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我对未来依然乐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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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表示,在气候和健康这两个领域,任何进步都是双赢的,开展工作的动机无关国家胜负,只是为了提升全人类的健康水平。
世界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平,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宣称。
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尽管席卷全球的疫情、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冲突使全球化退潮,供应链中断。但这结果是所有人都在承受的。
中美正在紧锣密鼓地脱钩,乌克兰的战争使俄罗斯和西方决裂。直接的后果是欧美的通货膨胀加剧,食品供应出现危机,非洲的饥饿重新陷入危险边缘。今年夏天,整个北半球的严重干旱扰乱了供应链,然而全球气候合作也在很多方面不了了之。
7年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包括消除极端贫困、遏制气候变化等17项具体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前进程过半,但几乎所有关键指标都无法如期完成。
对于这样的现实,比尔•盖茨并没有全然悲观。
他的心态还是全球化的,他在盖茨基金会《目标守望者》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说:“我的确担心国与国之间无法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论中美之间还是其他国家,其实这些领域的合作对各方都是有明确益处的。例如,当研发出一款新药或者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科技时,我们不应该关心它是在哪个国家发明的,而是应该将它推广到全世界。”
他的逻辑也是全球化的,他解释道:“在气候和健康这两个领域,任何进步都是双赢的。我们开展工作的动机无关国家胜负,只是为了提升全人类的健康水平。比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良种子,研发新型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疫苗。我相信,只要投入恰当的资源,我们就能实现目标。”
不过,世界在变,全球化已经不再被奉为圭臬。 在2020年疫情之后,这不再是一个双赢的世界。对全球化的反思无处不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大行其道。最近一期《大西洋周刊》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的错误是美国的收获》,而最有可能出现的其实是双输的结果。
全球合作放缓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盖茨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Mark Suzman)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过去的两年是基金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某些领域出现倒退。比如疟疾的发病率已经减半, 但又突然增加了。艾滋病的发病率也在上升,而且突然之间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和饥饿。
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无疑阻碍了气候安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方面的全球合作。这带给盖茨基金会更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现有进行投资的是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苏斯曼对我说,“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抗旱和抗洪作物,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也就是说,在变幻的世界风云中,盖茨基金会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双赢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他们并没有失去信心。 他们甚至推出了一份名为“乐观主义”的每周时事通讯,将重心放在正在发生的合作上。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的国际合作就还在继续,到目前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盖茨基金会是其中的主要投资者,对CCIAR的承诺总计超过10亿美元。7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呼吁各方支持CCIAR及各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在刚刚过去的联合国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增加29亿美元的援助配套,协助全球应对气候和战争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
“CGIAR 是中国可以参与的,美国可以参与,英国也可以参与,”苏斯曼说,“CFIAR致力于纯粹的全球公共农产品的研究,更适应极端气候的作物。在这方面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多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水稻研究。我们正在进行中国水稻品种的调整,以适应其在西非的生长,希望能够拥有当地自给自足的水稻。在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一些中国的水稻品种落户西非国家后,每公顷产量提升超过30%。”
苏斯曼表示:“我们现在就专注于这些具体的事情。世界局势动荡、大国关系紧张可能是抽象的,我们想要做的是找到一些所有人都会感兴趣的事,比如抗旱水稻的种植,然后大家一起在这些具体的项目上进行合作。”
6月,作为试图纠正新冠大流行所暴露的巨大不平等的首批具体措施之一,世界银行正式设立了一个14亿美元的金融中介基金 (FIF),投资中低收入国家,加强对流行病的防御。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都参与其中。
“尽管从短期来看,新冠疫情、地区冲突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和挑战,但我依然乐观,”盖茨对我表示,“我们的确有很多需要担忧的事情,也必须参与和关心这些问题。但我认为,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还会继续改善。”
这种乐观也可能得益于盖茨作为高科技行业巨擘,对于科技和革新力量的信心。
对于解决粮食危机,盖茨强调应以创新来进行根本性的解决。农业市场的部分领域也涌现了大量创新,例如中国的水稻、巴西的大豆和抗旱的玉米。育种学快速发展的部分原因是人类的DNA碰巧与植物的DNA结构一样。因此,基因测序和基因编辑的发展,以及很多改善人类健康的创新工具,使得原本没有资金开发这些工具的农业部门也得到了意外收获。而提高生产力比提供粮食援助要好得多。相较于超过65亿美元的粮食援助支出,农业研发的投资实际上仅为8.9亿美元,仅占粮食援助水平的约14%。
他说:“我相信,只要有创新,即使是再困难的事情——比如根除疟疾,都非常有希望实现。我认为未来20年就会有相应工具,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在气候创新方面,我也看到很多很棒的创意,我们接下来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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