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命案，为什么总是特别离奇？（组图）

“并非所有凶杀案都会成为新闻。因此，重要的是要检查新闻价值。”

—— 《社交媒体中的凶杀案自白》

在开始这篇文章前，我们不妨看看港媒对最近发生的一宗工业事故的报道：

“秀茂坪安达臣道房协地盘9月7日发生夺命工业意外，一个天秤倒塌导致3死6伤。其中一名死者是22岁工程师助理潘浩钰，其叔父形容浩钰‘好勤力、好孝顺’，半工读照顾患有严重抑郁的母亲；潘浩钰母亲难抵白头人送黑头人的悲痛，哭得死去活来：‘我食唔落，瞓唔着，你叫我点挨，你哋畀返个仔我！’（我吃不下、睡不着，你叫我怎么熬，你们还我儿子）。”

在对一宗工业事故的报道中，香港媒体大幅引入伦理概念，不断强调死者家属的悲痛情绪。

从这个逻辑入手，其实不难理解，在香港这个犯罪率极低的城市，为何会频现离奇凶案，且桩桩叫人记忆犹新。

事实上，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在香港这座超过700万人口的城市里，每年大约有4至5万人死亡，恶性肿瘤及各类病变是死亡罪魁，年均三十余宗的凶杀案甚至没能在卫生署的 “香港人死因统计”页面拥有自己的姓名，香港凶杀案发生频率亦远低于其他国际城市，但对于凶杀案的报道，却长期占据香港媒体的头版头条。

“hello Kitty藏尸案”、“雨夜屠夫”案、 “屯门色魔“案、空姐溶尸案……这些离奇凶案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由媒体炮制的案件名称算得上“居功至伟”。

“狮子山精神”无以为继？

但媒体为何会成为凶杀案的忠实拥趸？

曾几何时，香港人信奉凭借自身努力能逆天改命，这种拼搏的精神，也有自己的专属名词——狮子山精神。

在社会流动性减弱的前提下，工作贫穷与世代贫穷困扰着当代年轻人，不断被延长的工时中位数（根据特区政府2018年最后一季的统计，港人工时中位数每周约为45小时，15.9%的人高于每周60小时），让这里的人们急需刺激与新鲜感，好在须臾之间，摆脱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困顿。

于是，在社会信息透明度高的社会下，在商业化运作与市场导向的作用下，为在一众媒体中脱颖而出，魔幻现实主义成为香港媒体挖掘独家新闻的杀手锏。

“性侵”、“奸尸”、“肢解”是香港凶案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伦理”关系是香港媒体最爱使用的逻辑主线；“满布尸虫”、“人头未完全烹熟，洋娃娃仍渗出腥臭血水”等具有强烈画面感的场景，是媒体在凶案报道中惯常的描述手法。

简单来说，这种报道模式，与内地时装剧近年来“贩卖焦虑”的发展模式异曲同工。

近年来，内地时装剧惯常通过人为制造的年龄焦虑，生育焦虑与婚姻焦虑，掌握“流量密码”。

同样的，当年的香港媒体为快速吸引受众眼球，必须人为提炼案件情绪点，索取受众的情绪价值，让读者意识到，这些凶案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病态扭曲且永远与普通人没有交集的平行世界，而是一个在市井之中发生，并随时会影响普罗大众的真实恐怖故事。

例如八仙饭店灭门惨案发生后，“人肉叉烧包”假设（案件中其余残肢怎样处理，多年来引起外界猜测。一些传媒指，凶手或曾将部分残肢用来熬汤，在八仙饭店出售。）着实让市民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去包店铺买叉烧包，因怕吃到剩余的人肉碎片。

同样地，这些囊括悬疑，惊悚，色情，伦理，黑帮等元素的香港凶杀案，也成为了当年快节奏的香港电影业的天然素材库。

香港导演们通过对这些真实案件的艺术再造，将一桩桩凶案打造成为集警匪、悬疑、烧脑、奇幻于一身的商业电影，电影大卖后又再反向固化了民众对香港凶案的思维定势，于是，这时的凶案似乎早已偏离本身，成为了一件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但通过消费受众情绪，制造话题和热度来营造一个真实、压抑却相对“安全”的空间，总会让“艺术作品”流于表面，无法触及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度思考。

所以这些电影中的离奇故事，一边让市民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也让市民忍不住唾弃它庸俗、低质以及没有营养。

“没有人能悄无声息在香港消失”

最后，细想不难发现，香港凶杀案中这样大费周章，又极其残暴的作案手段，还与香港大环境有关。

香港人稠，城市化高，作为全球最拥挤的城市之一，香港平均每平方公里有近7000人，2020 年，香港约有合共 100,943 间劏房，估计共有超过 22 万人居于劏房。大约 63% 劏房住户的居住面积少于 13 平方米。其中 4 人或以上住户的平均居住面积更只有 3.8 平方米。

在这片水泥森林中，想让一人悄无声息地消失，难度极高。搬运尸体招摇过市再弃之荒野，这样的计划几乎还未成行就会惊动邻里，所以作案后，为掩人耳目，能用的处理尸体的方法，不外乎是分尸、溶尸以及藏尸。

所以翻查数十年来与香港有关的“著名”凶案，如Hello Kitty藏尸案，空姐溶尸案，康怡花园烹尸案，澳门八仙饭店灭门案（人肉叉烧包），雨夜屠夫案……毋庸讳言，手段凶残是这些凶案的共同特质，但细心观察不难发现， “肢解”，“销毁”尸体同样也是这些案件的关键词。换句话说，这些看似离奇凶案背后，既透露了凶手丧心病狂的性格特质，也可以看到客观条件限制对凶手作案手段的影响。

当然，也有观点强调，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及流动性减弱对港人心理的影响，也是造成香港凶案特别离奇的因素之一。

该观点认为，当整个社会陷于经济发展停滞、产业结构单一、资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严峻、向上流动困难等等严重问题，从事低端服务行业的基层家庭整天苦于为口奔驰，抗压能力低，抗逆方式少，难免更容易陷入情绪失控的困局，或会让民众倾向使用更暴力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冲突。不过对此“指控”，或需各位看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