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新外长黄英贤：我们致力于实现一个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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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任外交部长黄英贤受邀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出席了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举办的研讨会活动，并发表了自她担任外长以来首个针对东盟（ASEAN）和东南亚地区的政策讲话。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与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资料图片© 网络图片

黄英贤在题为“澳大利亚、东盟和东南亚”的讲话中说：“回到新加坡总是令人高兴，我曾多次访问你们的国家，包括在担任影子外长时。而作为澳大利亚的新任外交部长来到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今天有幸与你们的总理、副总理和外交部长，新加坡这里以及本地区的领导人会面。我期待着在未来几年与他们合作，加深我们国家之间的联系，并在该地区建立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我们共享的地区。这是一个我熟悉的地区。这是我是我出身的地区。上周我能够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身份回到我出生的马来西亚城市，这说明了现代澳大利亚的一些特征。这也说明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因为就其核心而言，外交政策是国家价值观、国家利益和国家认同的体现。因此，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我们是谁开始。”

黄英贤提到：“澳大利亚拥有2500万人口，其中有100多万人宣称有东南亚血统。我的马来西亚血统是澳大利亚目前至少有270个血统的人之一。而且，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马来西亚出生的（澳洲）政府成员！（澳洲议会中）新当选的议员来自越南、老挝、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和其他地方。原住民议员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那些在澳大利亚生活过的人不会对我们的议会更加反映我们的现代多元文化社会这一事实感到惊讶。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海外出生，或者父母一方在海外出生。”

黄英贤说：“你们中那些在澳大利亚生活过的人也会知道一些关于澳大利亚人的普遍情况。我们是好奇和乐观的人，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感兴趣。我们寻求旅行、探索、参与和理解。我们重视开放、机会、公平和尊重。我们是一个为我们的多元化遗产感到自豪的国家，一个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国家，一个与世界上如此多的人民有共同点的国家。我们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前殖民地，而是坚定地处于全球活动和事业的中心，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的一部分。”

就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为何东盟的存在非常重要，黄英贤表示：“我们共享一个地区，我们共享一个未来。我们的地区正在被重塑，我们必须共同驾驭这个变化的时期。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可能有分歧，但我们都同意，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稳定、繁荣和尊重主权的地区。在那里，争端以国际法和规范为指导，而不是以权力和规模为指导。一个和平和可预测的地区。在那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可以合作、贸易和蓬勃发展。我们的关系以伙伴关系和尊重为基础。一个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秩序。”

黄英贤补充说：“澳大利亚致力于实现东盟中心地位。今天，我想花一些时间来谈谈这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东盟中心地位的第一个要素是地理。这听起来可能很明显，但还有更多的内容。我们的大陆以印度洋和太平洋为界，东南亚在它们之间，连接这两大洋，处于中心位置。我们与世界的联系是由东南亚大陆的轮廓，通过其群岛和岛屿的周围形成的。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以及通过这个地区发生的事情，对澳大利亚的未来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黄英贤说：“东盟中心地位意味着我们将始终在你们的安全背景下思考我们的安全。我们深刻理解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我们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在亚洲而不是从亚洲寻找安全。而这首先意味着，聚焦东南亚。我们知道，在一个规则——无论是管理贸易、海洋领域、环境还是军事接触都是明确的、相互协商的和一贯遵守的世界中，我们将永远过得更好。为此，我们需要继续一起并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以帮助形成支持我们集体利益的结果。”

黄英贤说：“东盟对于围绕共同的目标建立一致性已经至关重要。每周，在东南亚的某个地方，澳大利亚人和他们的东盟同行正在利用我们广泛的对话和论坛网络，在从反恐到气候变化，从能源到教育，从网络威胁到植物检疫标准等问题上，把我们的集体利益和目的编织在一起。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将本质上不同的国家聚集在一起的区域组织，东盟已经帮助带来了秩序、安全和繁荣。”

黄英贤说：“正如你们尊敬的（新加坡学者）同事考西坎（Bilahari Kausikan）所说：如果东盟不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发明一个非常像它的东西来维持和平。东盟用基于规则的方法来管理其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它的优势之一。因为东盟将区域利益作为每个成员国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且，东盟吸引了所有区域大国与它作为一个实体和其成员国进行接触。这是东盟的核心力量。这使东南亚地区团结起来。”

黄英贤说：“作为一个实体，东盟是不可缺少的。我认识到东盟在创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方面的深刻贡献，以及东南亚国家影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展的工作。这些协议帮助塑造了区域和全球秩序——我们今天的遗产。所有这些优势：东盟对不同国家的代表，如何放大他们的声音，平衡大国利益——共同构成了东盟掌握地区中心的方式。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都是这种区域参与的结构。不是为了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为了给那些在该地区有合法利益的国家提供空间，以促进战略平衡。所有寻求与该地区合作的国家都有责任与东盟并通过东盟进行建设性接触——包括大国在内。”

