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美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充满挑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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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推动大宗商品的人民币结算，这一尝试充满挑战。人民币国际化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政治领导力的提升。

12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两国签署了包括巨额能源贸易在内的多项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备受媒体关注的以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的议程并未实现突破。此前，中国与中东国家多采用货币互换的方式实施能源跨境交易，此次峰会，除了在通讯、能源等领域签署巨额合作意向外，中国所提倡的使用人民币结算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宣示了中国政府力求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跨境结算中的地位，但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与大宗类商品挂钩交易的道路会面临诸多挑战。

作为美国外债的主要持有方，中国当然知道国际主导货币所能带来的好处。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溯源到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渠道，通过香港运作人民币流出海外。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9月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国际化各项指标总体向好。2021年以来，央行坚持以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为基础，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实体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2021 年，原油、铁矿石、铜、大豆等主要大宗商品贸易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为 4054.69 亿元，同比增长 42.8%。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完成了5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这是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以来的首次审查。执董会一致决定，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即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构成，人民币权重保持第三，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这些都显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势头良好，这进一步鼓舞了中国的雄心。

中美竞争走向白热化，在大国无大战背景下，美国在密集地制定包括国内立法在内的规范，力图限制中国在全球的商业扩张。中国试图在国际大宗贸易上塑造人民币以竞争型货币的姿态挑战美元地位，以此对全球货币市场尤其是美国政府释放特定信号。作为全球核心产油国之一，沙特在石油贸易中放弃使用美元的任何尝试都可能带来复杂的外溢。如果沙特以人民币结算石油交易，那必然会被美国视为是一种“挑战”。一位沙特消息人士在习近平到访之前告诉路透社，决定以人民币结算向中国出口石油“现在还不是时候”。尽管沙特与美国因人权、反恐和石油限产等问题存在龃龉，近年沙特积极发展与欧盟、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的战略合作关系就是为了开拓多边外交以免孤立，沙特国内也存在明显的反美主义，但冲突远未到需否定美元地位的地步。所以，沙特比较难在与中方进行普通商业利益合作的背景下去试探颠覆美国的霸权之基——美元。

通常，国际货币发行能够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收益，全球主要大国均积极在国际层面进行动员，力求角逐更高阶的国际货币地位。比如欧盟设计了欧元，日本也在积极尝试扩大日元影响力。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有相当一段时期奉行追随美元政策，这突出表现在购买美元债上。尽管在理论上，购买国债可以构造一种相互依赖，但中国并未在台湾等议题上对美国外交形成钳制。如果中国通过减持美债对美国施加影响，那可能会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后果。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中国购买美元国债就不得不接受美元贬值的风险。持有美元国债的总体收益率并不高，这给中国带来了长期的选择困境。而通过1950年《国防生产法》、1977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1977年《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以及2012年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及新近由拜登政府推出的《美国反腐败战略》，美国对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经贸活动的可干预渠道和契机逐渐增多。通过这些法案，美国政府及执法机构可以迅速地以某种理由将中国跨国公司拖入被动甚至是“绝境”。而在涉国家经济安全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性项目上，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的必需举措。

推动大宗商品的人民币结算是中美博弈下中国所作的大胆理性尝试，但这一进程充满挑战。人民币国际化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政治领导力的提升。历史上，美元对英镑的取代也并非完全走自由市场道路，而是英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帝国的软肋暴露无遗，其国际政治领导地位受到极大削弱，不得不接受后来居上但善于运筹国际竞争的美国。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直接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另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并重振欧洲，美元地位才得以确立。在全球总体和平年代，人民币要取代美元更加有赖于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这尤为表现在争取货币盟友、创设国际货币制度、区域货币金融规范等方面。当然，突破点会落在特定国家上。比如，伊朗从2006年开始不断减少美元在石油出口支付中的地位，以此表达对美元地位的反对，近年中伊在以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上实现了诸多突破。人民币国际化一定是由“点”带“面”。这一逻辑也可以用在东盟，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人民币在边贸中的使用成为常态。尽管在缅甸等国家，美元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南半岛国家经济稳定性普遍较差，需要以人民币作为对冲美元风险的货币，所以东盟国家以及周边国家应是中国人民币“走出去”的重点区域。

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这就导致中国很难通过盟友力量在集团内部运筹人民币国际化。这使得人民币结算更多地需要中国塑造特定国家对人民币形成依赖，中国还须长期提供某种公共产品，外加政治说服以获得政治认同，因此，特定国家以人民币作为大宗货币结算会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当然，“一带一路”友华国家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中国可以尝试推动自身的国际货币战略，对美元霸权实施制衡。从国内角度看，有中国学者提出，一方面，中国要尽可能长时期保持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状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本币实际购买力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稳慎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加快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为包括境外央行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创造越来越便利、透明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但中国经济受到疫情长达三年的干扰，经济面呈现新调整，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波动，外贸优势出现下降，另外，中国国内金融体制改革依然处于攻坚阶段，与国外金融市场对接依然存在诸多制度距离和障碍。当然，美国依然是全球唯一霸权国，美元是美国的政治符号，是美国国家实力的象征，国际社会对美元依然存在路径依赖，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障碍。

货币主导权蕴含了大国复杂系统的博弈。中国与沙特在经贸领域存在巨大互补性，但在以人民币作为石油的结算货币上，沙特表现出了谨慎，这反映了“石油—美元”这一传统路径依然具有较强稳定性。作为货币赶超国，中国要推动人民币作为国际大宗类贸易的“锚货币”，还需不断加强本国综合国力及国际政治领导力建设，寻找并塑造机会窗口在特定国家，由“点”成“面”实现突破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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