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的“活着”：中国式存在主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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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作者所推崇的二舅的乐观主义生存态度，从整体而言，并未脱离中国民间千百年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底色。

近日来，一则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一夜爆红。其刷屏式引起民众广泛共鸣，并受到官媒大力推崇。但与之相随，无论是针对视频内容，还是官媒评论，均产生民间新一波的质疑及批评。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其从如日中天到降温式处理（退出网站首页），经历了巨大的舆论落差。这场轰轰烈烈的昙花一现，反映出颇为热烈的社会争论。

由于主人公二舅本人并未在视频中发声，因此，这些争议首先建立于视频的叙事文本之上，即作者的记叙画外音。从此角度而言，该视频并非独立纪录片风格，而似延续到中国八十年代中期的老式纪录片。基于这种真实性与加工性之间的不确定性，相应的观察与讨论不妨也先从视频本身的叙事机制出发。

一、中国式存在主义

在“二舅”叙事文本中，单从哲学角度进行观照，二舅的“活着”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存在主义（Chinesischer Existentialismus）。这种存在主义并未脱离原生态素材，从历史角度而言，也存在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

视频之中，本该“受国家栽培”的农家天才二舅，因村医医疗事故而意外落得终身残疾。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其终以自学的精湛木匠手艺养活自己，并以打家具、攒房款等帮扶出身贫苦的妹妹及养女等，使她们在人生大事上努力显得“体面”。虽然其经历了疼痛的情感挫折并至今孓然一身，但66岁的二舅还是留在乡间努力挣钱养老，并独自照顾着曾因“老病”意欲自杀的88岁母亲。这种生活态度，据称迅速治愈了年轻作者身处大都市的“精神内耗”。

在上述叙事机制中，作者所推崇的二舅的乐观主义生存态度，从整体而言，并未脱离中国民间千百年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底色。“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一种底层式生存哲学，其以生命本身的最低层次的存在，即近似于动物本能的“自在”(An-Sich)，无意识地对抗着人生的失败与虚无。譬如最受作者推崇的是：二舅活成了村里除傻子之外“第二快乐”的人。但是，以此作为对比参照的傻子，其生命已然失去了人类区别于动物及物体的“自为”(Für-Sich)意义，仅仅是一种最低形式的肉体存在。

除此之外，作者处处调侃式的态度，实则无意识地加深了这种苦涩与无奈的底色：譬如二舅“久病不能成医”，只能“像一只大号的青蛙”那样黯然接受意外的残疾现实；被二舅领养的女婴“被抛弃了两次”，因而“对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礼貌呢？”；而当作者说出：“66岁老汉随身携带88岁老母，这个6688组合简直是酷得要死”，这反而令人想起近年来微视频中出现的底层娱乐：底层青年们常以自我丑化与自残等形式，无意识地强调自身生命的存在，微弱而无奈地抗拒着社会层面的无人过问、或是人生的破碎与边缘化。

而与之相比，该视频之所以仍令一些普通民众感受到某种共情与“励志”，正因在这种苦涩的底色之上，二舅终以自身的坚韧与毅力，竭力对抗着命运的荒谬与底层小人物的无力，从而尽可能地活出了一些个体生命的尊严。关于这种生存哲学，作者总结为二舅笔记本上抄录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把这句来自于四十年代、在建国初期风靡一时的革命语录作为二舅的形而上学，不免令人感到荒谬或错愕。但其也并未脱离二舅所受的教育及所处的实际：二舅及千万个二舅一样的时代小人物们，当他们在寻求信仰以坚定自我的存在之时，因种种原因，其能找到的，往往只是中小学时代耳熟目详的毛主席语录以及对社会体制的确信。

二、官媒的推崇与民众的质疑

在中国式存在主义中，未庄的农民阿Q善用消极的精神胜利法“儿子打老子”、“我的儿子会阔多了”等支撑自己稀里糊涂的人生；而在反映八十年代艾滋病村庄的电影《最爱》中，被驱逐被遗弃的艾滋病村民则绝望地传唱着瞎眼艺人的河南梆子：“孔老二他给我管过账，张天师他给我看菜园，老婆子我有八万六，好儿孙我有十万三。我本是老天爷的他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