就东南亚地区所面临的挑战，黄英贤说：“恕我直言，我想引出几个当代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挑战。首先是缅甸问题。缅甸的军事政变逆转了多年来该国在民主、经济和发展方面的成果。而军政权继续对其人民实施可怕的暴力。澳大利亚敦促结束暴力，并开放人道主义援助的通道。我们呼吁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地拘留的人，包括澳大利亚教授特内尔（Sean Turnell）在内。我们呼吁进行包容性对话，以支持缅甸和平回归民主。毫无疑问，缅甸的危机正在破坏区域安全和稳定。澳大利亚支持东盟试图恢复对话，与缅甸的民主声音接触并结束暴力。我们强烈支持东盟缅甸问题特使的工作。我们呼吁该政权尊重东盟的作用，毫不拖延地执行东盟‘五点共识’。最近几周，我在该地区就局势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对缅甸军方缺乏参与的挫败感显而易见。”

黄英贤强调：“另一场危机在更远的地方发生，但对东盟和东南亚地区有直接影响。通过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也在攻击国际秩序的规范。入侵是无端的，是非法的，是不道德和不人道的。它给无辜者带来了死亡和痛苦。它加剧了全球饥饿，破坏了粮食出口，提高了能源价格，增加了化肥成本，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俄罗斯对海港的封锁扰乱了乌克兰的生长季节和出口农产品的能力，这意味着数百万吨的产品无法进入全球市场——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严重后果。”

黄英贤说：“我注意到，东南亚地区的许多人已经开始将这一事件视为不是什么遥远的冲突，而是对该地区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的危险打击。我认识到新加坡对俄罗斯的制裁标志着其支持这些原则的决心，以及八个东南亚国家决定在联合国大会上与全球大多数国家一起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我注意到柬埔寨首相洪森提出的历史比较。”

黄英贤说：“俄罗斯的行动是一种断言——‘强调即正义’。一个大国有权入侵和征服一个较小的邻国，决定另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存在。我们都同意，这种行为绝不能被正常化。特别重要的是，在国际论坛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以及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要发挥其影响力，结束这场战争。这包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与俄罗斯建立了‘没有止境伙伴关系’。发挥这样的影响力将对在我们自己的地区建立信心大有裨益。”

黄英贤说：“目前的情况让人想起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Paul Keating）的一句名言，你们都知道他对东南亚地区有深厚的感情。许多年前，他曾设想过：‘随着（中国）......逐步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其同时需要愿意接受并尊重对其使用巨大力量的限制，因为大国接受这种限制是任何成功和持久的国际秩序的关键’。”

黄英贤补充说：“最近，你们的总理（李显龙）观察说：‘为了使其国际影响力超越......军事力量，中国需要以克制和合法的方式发挥这种力量’。东南亚地区和世界现在正在关注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但是，随着其战略拓展的加强，在其地区行动方面也是如此。李总理和基廷先生提到的那种克制将给该地区和世界带来更大的信心。无论北京选择展示什么样的领导力，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的作用需要发挥。”

黄英贤表示：“在一个由大国主导的舞台上，我们不仅仅是全球地缘政治大戏的配角。我们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创造我们所渴望的那种地区：一个稳定、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地区。我们所有国家都应该共同努力，坚持我们的决心，维护支撑我们增长和稳定的规则和规范，这些规则和规范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无论大小。我们所有国家都应该努力实现本地区的战略平衡。同样，东盟处于这一当务之急的中心。”

就澳大利亚对东南亚地区的贡献，黄英贤说：“澳大利亚有幸成为东盟的全面战略伙伴，这使我们有更大的责任为这种平衡作出贡献。我们正在这一伙伴关系下深化我们的合作，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如应对气候变化、建立健康安全和推进《东盟印太展望》。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为该地区的安全做出贡献，包括通过我们历史最悠久的地区安全机制——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五国防务安排’（FPDA）。这些安排使澳大利亚与英国和新西兰一起承诺，在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受到武装袭击时进行磋商。”

黄英贤说：“长期以来，作为区域安全合作不可或缺的支柱，我们正在通过这些安排扩大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反恐和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我们与新加坡在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共享的培训、交流和情报合作的深度加强了这一点。我们与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上边界，需要大量的合作——无论是在边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和人口贩运方面，还是在管理我们共同的海洋资源方面。我们知道，解决我们的共同挑战超越了我们的共同边界。”

黄英贤说：“我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我们打算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国防、海事和经济合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在整个印太地区努力建设我们想要的地区。我们将努力为我们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牵线搭桥，以应对共同的挑战。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可以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和安排，也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认为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东盟和其他区域架构一起工作，加强我们与东南亚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总理和我在当选后立即前往东京参加四国领导人峰会的原因。我们知道，与我们的盟友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密切协调给该地区带来了真正的好处。诸如新冠疫苗，对气候变化的协调行动，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回应，以及分享增强和透明的数据以提高整个印太地区的海洋领域意识等好处。”

