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权影响犯罪率 “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的潜在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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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学的研究，堕胎权的重置会造成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美国经济学家莱维特的文章提供了美国堕胎合法化引起犯罪率下降的证据。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一项裁决，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关于堕胎权利受联邦宪法保护的裁决。最高法院认定，联邦宪法没有涉及保护堕胎权益的内容，有关堕胎的法律和规定应由美国各州，而不是联邦宪法来决定。

消息传出，旋即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引发轩然大波。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宗教团体、国际机构和人权团体等，纷纷发出批评的声音，认为裁决剥夺了美国女性的自由和选择权，对其他国家是一种危险的警示，属于社会倒退。

与此同时，美国多个城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和游行。电视画面里，数量众多的反对方与人数虽少但看上去十分顽固的支持派争锋相对，各持己见，剑拔弩张。美国社会正经历一轮新的阵痛，而社会也陷入进一步的撕裂之中。

从本质上看，这一裁决是美国宪法与各州法律关系的再界定，涉及个人自由与权利等敏感内容，这也是裁决吸引社会公众的原因。尽管对堕胎权问题的完整理解需要从法学角度缜密展开，但如果认为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则未免过于狭隘。因为根据经济学的研究，堕胎权的重置会造成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

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D. Levitt）与合作者发表了多篇与美国犯罪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尤以2001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的影响”（The Impact of Legalized Abortion on Crime）最受人关注。

这篇文章提供了美国堕胎合法化引起犯罪率下降的证据。大致上，堕胎合法化实施18年以后，犯罪率会开始下降，这其中一半以上的原因可归功于“1973年罗诉韦德案”的裁决。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整体犯罪现象开始明显减少，这吸引了莱维特等学者的注意。通过数据整理和分析，莱维特与合作者发现美国各州的犯罪率，尤其青少年的犯罪其实与1973年的“ 罗伊诉韦德案”有关。因为这一年美国废除了堕胎的禁令，大批“不想要的”（unwanted）的孩子消失了。“不想要”的孩子包括但不限于，女性根据自身情况，如生活窘迫，无力抚养或监护新生婴儿实施的堕胎。于是，在本该孩子们容易“犯事”的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罗伊诉韦德案”以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一项声明，引用该组织2022年报告中的一些数字，如全世界近一半的怀孕是意外怀孕，其中超过 60%的怀孕可能以流产告终。根据这个比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不想要”孩子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其实，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的1970年，美国已有5个州率先实行了堕胎合法化。莱维特等人发现，这5个州犯罪率下降的时间点明显早于1973年全面废止堕胎禁令以后的其他州。1970-1990年期间，堕胎率越高的州，进入1990年代以后的犯罪率也越低。从年龄上看，上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很大程度是由于年轻罪犯数量的锐减，而其他年龄段，即堕胎禁令废止之前出生的罪犯数量，并未明显减少。这便是后来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堕胎-犯罪”假说理论。

这篇文章还大胆地预测道，自现在（2001年）开始的未来20年，美国堕胎合法化会带来每年1%的犯罪率下降。如今，20多年已经过去，莱维特等人的预言应验了吗？

2020年，《美国法律和经济学评论》（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刊发了莱维特与合作者撰写的“堕胎合法化对过去20年犯罪的影响”（The Impact of Legalized Abortion on Crime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这篇长达62页的论文再次让数据来说话，不仅小心处理了容易造成歧义的技术细节，而且进一步夯实了20年前的主张。新的结论可概括为：由于堕胎的合法化，1998-2014年的美国犯罪率下降了17.5%，平均每年下降1%。此外，1991-2014年期间，美国暴力和财产犯罪率各下降50%以上，而堕胎合法化分别减少了47%的暴力犯罪以及33%的财产犯罪。作者认为，“堕胎-犯罪”假说得到了验证，因为能够很好解释这一时期可以观察到的犯罪率下降。

在文章的结束语部分，莱维特与合作者信心满满地写到：“很少有一种经济理论能够对未来20年进行既大胆又准确的预测，而我们2001年提出的堕胎-犯罪假说做到了”。现在，新的问题出现了，堕胎权收回以后，未来美国的犯罪现象会陡增吗？

20多年前，莱维特将堕胎与犯罪这两个看似不相关问题联系起来的努力，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质疑乃至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不过，至少在美国经济学界，莱维特的研究是被认可的。2003年，他就因犯罪经济学的研究，荣膺经济学界的小诺贝尔奖即克拉克奖。

莱维特的研究极大拓展了犯罪经济学的研究疆域，尤其“堕胎-犯罪”关系假定一经提出便夺人眼球，吸引了无数经济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这一理论的追随者，还是质疑者，他们的研究都促进了法律和经济学的学科融合，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或许，有的读者对莱维特不太熟悉。但只要提一下他的畅销书，估计会立刻联想起来。没错，他正是《魔鬼经济学》或《苹果橘子经济学》（Freakonomics）等系列畅销书的合作者。《魔鬼经济学》有一个迷人的副标题：“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这或许透露出了作者的雄心，以及将“经济学帝国主义”进行到底的意志。

今天的莱维特更像是加里•贝克尔的精神传人，不仅主持着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研究中心，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创刊125周年“经济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纪念特辑中专门撰写了“犯罪经济学”一文，而犯罪经济学正是加里•贝克尔开创的学科之一。

除了学术研究以外，莱维特还热衷向公众普及经济学知识，不仅与合作者撰写过多部《魔鬼经济学》续集，而且还早早成立了一个“魔鬼经济学”无线电台，对各种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评论，时而微显阐幽，时而针砭时弊，观点新颖且令人回味。

让我们回到美国堕胎权问题上来。可以预料，这一裁决将会对美国造成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根据莱维特的逻辑，那些严苛实施堕胎禁令的州，预计在18年之后会经历犯罪率的激增。不用说，莱维特及其合作者是不会放过这一研究课题的。

尽管预测未来是一种危险的举动，但我们总能从过往的历史中找寻到可以展望未来的线索。

笔者在一本流行的《社会学》教科书里读到过一则有价值的信息。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作者给出了社会发展的纵向时间线，跨度为1775-2015年，同时还有三个横向维度，即社会里程碑（social milestones），技术（technology）和社会思想（social thought），每一年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都有清晰标注。“罗伊诉韦德案”赫然出现在1973年的“社会里程碑”中，足见这一事件的社会与历史意义（Macionis, J.J., Sociology，16th edition, Pearson, 2018. p.740）

不知《社会学》的作者今后再版这部教科书时，是否会把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推翻裁决再次列入到“社会里程碑”的刻度盘中。无论怎样，这项裁决注定会留下历史印记，并随时间产生愈加清晰的经济与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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