这种自欺欺人的自我补偿心理，以及绝望式的存在，均属于存在主义哲学鼻祖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所认为的缺乏自我意识、无法也无从追求永恒意识的悲哀。电影《活着》中的主人公富贵与视频中的二舅似乎更加“积极”，较为类似于加缪（Albert Camus）所推崇的接受荒谬性、勇于自我赋予生活意义的人：经历过种种命运打击的富贵仍精心抚育失去母亲的小外孙女馒头，编制着未来的梦想，即“以后一切都会好的，馒头还要坐飞机呢”；二舅则通过忙碌而充实的生活坚定自身的存在，通过作者之口坚持“生活不能往回看”，不能让遗憾成为生活里“让人沉沦的毒药”。

然而，当富贵、二舅等卑微个体以最大限度的隐忍与千方百计的努力所追求的生存，被作者上升为“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所有的平凡、美好与强悍”，官媒们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利用这股“正能量”，盛赞“二舅活出了我们向往的饱满人生”、 “二舅没有躺倒”，“选择了丰润豁亮的生活”等等。当二舅的命运以“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由此进一步深入公共空间，并在聚光灯下片面地得到发掘颂扬而完全掩盖了其所受的苦难，这场关注则迅速发酵为民众对公权力的质疑，以及对社会制度与结构性的讨论：譬如残疾人的社会帮扶问题，农村的老龄化、医疗保险与养老制度问题，乡村空心化以及老弱病残的进一步边缘化、以及其中缺失的政府职责等等。

三、“正能量的翻车”与时代课题

面对质疑热潮，官媒采取降温式呼吁“二舅终将隐入尘烟”，视频主页也下架该作品。《隐入尘烟》是今年入围柏林电影节主单元、反映中国西北农民边缘化生活苦难的故事片。有趣的是：当笔者在柏林参加一场以视频形式向中国直播的电影座谈会，与会的中国电影评论者们一致批评《隐入尘烟》“刻意向西方观众展现荒谬性”；但短视频中的二舅，在短短十一分钟的“政治正确”里，何尝不是将命运的种种荒谬性不经意地呈现在大众眼前？这如同揭露“铁链女事件”的短视频一样，属于“正能量”意想不到的“翻车”。

而在民众的质疑声中，除却上述提到的种种追问，二舅视频还引发了年轻世代的“小镇做题家”的反弹：三十出头的年轻作者声称二舅治愈了自己身处大都市的“精神内耗”，并声称自己“四肢健全，上过大学，又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但观察“小镇做题家”们的反驳，却不难发现：阶层固化已使社会资源难以流动，无法进入体制的普通年轻人难以感受出路；新生代的二舅草根阶层，即使有幸受过良好教育，面对命运的不公或意外，似乎同样也只能“认命”，即独自默默承受生活的荒谬性。

而面对公权力的刁难，视频中的二舅在残疾人证件办不下来时，反而去了趟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纪念馆，因为坚信“他公平”。但现实之中，僵化与特权的官僚体制，不仅使得实际生活中的二舅们很难实现在澡池里“偶遇”首长的机会，也难以在困难之中制造或想象出一个理想化的存在：烂尾楼的困窘，银行储蓄危机的风险，无一不是由普通民众承担代价；二舅竭尽全力“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庄敬自强”，虽然的确“令人心生敬意”，但却并不一定如作者所言：“这条人生路最后通向的一定是胜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借助全球化的东风，无数个二舅拿出勤劳坚韧的忍耐与吃苦精神，努力在经济自立方面为自己挣得一份基本的微薄的尊严。但在思想层面，正如二舅的思维信仰，其并未改革升级；而在现实之中面对各种权力关系的盘根错节、以及个人维权的举步维艰，也难以称得上有多么“美好与强悍”。二舅视频虽以“正能量”的心灵鸡汤形式进行励志，但依然客观体现出大量社会现存问题；在争辩与质疑之中，官媒从大力推崇到降温式处理，体现的则是对存在主义哲学之中“荒谬性”的推诿。

而此种推诿，某种程度上亦体现着政府的两难：以信仰填补精神真空，却无可避免地借助于陈旧的革命性口号或毛泽东思想；以“共同富裕”解决乡村难题，却不可避免地遭到某些既得利益阶层或缺乏安全感的中产阶层反弹；而面对铁链女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遗留问题，又难以彻底清除撼动地方裙带或连锁关系。

而二舅视频作者所言的“精神内耗”，于存在主义者看来也正是感性与理性相冲突时发生的焦虑。基于个人的理性与年轻时代的“信仰”，二舅努力承受住了生命的荒谬与虚无；但倘若此种“信仰”，对新时代的二舅而言已经全然陌生，或毫无吸引力地失效，那么，于万千主动或被动的存在主义者而言，唯有意识到自己对身处环境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影响与效力，或许才是一条创造生命意义，克服“躺平主义”，达成自我救赎的动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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