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为什么即使普京下台，俄罗斯对乌战争仍会继续（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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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业军事网站War on the Rocks刊登了终战理论家、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肖恩·科克伦（Shawn T. Cochran）的文章。结论很明确：战争不会因为普京下台就停止。

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军政领导层在指挥中心。图片来源：Kremlin.ru

如果普京离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还会继续吗？

自2月份入侵乌克兰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普京将继续执政多久，在假想中，他的死亡是健康状况不佳或俄罗斯国内政治使其下台的结果。这种假想的基础是一种猜测，或者说是一种主观希望，即：没有普京，俄罗斯可能会更倾向于放弃在乌克兰的战争，寻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尽管关于终战的传统观念支持这种假想，但任何诸如此类的假设都是有问题的。历史表明：发动一场代价高昂、旷日持久的战争的领导人，很少愿意在没有获胜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同时历史也表明，领导人的更迭并不总是有利于和平。

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避免因战争失败而受到指责和国内惩罚的愿望，会对终止战争的决策产生巨大影响。根据传统观念，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的领导人，特别容易因为战争结局而受到指责和惩罚，因此即使胜利希望渺茫，也倾向于继续战斗。

因此，领导层的改变往往是终止战争的必要先决条件。

这种观点可能是有根据的，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新的领导人，也就是那些只是继承了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人，可以轻而易举的摆脱国内压力，以及摆脱在不利条件下结束战争的有关风险。

在最相关的战争中，即：那些以昂贵、持久的外国军事干预为特征的战争中，我评估了85位战时领导人的决策和行为，其中包括与战争开始有关的领导人以及在战争进行中接任的新领导人。

通过对这十几个国家的原始资料文献的审查，以及与前政府官员和拥有相关第一手资料的记者的个人互动，我发现：新任领导人仍然容易受到国内压力和与战争终止有关风险的影响，或者他们至少认为自己处于风险之中，并采取相应的行为。

特别是，许多新领导人的行为和他们的前任一样，这证明了他们同样不能或不愿意为国家止损并寻求和平。这是因为与战争终止有关的指责政治是复杂多样的，多种潜在的指责叙事（背锅叙事），其实超出了发动战争的领导人的范围。

俄罗斯的战时领导权转移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学者们已经确定了一系列潜在继任者，从口无遮拦的鹰派人士梅德韦杰夫到谢尔盖·索比亚宁，后者一直试图与普京的乌克兰战争保持距离。一些人甚至提出了被监禁的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利内取代普京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

虽然候选者之间的个人差异当然重要，但与战争终止相关的指责政治不分彼此，对他们一视同仁。任何寻求将俄罗斯从普京发动的战争中解脱出来的新领导人，都可能面临严峻的国内障碍。

俄罗斯目前的国内政治环境的特点是：政治领导层与军事领导层之间激烈的指责博弈。这对普京的继任者来说特别危险，并阻碍了任何放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目标并寻求和平的行动，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即使对那些在上任前反对或不公开支持普京战争的继任者也是如此。因此，普京发动的战争很可能在没有普京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索比亚宁（Сергей Семёнович Собянин，1958年6月21日－），俄罗斯政治人物，从2010年起担任莫斯科市长一职，曾任俄总统办公厅主任、俄政府副总理和政府办公厅主任，他是普京的重要亲信之一。图片来源：Kremlin.ru

2011年的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纳瓦利内（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Нава́льный ；1976年6月4日－），俄罗斯律师、政治人物、民族主义者。2009年以来以反对普京闻名，2010年代初曾经常使用博客组织大规模游行。2020年在西伯利亚疑似遭人下毒，转送德国治疗，于2021年2月返俄后被捕入狱。2021年10月他在狱中获得欧洲议会的欧盟最高人权奖—萨哈罗夫奖。Mitya Aleshkovskiy,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关于领导层更迭和战争终止的传统观点

早在70多年前，学者们就认为：政治领导层的变化，是终止长期武装冲突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发动战争的领导人通常不能或不愿意在没有获胜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

对这种领导行为的主要解释集中在政治生存的逻辑上，或者说：政治决策受到希望避免糟糕政策结果而受到指责和国内政治惩罚的想法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战争结果不好，那些与发动战争密切相关的领导人，最有可能被民众或其他执政精英追究责任，并随后受到惩罚。

