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在上海街头捡垃圾的年轻人,他们有时候居然要靠抢?(组图)
观观牵着爱犬走上夜晚的街头。
23岁的她租住在徐汇区天平路街道,辖区内有着老式花园洋房、石库门建筑,居住人口密集,法式梧桐是这里的标志性植被。
然而遛狗时,观观更关注的是梧桐树下、里弄口、垃圾房旁,有没有床垫、柜子、收纳物品柜等大件抛弃物。
最近几个月,像观观一样的不少年轻人在午夜走上上海街头,翻找街边的遗弃物。观观把这样的行为称为Stooping。这个英语单词本义是“弯腰”,意为弯腰捡拾还有使用价值的垃圾。她则自称Stooper,被一些人调侃是“城市拾荒”,不过他们更倾向翻译为“垃圾猎人”。
在城市里,由于搬家、装修等原因被弃置的大件物品很多,其中不乏有使用价值的物件。若它们被Stooper们找到,清理干净带回家,就可以避免被扔进垃圾站,能再次发挥作用。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有人质疑,Stooping的流行是否给一些人不按规定丢弃大件垃圾提供了借口?这种被冠以环保的行为是否真的可持续?
在街头捡垃圾
只要天气允许,每晚9时前后是观观遛狗的时间,也是她最好的Stooping机会。
此时的沿街商铺陆续结束营业,附近居民往往在此时出门丢垃圾。由于中心城区部分居民小区空间有限,垃圾桶被摆放在弄堂口。一些不太能放进垃圾桶的垃圾出现在梧桐树下、里弄口、垃圾房旁。
走在夜晚的衡山路上,观观很快碰上一堆放在梧桐树下的垃圾,她小心翻找了一下,试图从中淘到可再循环使用的物品。这堆垃圾除了干垃圾外,唯一还能用的是泡沫塑料箱,“如果有要寄的快递,就可以捡回去。”但眼下,观观没有这样的需求。
遇上有值得循环使用的物品,观观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将它捡回家清洁消毒后自己使用,还有一种是拍照并投稿给自己在“捡垃圾”过程中认识的朋友叶运芯,由叶运芯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发布地点信息告诉更多的人,让有需要者前来捡拾回家。
在近3万的粉丝眼里,博主叶运芯是国内第一个把Stooping概念引入中文语境的人。叶运芯则是在留学时接触到了Stooping的观念。
2019年,美国纽约一博主“stoopingnyc”日常发布在纽约街头发现的如橱柜、床垫等无主大件垃圾的帖子,并标注位置,以便有心人捡拾。该账号如今有几十万粉丝,在Stooping圈里颇有影响力。渐渐,不少国外城市都有了类似的博主。
叶运芯回国后也开设了相关账号,吸引了一批与她观念相近的年轻人。今年6月开始,她经常发布上海Stooper的前方“线报”。若有人即将装修或离开上海时,想将闲置物品送给有需要的人,叶运芯就会发布“限时快闪”活动信息。也有北京、宁波、武汉等城市的粉丝效仿叶运芯,在当地创建了Stooping账号。
叶运芯发布的stooping信息。图片为网络截图
叶运芯在发布的信息中总会捎上一句:“有需要的可以去捡,让资源循环起来。”这是很多Stooper的初衷。
有人通过Stooping在垃圾房捡到过电动车,并将它改造成了店铺的装饰品;有人出手了闲置的衣橱和床垫,让它们有了新的归宿;
还有人捡到过收纳品、桌椅、衣物等,装点了自家的一隅天地和日常生活,甚至还有人捡到有收藏价值的老式家具。
观观接受Stooping的概念源于一部揭示过度消费弊处的纪录片。她觉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个家庭都会有将大件家具迭代升级的情况,有些置换并非是家具本身坏了,只是原主人不再喜欢或者需要它们了。
而在大城市,属于“大件垃圾”的家具很难按“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或者“干垃圾”的城市垃圾分类标准处理,也没有对应的垃圾桶来容纳。
今年年初,观观在岳阳路一栋住宅楼前看到了一个小柜子,这个柜子就是她眼中弃之可惜的物品,也与家中装修调性不冲突。
她和邻居一起把这个柜子搬回了家。这是她第一次Stooping,这种感觉就像自己给柜子重新找到了家。自此,Stooping也成了她闲暇之余的活动之一。
城市寻宝
事实上,Stooping背后的旧物循环利用概念并不新颖。难道是被冠以一个英文名后,Stooping就更易引发年轻人关于循环利用理念的共鸣?
