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当外企选择离开，中国用什么制衡西方？（图）

苹果公司今日发布了iPhone 14系列和新款Apple Watch，对“果粉”而言，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也许是新iPhone的屏幕外观设计，而对苹果甚至整个科技业界来说，更重要的一个变化则隐藏在生产线上——苹果首次将部分手机组装业务从中国移到了印度。

面对中美贸易战、紧张的台海局势和中国没完没了的封城抗疫，苹果只是众多开始逐步将产业链移出中国的跨国企业中的一家。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减速，此前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支撑起的庞大市场的国际消费品牌也开始重新考虑市场布局。时报在报道这种趋势时，在标题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制造’地位不再？”，“中国市场神话破灭？”

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无敌地位曾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迅速腾飞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确立其国际地位的“杀手锏”。疫情之前，中国的制造业占到全球产能近三成，到去年中国仍然是世界奢侈品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这些年来，无论中国与西方理念上的冲突如何不可调和，就冲着这两大指向标，扎克伯格可以为了推动Facebook进中国在雾霾中的天安门前跑步，马斯克愿意在中国网信办下属杂志上撰文谈论科技与人类的未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能趾高气昂地指责拒用新疆棉的国际品牌“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如今这两大“杀手锏”同时蒙上阴影，给中国的这种底气带来了新的挑战。

从制造业来看，中国作为廉价制造中心的地位近年来不断遭到削弱。即使在疫情之前，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已经有很多外国公司、甚至中国企业开始将工厂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早在2018年，时报专栏作者袁莉就曾在专栏文章中指出，过去十年中，中国制造业之都东莞的工人平均收入增长了四倍，愿意从事流水线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一些工厂已经迁往成本更低的国家。

2019年，她再次撰文写道：“中国已走在价值链的上游，中国人民也同国家一起往高处走。他们想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中国不再是世界的廉价工厂。” 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告别廉价工厂的进程中，疫情封城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因素只是催化剂。

令中外企业更为始料不及的也许是疫情期间中国的经济困境。随着政府对高科技行业加强管制、房地产行业资金断链，再加上疫情期间的严苛政策，已经有很多中国人生活质量下降，甚至陷入绝境不得不公然进行反抗。

多座城市出现“停贷潮”，因为买了期房的业主因建筑商停工无法按时收房；河南村镇银行冻结储户存款的丑闻也促使储户走上街头示威。即使幸运地避开了这些磨难，中国消费者仍然担心未来会有苦头吃。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有年轻白领在接受时报采访时说，自己原先一直习惯了买名牌，现在因为担心被裁员，已经开始节省花销。

今年二季度，中国GDP仅增长0.4%，创下疫情以来最低增速。企业主已经敏锐地感知到了经济的颓势。一位北京服饰店老板告诉时报，她的生意在疫情期间一年不如一年。她说，80年代开始中国蓬勃发展，经济一直往上走，“现在是明显往下了。”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对时报表示：“中国目前已不具备成为全球增长引擎的条件，而长远的基本面表明，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也将大幅放缓。”如果他的预测成真，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能力，进一步动摇中国作为世界市场的地位。

即使疫情之后中国经济能够迅速恢复，日益迫近的人口危机对中国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截至2021年，中国出生率已经连续五年暴跌，而政府推出的鼓励生“二胎”、“三胎”的政策并未产生明显效果。

另一方面，中国当年的经济腾飞之路对其他国家来说也并非不能复制。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在迅速崛起，越南如今已经成为很多国际品牌制造厂离开中国后的首选；预计人口很快就会超过中国的印度也不容小觑，其经济正在全球逆风中高歌猛进。

这些国家目前在劳动力技术含量上仍然无法与中国抗衡。以苹果为例，时报的最新报道指出，中国工程师和供应商已经向供应链上游移动，他们对科技产品研发和生产高技术含量的贡献，不仅使中国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也使外国科技公司更难与中国“脱钩”。也因为如此，苹果这样的企业一直对中国政府的要求予以小心翼翼的配合，并不敢公然得罪。

但如果中国封城清零的抗疫政策继续下去、经济就此一蹶不振，这样的状况还能持续多久就打上了问号。到那时候，习惯了几十年经济不间断迅猛发展的中国人该如何应对一个钱包变薄的“新常态”？而那些不再一心念着“吃中国的饭”的外国企业如果仍然要接着“砸中国的锅”，中国又会如何应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