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打挨饿之后，中共如何破解“挨骂”难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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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命题。

而有鉴于此前毛邓时期已然确立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故《香港01》对此庞大的系统工程赋以历史经纬、时代意义，称作“第五个现代化”。

有趣的是，在同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提了另一重要概念：“讲好中国故事”，强调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与“第五个现代化”相照，其所涉场域既包含制度体系、更关乎事务能力；而对外宣传的革新，亦要仰仗前两者的同步变革。故“讲好中国故事”虽比“第五个现代化”提早几月问世，却可视作系统工程的一环。

在此之后，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轴的对外宣传改革工程持续进行。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再度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讲好中国故事”；

此外，针对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国际组织与平台，中共亦提出要在宣传上有所革新，例如2014年9月12日，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上，中方便提出应加强上合组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述更多“上合故事”、发出更多“上合声音”。

然而，即便改革步伐持续迈进，结构性挑战依旧庞大。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便表示，“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并指出如今的对外宣传场域上，存在资讯流进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而回顾中国近年的重大”国际舆情事件“，从“一带一路”项目到新疆议题，上述问题确实展露无遗，并让宣传工作进行得格外艰辛。

如此结构性挑战，并非朝夕可以攻克，也必然是”第五个现代化“要处理的重点议题。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上再提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显然意在接续2013年以降的对外宣传革新征程。二十大之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挑战依旧任重而道远。

挑战的根源：势与术的博弈

细究中国对外宣传的挑战根源，若将习近平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两句化繁为简，其实可以归结出”势“与”术“两个层次：”势“意味国际舆论环境，”术“则代表宣传机构的执行策略与安排。

回顾2013年以降的对外布局，中国确实进行了一系列宣传革新。首先是中国媒体积极”走出去“，不断加强在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覆盖，例如2014年7月20日正式成立、总部位于迪拜的中阿卫视（英语：Chinese Arabic Television），便是由阿联酋国家媒体委员会批准颁发卫视牌照，中国与阿联酋共同规划内容，以中阿双语播出的卫星电视台。

2021年收获极佳口碑的建党百年献礼剧《觉醒年代》，便是经由此台引入阿拉伯世界，让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借着新颖的当代呈现，走入阿拉伯观众的视野。

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持续建设自有平台，打破西方传媒封锁，例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又称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皆推出了自有用户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抗阻了Youtube、Twitter的言论管控与封锁；而面对国际舆论斗争，中国媒体同样下场参与，例如《人民日报》”钟声“系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鋭评“、以及《中国日报》与《环球时报》的社论文章，皆曾被国际主流媒体引用翻译。

然虽说中国在对外宣传上有所精进，”势“与”术“的挑战依旧存在。

首先，在”势“的层面上，虽说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国际话语结构却仍维持”西强东弱“的态势。

在此框架下，中国面对各式国际舆论斗争，其参与往往容易陷入被动回应，难以主动针对焦点话题来设置议题，且综观”讲好中国故事“的诸多渠道，不论是政府各部门发言人或各式传媒，其论述往往易因自身的”中国“身分色彩，而被国际舆论场贴上”不实宣传“的负面标签。

例如针对新疆议题，中国为反击西方炮制已久的”种族灭绝论述“，自2019年起通过CGTN推出多部《中国新疆，反恐前沿》英文纪录片，系统性阐述中国治疆反恐方略，同时曝光新疆的恐怖主义血泪往事。

但诸多画面与一手材料并未受到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在2019年12月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曾询问现场记者是否曾看过上述纪录片，现场却无一人表示看过，Youtube更是对此纪录片祭出了“限流”。

此外，在“术”的层面上，即便对外宣传已经积极“走出去”，质量上却差强人意。平心而论，如今中国的对外宣传过度强调唯数字论、唯成就论、唯短期效果论，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买椟还珠”的窘境。