在一些Stooper看来,各个城市里都有旧货市场,也常有自发形成的跳蚤市场,可一旦搬迁就人气不再。此后,虽然在线闲置物品交易平台陆续发展,但在二手平台上,用户是面向全国,更适用于小件闲置物品的流转,一些大件物品反而因物流不便而乏人问津。
“90后”沪漂姑娘小山今年7月在装修房子时想换掉旧床垫和衣橱,就以“0元自提”的形式把大件家具挂到了二手平台,却始终转不出去。在关注了Stooping博主叶运芯后,她拍照投稿请博主发布消息,没多久就有一对在上海租房的情侣找到了小山,并很快上门取走床垫。社区化的消化方式,或许是推动Stooping流行的原因。
而在31岁的姜珊珊眼中,Stooping的过程可看作城市寻宝之旅。
“比起找到一样可以用的东西,探寻所住城市脉搏的过程更有意思。”姜珊珊说。
Stooping的兴起与城市不同区域的发展有着微妙关联,也因此Stooping更可能在城市的中心城区发生。
一次,姜珊珊穿行在顺昌路一条即将动迁的弄堂,原住民奔赴新住处,留下了曾居住过的痕迹。姜珊珊在一处积满灰尘的角落翻出复古水杯和有独特花纹的木板。
这些所谓的垃圾反映了这里曾经的人口结构、生活习惯,隐隐透着烟火气,她把承载着故事的物品悉数领回了家。
不过,一无所获是常有的事。不久之前,姜珊珊从群里看到,在附近街区的树下出现了一张沙发凳和一个塑料模特。
此时临近午夜,姜珊珊一下从被窝里弹了起来,约了出租车就往门外跑。可就在等车的几分钟里,群消息更新了,有人捷足先登,拾取了这组大件垃圾。
走在晚间的永嘉路,观观远远地看到了街对面的一张绿色塑料椅。5月中旬,观观在做志愿者时看到,这张椅子被遗弃在一家便利店的门口,她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张椅子。
由于当时的防疫措施,她无法将它搬回家。过了一段时间,观观在便利店的斜对角又一次看到了这张椅子,此时的椅子边上架设了一个临时核酸检测点。
椅子已经从被抛弃物,转而成为保安、核酸检测工作人员以及老人们的休憩点。
这张椅子已经从被抛弃物,变成核酸检测点边上的休息区。郑子愚摄
现在,观观每次路过那个十字路口,都会去坐坐这张椅子,“只要经过消毒,这就是一把普通的椅子,是有使用价值的椅子。”有很多人都会不好意思翻找垃圾,甚至使用别人的遗弃物会感到膈应,观观完全不这么想。在她看来,遗弃物只是别人用过的东西,而重要的是这张椅子有了比损毁处理更好的归宿。
这一天的惊喜出现在22时左右。观观牵着爱犬返回住处。一张双人床垫蜷在一棵梧桐树下,“刚刚路过这儿的时候,还没有。”按照过往经验,越是到深夜,就越会有人将抛弃物扔到路边,几乎每次Stooping都能有这样的偶遇。
观观在stooping时发现了路边的床垫。郑子愚摄
她上前查看,虽然床垫看着很新,但床垫中央有大片凹陷和褐色的污渍。这个床垫并不值得捡拾,只能放弃。
这些难以搬走或者瑕疵太多的大件,可能会在第二天一早被收破烂的师傅带走,也可能被市容作业车送进垃圾处理厂。
清运难题
在观观回到家的同时,3公里之外,市容协管员张海刚开始夜班工作,他正骑着电动车在“巨长富”区域内巡查。
除了要负责管理擅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等现象,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巡查街道上的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堆放点。
他对辖区内出现未经许可的大件垃圾非常反感。早些时候,他的工作微信群内已经收到了一些正在装修的企业堆放大件垃圾的地点信息。
到了上述地址后,他要拍照,并将信息上传,留待相关人员清运。
张海在巡查“巨长富”。郑子愚摄
在城市里,把大件家具扔在路边的行为,其实并不合规。负责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清运的业内人士陈翔介绍,上海出台了《关于加强本市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工作的通知》。
据此,市民、企业要丢弃装修垃圾、大件垃圾需通过预约后再行投放至规定区域,支付一定费用后交由第三方公司清运处理。
对于企业乱扔偷扔的情况,张海可以及时汇报,由相关单位开具处罚单,然而对于居民,很难有强制措施。张海就碰到过市民趁着夜色把床垫、沙发等丢弃在街头的情况。
