府结束严格的新冠“清零”措施，同时表达他们对当局实施言论审查的不满。

高女士说，她当夜凌晨两点就做了核酸检测，“就为了第二天能坐上飞机”。

“跟[警方]聊天已经没法正常聊了，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才可能开始细问。”

高女士说，过去十几天“度日如年”。

“每天为了让自己撑下去，强行的吃一点儿......也不知道吃的是啥，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味儿，”她哽咽地说道。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各地已经开始放宽新冠管控措施。

在那之前，各地抗议者手举空白A4纸站在街头呼喊口号，那场大规模抗议又被称为“白纸革命”，是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屠杀发生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民抗议行动。

中国政府尚未对该抗议做出正式表态，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本月早些时候公布了驻法大使卢沙野在12月7日出席法国记者协会晚餐时的言论，将那场抗议称为“颜色革命”，“因为白色也是一种颜色”。

“即便不是外部反华势力策动和发起的，至少是受到他们的利用，”他说。

“他们敲了门说要查水表”

根据美联社此前报道，广州市警方本月共拘捕了四名抗议者——包括点心在内的其中三人因参与11月27日海珠广场举行的抗议活动，于12月4日被捕，其余一人因参与另一场抗议活动，在3日被警方拘捕。

点心的另一位家人费祎*说自己了解事件的经过，声称警察是在12月4日晚9点半左右带走点心的。

因担心个人安全，费祎要求记者在报道中使用化名。除拘捕外，费祎说，警方也搜查了点心的住所、带走手机，但并未向点心出具搜查令。

“一个穿着便衣的人站在门口要求要进屋......他们敲了门，说要查水表，检查了才能发水费单子，”费祎说。

“打开门的一瞬间，他们就全部进去了。

她表示，当日进入点心家中搜捕的警察超过10位，除两名穿着警服外，其余皆着便装。

点心的部分朋友在其被捕后曾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和微信发布相关消息，希望引起大众关注，他们的账号很快便遭禁言或封锁。

费祎说，点心的亲友中至少两人已因散播相关信息被警方联系。

无法进行律师会见

点心的家人表示，截至目前，广州市越秀区北京派出所仍未批准点心进行律师会见，家人也无法进行探视。

“[理由是]没有接见条件，防疫措施什么的，”费祎说。

同时，点心的辩护律师陪同其母亲前往派出所了解案情时，也遭到警方拒绝。派出所告诉他们，负责侦办该案件的警察感染了新冠，因此只能会见当日的值班民警。

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表示，由于中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侦查期间的被羁押人士可以会见家属，因此，警方不允许家属探视并不违法。

但李先生表示，律师有权利会见被捕人士，因此，除非被捕人士还涉及其他罪名，否则应当允许律师会见。

“由他的家属依法委托的辩护律师去找有关的办案机关、办案人员了解案情是完全合法的。

“如果办案人员有意外，办案机关必须要及时更换其他人来办理这件事，而且要在法定时限内依法办理这件事。”

“不能说因为有一个办案人员出现了意外情况，所以整个法律规定的法律程序、法律实践都要全部变了。”

根据广州市越秀区北京派出所8日出具的《拘留通知书》，点心的因涉嫌寻衅滋事于12月5日21时被羁押于广州市越秀区看守所。

但费祎和高女士都表示，该地点与警方后来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不符：他们表示，自被捕之日至本周一，警察都表示点心被羁押在越秀区北京派出所，该所民警在出局《拘留通知书》当日表示，由于疫情，转送看守所还需要一段时间。

本周三，派出所告知家属，点心目前在一处隔离看守所，结束隔离后将被转送至第二看守所，随后又表示该案件归属“国保（国家安全保护）大队”处理。

同时，警方也未向点心家人透露该“隔离看守所”的位置，并称高女士此前委托警方转交给点心的衣物“到不了点心手里，只会被当成私人物品保管”，这让家人感到十分困惑和不安。

李劲松律师表示，根据他的经验，在派出所羁押超过七天“不太正常”。

“派出所传唤拘留的话，羁押一般是不应该超过48小时的。

“如果在48小时之内有必要转成正式拘留的话，那应该要送去专门的拘留场所。

但李先生也表示，由于中国目前的防疫政策，如果嫌疑人是密接或疑似感染者，“很多看守所是不会直接收的”，应该是先把嫌疑人“放到隔离场所”。

ABC中文已联系广州市越秀区北京派出所和中国公安部寻求置评。

上海抗议被捕人士被抽血、提取虹膜信息

在距离广州1500多公里的上海市，90后居民大卫*也正从被捕的恐惧中逐渐恢复。出于对个人安全的忧虑，他请求不在报道中使用他的真实姓名。

11月27日晚间，他曾参与乌鲁木齐中路举行的集会，悼念新疆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并在现场遭到拘捕。

被捕期间，派出所采集了他的个人生物信息，包括血样、指纹、掌纹和虹膜信息，但并未透露将如何使用处理这些信息。

大卫表示，信息采集是在派出所内一间被警方称为“四个一”的办公室内完成，该办公室内有一处用于信息处理的集成操作台。

“虹膜是一个像3D眼镜一样的东西，你自己拿着，看着里面有个小窗口，红灯闪烁几下就好了。

“血样是指尖采血，然后涂抹到一个样本纸片上，没有医生，”他说。

“血样[采集卡上]有个条码，采集好之后也是需要在收集个人信息的时候被扫描进电脑里的，之后实体的血样试纸就放在拘留室保安的抽屉里，”他说。

大卫说，警察将负责采集生物信息的工作人员称为“特保”，但并未说明这一职务的全称。

特保同时详细询问了大卫包括居住地和籍贯在内的个人信息，并在血片样本采集卡上进行标记。尽管如此，大卫回忆说，警察在其24小时后获释时向他表示此次被捕“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根据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信息，多位上海被捕人士都表示在派出所内被提取了指纹、血样和虹膜信息，一些抗议者也被要求进行脱衣搜身。

一些研究显示，过去数年间，中国政府一直在持续收集公民DNA信息。

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公民实验室”（The Citizen Lab）本月最新报告，2019年3月至2022年7月，中国警方在青海省收集了超过124万份虹膜扫描信息。

报告同时称，虹膜扫描收集是警方“长期以来的情报收集计划的一部分”。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HRW）2017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了类似问题——报告称，中国公安机关覆盖全国、可查询的DNA数据库录有逾4千万人的资料，DNA数据库让公安机关不仅可以搜寻特定人士，还可找出其亲属。

除引发社会歧视的风险外，在未经授权和强迫的情况下收集公民DNA数据，亦可能涉及侵犯隐私。。

ABC中文查阅了中国公安部门网站，并未找到关于“四个一”办公室和“特保”人员的公开信息。

中国公安部没有回应ABC中文的置评请求。

大卫表示，获释回家后，他连续两天失眠。

“第一晚和第二晚都睡不着，就很累，但是人很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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