黄英贤表示：“在《东盟印太展望》的原则指导下，我们将这些地区大国视为合作伙伴，帮助维持和建立我们所寻求的地区秩序。这种秩序是以战略平衡为框架的，在这种平衡中，各国并不被迫做出选择，而是可以作出自己的主权选择，包括对其结盟和伙伴关系的选择。因此，澳大利亚向我们的盟友寻求以核动力潜艇的形式增强防御能力，这不应该是什么了奇异的事情。这在我们的地区并不是一种新的军事武器——其他印太国家已经拥有核动力潜艇，并且已经运行了几十年。而且有些国家拥有战略核潜艇。”

黄英贤说：“让我强调，澳大利亚的潜艇将是核动力的，而不是核武装的。澳大利亚不打算获得核武器。我们知道，在获得这些潜艇的同时，我们有责任加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我们将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合作。事实上，我在本周早些时候会见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而且，随着我们的进展，我们将向我们的主要合作伙伴通报情况。因此，对澳大利亚来说，东盟的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只有东盟。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的东盟伙伴可以依靠澳大利亚来理解和尊重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就东盟在经济领域的中心地位，黄英贤表示：“东盟中心地位对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将继续对我们的繁荣至关重要，就像它们对你们一样。但是，在任何经济互补性与增长潜力的匹配中，澳大利亚在未来三十年最大的贸易和经济机会在于东盟地区。目前，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双向贸易已经超过了我们与日本或美国的贸易，价值超过1000亿澳元。《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AANZ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与个别东盟成员的双边贸易协定，为进一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几周前陪同阿尔巴尼斯总理（Anthony Albanese）和我前往印度尼西亚的商业人士代表团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澳大利亚希望扩大这种经济关系，深化与东南亚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且我们的商业界对这些机会充满期待。”

黄英贤说：“在新加坡，我们有开创性的举措，如《澳新绿色经济协议》。一旦我们在今年敲定该协议，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政府对政府的协议，在我们经济去碳化的过程中推动贸易、经济和环境合作。而我们的私营部门正在采取有希望的步骤。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公司阳光电缆（Sun Cable）公司正在推进一个项目，建造一条从达尔文到新加坡的4200公里长的海底电缆，以提供由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农场所产生的可再生电力。”

黄英贤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雄心壮志，以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并为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更繁荣的未来——由更清洁和更便宜的能源驱动。我们将通过实施东盟经济战略，为我们在该地区的经济联系带来更多的动力，为澳大利亚企业和投资者在东盟的主要市场上规划当前和未来的出口和投资机会。我们承诺通过额外的4.7亿澳元的官方发展援助来加强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发展目标，这将是对这一承诺的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将通过在我的部门中设立东南亚办公室来整合这些工作，以便在各部委、各州和关键部门之间进行合作。”

演讲最后，黄英贤谈到：“当然，即使有了这些更深入的接触，澳大利亚也不会总是同意个别东盟国家的政策或行动——就像你们不会总是同意对方一样。但是，东盟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我们绝不会轻易或不经意地这样做。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与我们的个别伙伴讨论这些分歧，或者在必要时，与你们所有国家集体讨论。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未来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比我们共同的过去更加紧密。这让我想到了东盟对澳大利亚的中心地位的最后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的历史关系。”

黄英贤说：“当我陪同阿尔巴尼斯总理进行首次双边海外访问时，我们还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东部最大的城市）望加锡。在那里的大学里，总理讲述了澳大利亚大陆与世界之间最早的已知贸易联系的故事。这些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远远早于欧洲人在澳大利亚的定居。每年，来自望加锡的商人都会前往澳大利亚大陆，向阿纳姆地的约恩古人（Yolngu）寻求海参（trepang）。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门，东南亚国家也摆脱了长期的欧洲殖民统治，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在东南亚受到了首次考验。我们支持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而不是支持回归的荷兰政府——在苏加诺总统于1945年8月宣布印尼独立后，我们是第一个与他接触的外国国家。”

黄英贤提到：“当印度尼西亚于1949年12月27日正式独立时，澳大利亚在同一天承认了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地位。在印尼－马来西亚对抗（Konfrontasi）期间，我们支持马来西亚的成立。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我们是第二个承认该国的国家。今年，我们庆祝澳大利亚与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建交70周年，明年庆祝与越南建交50周年。1974年，我们成为东盟的第一个对话伙伴。我们与印度尼西亚合作解决了柬埔寨的和平问题。”

黄英贤表示：“如果没有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亚太经合组织就不会成立。因此，澳大利亚一直站在东南亚历史的正确一边。我并不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我们与东南亚关系重要性的外交部长。但我是第一个作为来自东南亚的澳大利亚外长作出这些声明的人。我希望，我们共同的历史将有助于把我们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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