所谓唯数字论，便是过分强调覆盖人数、阅读量、点击量，而不关心其背后的真正效果；唯成就论，便是只注重宣传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而不关注对中国面临问题的整体阐释和应对；唯短期效果论则是只注重短期的传播效果，但忽视了长期以来的国家形象塑造。

两重脉络交互叠加下，原本就在国际舆论场的“势”上相对被动的中国，又因“术”的表现不佳，导致了宣传成效的大打折扣，即便媒体资讯发布及时、发文量充足，仍无法在转引率与认可度上有所突破。

持久战必需精益求精

而面对此一双重挑战格局，中国并未放弃寻求突破的努力。

2021年5月31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发表讲话，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任务。

而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就需创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提高传播艺术。习近平特别强调，面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必须精准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简言之，便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持久战上，有关部门必须顺应时势、精益求精，用“术”的进取克服“势”的被动。

首先，既然“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环境短期难易，中国就必须仰仗、善用自身的发展优势，主动设置议程，抢占舆论版图。例如在新疆议题上，西方惯性套用“民族自决”的叙事框架，将新疆割裂出汉人/维吾尔、压迫/热爱自由、邪恶/纯洁奋斗等多套价值论述框架，既让自己站上了极致的“道德高位”，也建构了中国施行“种族灭绝”的流行叙事。

即便其对此指控毫无证据、或顶多只能拿出各类”据传泄密“的文件，西方版本的新疆叙事仍能在全球舆论场引起广泛共鸣，原因无他，“民族自决”是各国人民都能理解的政治诉求、“种族灭绝”则是二战以降最令人发指的人权罪行。

对此态势，中国首先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民族问题”上挖掘西方的黑暗短版，包括寄宿学校对原住民的肉体与社群之残害、如今西方各国对少数民族权益的普遍漠视等，凸显西方对“民族自决”的武器化与双重标稳，缓冲此一叙事的杀伤力；同时更要另辟蹊径，强化“反恐”战线的舆论攻势，用新疆的过往混乱与眼下安定相对照，强化中国治疆的合理性，毕竟经历911事件、“伊斯兰国”崛起的新闻冲击，“反恐”是全球都能理解的时代话题，让外界了解恐怖主义对当地各族人民的危害，是取得国际舆论理解的必要环节。

而要精准应对“势”的挑战，便要仰仗“术”的精进。换言之，除了宣传部门的积极“走出去”，宣传战线的执行者们亦须进行深刻且持久的自我革命，才能最大程度克服前述唯数字论、唯成就论、唯短期效果论的相关弊病，避免“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自我僵化与腐蚀。

此外在网路渐成最大思想市场的趋势下，宣传部门或要适时放宽非官方的参与空间，只要有利“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总目标，不论发声者的身分是学者、智库、民间人士或海外人士，皆可给予其适度的曝光与口径自由。

以学者发声为例，其参加海外论坛、于国际媒体发表文章时，为求国际舆论场的理解与共鸣，收获更大的话语斗争成绩，或许在部分内容、口径与尺度上，会与国内标准有所出入。

但只要其内容有助“讲好中国故事”，即便有些许的“越线”，相关部门也应有所包容；同一道理也适用海外人士，即便其不认同中国所有叙事，只要其对某一特定议题的说法有助反驳来自西方媒体的攻讦，也应加以发掘并扩大。

归根结柢，对外宣传的革新看似是势的操控、话语的精进，其实关键还是执行者的灵魂革命：其既要洞见中国的“话语赤字”，也要知晓如何应对；既要在对外宣传上更有现代化思维，也要在调动话语博弈上更有治理性；既要谨记“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也要时刻警惕落入“形式主义”的陷阱。

1949年以来，挨打挨饿的问题渐被发展现状所超克，“挨骂”的难题却始终难解。

革新不能流于口号，改变不能止步文件，面对新的变局与挑战，中共必须与时俱进，用更加灵活多变的宣传策略，为中国争取与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彻底解决“挨骂”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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