因此，这些领导人很容易继续战斗，尽管代价越来越大，同时获胜的希望很小。

正如政治学家萨拉·克罗克（Sarah Croco） 所解释的那样：“决定一个领导人在继续和终止冲突之间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他或她接受任何非胜利结果而受到惩罚的概率。”

具体来说，对于一个发动最终战败的战争密切相关的领导人来说，惩罚的概率“几乎总是非常接近于1”，而对于仅仅继承了战败结果的后续领导人来说，这种风险“很可能是零”。这些新领导人不会受到指责，他们“不会面临这个艰难的选择”，即要么退出战争要么继续战斗。

具体应用到当前的俄乌战争，其含义是：普京的卸任将消除终止战争的主要障碍，普京的继任者更倾向于寻求和平，即使这意味着放弃国家的战争目标和接受军事失败。

发动战争的领导人和继任领导人之间有区别吗？

多年来，以各种形式重申的“领导层更迭-终战”理论被广泛接受，并明显地代表了人们所认为的常识。但这一理论有缺陷，至少不完整。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政治领导层的变化有助于促进结束代价甚高且持久战争的案例。

然而，即使领导层更迭往往是终止战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很少是一个充分条件。换句话说，终战往往是以领导层更迭为前提的，但大多数战时领导层更迭并没有导向战争的终止。

例如，学者们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继任是苏联退出阿富汗战争的关键，同样也指出1954年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政府的成立，促进了法国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泥潭中脱身。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07年1月11日－1982年10月18日），法国政治家，曾于1954年至1955年担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理。他任内最优先的事项是尽快结束已经不受人民支持的中南半岛战事，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法国同意完全撤出越南，并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为独立国家，以北纬17度线作为南北越分治线。其任内曾秘密批准法国国防部研发原子弹。bekijk toegang 2.24.01.04 Bestanddeelnummer 921-4004,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但戈尔巴乔夫是主持10年阿富汗冲突的第四位苏共总书记，而法国在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接受军事失败并将法国军队从印度支那撤离出来之前，经历了不少于9次的战时政府更迭。

我研究的所有85个案例，均被定性为政治领导人卷入了代价高昂、旷日持久的境外军事干预。这些案例的数据显示：86% 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的初始领导人一直在战斗，直到他们任期已满或取得了可以合理解释为胜利的战果。

在那些仅仅是继承了一场战争的新任领导人中，66%的领导人同样被证明不能或不愿意在没有获胜的情况下终战。

当然，当新领导人接任时，战争的状况很重要。如果战争正在按计划进行，并且以可接受的代价随时可以取得胜利，那么任何领导人都没有动力退出。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一旦战争被证明比一开始预期的代价更大、更困难，或者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候，领导人该如何应对？

虽然很难在各异的情况下将后一种情况一般化，但对具体情况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新领导人选择继续打那些已经演化为代价高昂的泥潭、几乎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在某些情况下，新领导人甚至将正在进行的战争升级，同时私下里表示相信进一步的战斗是没有意义的，并希望减少国家的损失以及寻求和平。

总的来说，领导人类型间的区别在统计学上可能是显著的；但从实质上看，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六成以上新领导人的行为和他们负责发动战争的前任一样。

为什么新领导人的行为像他们的前任？

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新领导人的行为就像有可能因战争失败而受到惩罚一样，因为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往往面临着与前任一样的艰难选择。在没有明确的军事胜利，或者干脆失败的情况下，战争终止的国内政治等同于关于责备的政治。

“领导层更迭-终战”理论解释了这一动态，但它仅仅包含了一个狭隘的责任概念，过度简化了国内民众实际上如何认知责任归属。

特别是传统理论想当然地认为：在战时背景下，民众们会不假思索地把责任追溯到开战的领导层。然而，对指责政治的深入研究表明，国内民众如何分配政策失败的责任，实际上要复杂得多。

我提出，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责备叙事与政治领导和战争终止有关。

“冒充者叙事”（pretender narrative），指的是政治领导层在煽动一场失败的战争时缺乏判断力和能力，开战的决定是被误导的，基于错误的评估或狭隘的利益，任何在战争开始时做出的胜利保证都被证明是假的；

相较之下，不管是谁发动的战争，“笨手笨脚叙事”（bungler narrative）是指责政治领导层没有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战争。相关的批评意见涉及军队获得的资源不足，领导人束缚了军队的手脚，或采取了“不能致胜”的做法；

“背叛者叙事”（backstabber narrative）是指政治领导层过早地、不必要地终止了一场仍然可以取胜、仍然值得继续战斗的战争。成功还是触手可及的，但政治领导层在军方完成任务之前就拔掉了电线插头，从而在胜利的前景中得到了失败；