对此,他只能劝阻,但往往没用。环卫工人会及时清理小件垃圾,张海则记录下大件垃圾位置并告知清运人员。
由清运人员在清晨至早高峰前完成大部分的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的清运工作。
张海拍下建筑垃圾的图片。郑子愚摄
小件垃圾由环卫工人清理。郑子愚摄
不过张海也能理解部分人的做法。在像上海“巨长富”等中心城区,居住点相对集中,社区规定的投放点有的就设置在街边。但有些人并不知晓具体的相关规定,看过别人放置在路边,就以为自己也可以效仿。
有网友认为,Stooper们的行为会给乱扔垃圾的人提供借口,给城市的清运工作增添压力。张海表示,目前还没到这个程度。
相比国外某些城市的大件垃圾常常隔一段时间才会清运的情况,上海街头垃圾清运非常高效。也因此,叶运芯和粉丝们总会在帖子里提醒要赶紧认领,并及时更新大件垃圾的情况。
一些来不及捡拾物品的Stooper甚至会跟到附近堆场,再把物品搬回。
不过,张海也呼吁选择丢弃大件垃圾的人们能够按规定处理,不要随意将大件垃圾放在路边。
目前,Stooper们也在考虑让Stooping向线上发展。叶运芯在账号中明确表示,接受同城人的投稿,只要把街边废旧物品的状况、位置汇总,她就会在信息平台上发布,感兴趣的同城人看到后能立即前往。
印记和礼物
在一些Stooper看来,原始的Stooping是绝对公益的,不该有太多的变相买卖、闲置出售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一些人的想法有些改变。
叶运芯在一次采访中坦言:“如果一味要求Stooping是公益、无偿的,会很难进行下去,我也会赞同大家把捡到的好东西经过清洗、修复后售卖。”
今年27岁的武楷斯已经有6年的Stooping经历,是叶运芯眼里的“老Stooper”。
在华南理工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武楷斯父母希望他能回到北京找一份律师这样体面的工作。可他并未依照父母的意愿,而是走上了一条“全职”Stooping的路。
武楷斯收集的第一件旧物,是2014年在桂林旅行时收到的一个粘着泥土的酒瓶子,瓶身上写着“老桂林”三个字。
在穷游美国时,他发现当地有商家把电器放在店门口,挂了张“免费”的牌子供人自取。他从未在国内看见过类似的旧物置换形式,他喜欢上Stooping的概念。
回到国内后,他也会钻进垃圾桶找旧物,也会在成堆的建筑垃圾中找还能用的家具,还会到旧物市场里、上门淘些物品。
他收集而来的旧物堆满了一整个仓库,他成了网友眼中的“囤积癖”患者。可武楷斯对这样的评价不以为意,他坦言自己除了贴身的内衣裤,身上所有的衣服、鞋袜都是通过Stooping而来的。
“我希望能够把二手循环的理念推广出去。”最近,Stooping引发网友关注,这恰是武楷斯想看到的,他希望借由这一波热度和互联网,让更多人去接受这种生活方式。
目前,他已在广州开了旧物商店,通过鉴别、回收、改造旧物,支撑起自己的日常开销和店铺运营,并且保持了一定的盈利。让赞同Stooping理念的人以“领养代替购买”,帮物品找到新家而不是进焚烧场。
“Stooping只是物尽其用,但这不影响我买衣服和给自己投食。”观观表示,她的消费水平并没有因为Stooping的理念而降低。
她始终记得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一次Stooping。
今年6月,她在散步时发现一家咖啡店倒闭,店内的工人正要砸掉包括桌椅在内的物品,可这些桌椅看着都还不算破旧,足有20套,除此以外还有置物架、玩偶、装饰品等。观观立刻冲进店里喊停。交流之后,她了解到,店主即将离开上海,部分物品也没法携带等原因不得不如此处理,工人们也觉得惋惜。她立刻给叶运芯投了稿,促成了一次“快闪Stooping”。
那一天,店里来了30多位年轻人,椅子、桌子、架子都被认领取走……观观说,来的人里大多是和自己同龄的沪漂。他们有的初到上海,并没有什么存款,Stooping对于他们来说省下了不少开支;有的将在不远的未来搬家,有购置新家具的打算,旧家具满足过渡期的需求。
“这也算上海给原物主留存了印记,而原物主则给城市留下了一份礼物。”观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