最后，“屈服叙事”指的是政治领导层在军事上明确失败的情况下，未能为国家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叙事强调了领导层在最终不平等的和平谈判中的作用，背叛了全国所做的牺牲。

这些叙事各有特点，以不同的方式要求政治领导层对战争失败承担负责。关键是只有一种叙事，即“冒充者叙事”，完全与发动战争的领导人有关；而在其他情况下，新领导人仍然很容易受到指责，并受到与多种替代叙事相关的国内影响。

这种依然存在的风险会对终止战争决策产生强大影响，并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新领导人表现得像他们的前任。

这对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意味着什么？

对普京来说，乌克兰战争实际上可能是关乎个人政治存亡的问题，因为失败很可能导致他下台。但是，惩罚风险不仅仅涉及到普京的剩余任期。在乌克兰的失败将大大玷污普京的形象及其长期遗产。

普京将自己设想为现代俄国的彼得大帝，并希望人们能以此记住他。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和命运是让俄罗斯恢复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应有地位，消除在冷战中的失利和随后苏联解体的耻辱。乌克兰的局势使这个人的遗产面临风险，西方不应低估普京为避免失败会走多么远。

但是，如果普京在战争进行之中被废黜，无论是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还是国内反对派的原因，又该怎么办？对任何继任者来说，俄罗斯国内政治的现状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雷区，至少在短期内不利于任何使俄罗斯脱离冲突的行动。

据一位俄罗斯记者称，就前途未卜的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国内已经爆发了一场恶性的指责博弈。克里姆林宫官员正在努力将责任从普京转移到高级军事领导人身上，实际上是 “与国防部一起制造危机，试图将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与令人震惊的撤退和其他令人尴尬的战场失败拉开距离”。

国防部的军队领导层已经因为高级指挥官被解雇而感到紧张，他们正在进行反击，将责任推给其他部门，因为这些部门提供了错误情报，没有为军队提供足够资源，或者以其他方式束缚了军队的手脚。

军队在指责政治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成问题。对于寻求在没有实现目标的情况下结束持久战争的新政治领导层来说，使用军民关系学者彼得·费弗（Peter Feaver ）的学说，武装部队在结束战争方面有特殊的道德能力，军方领导的支持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新的政治领导层就更容易受到政治反对派中鹰派分子的攻击，也更容易受到叛国和卖国的指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撤军争取军事领导人的支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军方领导层赞成放弃战争，军方领导层也不可能支持任何这样的行动，除非存在以互信为特征的强大的军民关系或军民交易，这样军方领导层就不会担心被政治领导层当作替罪羊，以转移责任。

在俄罗斯恶性的指责游戏中，这种条件目前并不存在。而且在政治领导层发生变化后，这种条件可能需要时间来建立，因为历史表明，俄罗斯军队对替罪羊的警惕性比目前的冲突更深。

例如，在俄罗斯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年）的过程中，俄罗斯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向媒体宣称：“每一次，命令都是明确的，并且来自最高层……而每一次，当我们（军队）为他们（政客）做了肮脏的工作后，他们就跑了，让我们承担所有的责任……相信我，军队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没有普京，他发动的战争还会继续吗？

如果普京在乌克兰战争持续的情况下离任（自愿或不自愿），他的继任者可能会选择退出战斗，但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或没有风险，而且无论谁接替普京，无论是梅德韦杰夫、索比亚宁，甚至是纳瓦利内，都是如此。

鉴于普京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他很容易因为战争的结局而受到指责和惩罚，而且尽管代价越来越大，获胜的希望渺茫，他还是会继续战斗。但是，任何继承了普京战争的新领导人，都不会免于承受类似的国内压力影响。在任何代价高昂、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指责政治都会对战争结束的决策产生强大的影响，并有可能促使新领导人继续战斗，即使他们在上任前并不支持这场战争。

但是，俄罗斯目前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政治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恶性指责博弈，对于寻求将俄罗斯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新政治领导人来说将是一个特别的问题。纵观历史记录，许多新领导人在类似情况下都决定继续打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或者推动和平，但结果也是使摆脱战争的过程拖了好几年。

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而言，预测任何战时领导层变化的结果是困难的，而且可能毫无意义。然而，西方至少不应假设领导层的变化会导致战争的结束，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因为没有普京，普京发动的战争很可能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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