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两周年：从“法庭”看香港变化（图）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许多民主派及社会运动人士身陷囹圄或官司缠身，因此在过去两年间，他们的身影常出现在香港法庭。

而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法庭——则成为能了解民主派人士的动态或能近距离接触他们的少数地点。另外，每逢大案庭审，民主派阵营人物也会到场旁听，庭内隔空交流，庭外聚首寒喧，法庭俨然已成为香港少数能齐集反对派的场合。

香港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主要有四类，由低至高依法是：裁判法庭、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所有案件起出会先在最初级的裁判法院提讯，而政治和社运案件，大多都会在最新建成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随著国安案件愈来愈多，对于不少记者来说，这里已经成为每月必到之处。

除了面对日益增加的政治和社运案件，对香港记者而言，他们还可能面臨自身同事在法庭上转换角色成为被告的情形。

香港记者梁嘉丽6月25日在脸书撰写一篇关于前法庭记者Chris的文章：“这么多年跑法庭新闻，她从没想过自己的同事会坐在犯人栏内，同事上庭她尽量抽身听审，纵然每一次都是那般难受。‘他们都瘦了，每次跟他们隔着栏说bye bye，真的很难过，以前在公司成日见，见他们还多过见我阿妈’。”

法庭线路记者骤减

写类似的报道虽然背负沈重压力，但这是法庭线记者的日常。在香港媒体担任法庭线路的记者人数正急剧下降，随著《香港苹果日报》停刊，《众新闻》及《立场新闻》等独立媒体关闭后，在主流媒体专跑法庭线路的记者正在减少。

梁嘉丽在其脸书写道：“社会运动后，法庭新闻由很离身，变成贴身，身边总有一些人正在面臨审讯，少了《苹果》，她说的确是少了前线记者做报道，重要案件被报道的机会少了。”

德国之声观察到，随著数家较关注政治案件的敢言媒体相继倒下，法庭内的记者席没有昔日拥挤。过去广受关注的国安案件，记者席的号码票一票难求，曾经要提早好几小时到法院排队，甚至连观看直播的房间也爆满。但现在因为人数渐减，及至近日，已愈来愈容易取得旁听席位。

前《香港苹果日报》人物专题组首席记者陈珏明也向德国之声透露，这些已停业的传媒机构在法庭线路的记者上，投放很多资源，如今只能由这些离职的记者自己成立新的媒体，关注法庭新闻。

像是香港自媒体《法庭线》就是由一群香港前法庭记者所创立，他们在法庭现场观察并记录。但陈珏明指出，他们所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资源，他说：“最大困难的就是没钱，以前每个月领工资，可以放心去听法庭案件写报道，甚至从早上听到到晚上，现在就很难。”

新闻记者的绿洲？

事实上，法庭线路的记者，比起其他线路的记者更了解“红线”在哪，因为法律明确规定，法庭内有哪些内容能报道，哪些不能。陈珏明解释，许多案件在法庭里都是公开的，因此记者比较容易去判断，哪些内容可以报道，并把法庭上出现的事实写出来。他说：“但换到其他地方，你不知道受访者讲的话是不是会踩到‘红线’。”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则认为，法庭线路的记者在报道上，有很大程度要看法庭如何处理案件，其实也有很大部分，受限于法庭限制。他向德国之声举例：“法庭有很多内容都不能报道，像是取保条件的提讯可以听，但不能写报道。”

逆风下的狭缝：香港记者觅劫后新生

在香港法庭内，记者通常只能以纸笔或以电脑打字纪录，不能拍摄、录音或素描，所以仅能以文字形容庭内被告和各方的神情和动态。但根据德国之声的观察，随著法庭愈趋严格，庭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有所减少。

在《国安法》实施初期，旁听席和被告栏趁著休庭期间互相喊话的场面很常见，市民在报道中也能读到不少被告的零星说话。后来法官对于这些交流的管制日渐严厉，庭警和保安也会出言警告和阻止。

愈趋严格

根据德国之声记者的观察，甫踏入法院大楼内，所有人士必须先经过安检——就像在机场出境，把背包和电子产品放在胶篮子里送进X光行李扫瞄机，人则要通过金属探测器。西九龙裁判法院则是在2021年底才引入类似规定，是继高等法院后，第二家强制安检的法院。

另外部分较为瞩目的敏感案件，在重要庭审日子，更可能在法庭外进行第二次安检。这些森严的保安措施，在香港都属罕见。

在香港还有一些出席政治案庭审的骨干成员——他们是称为“旁听师”的星斗市民，时间久了，部分面孔也开始为人认悉，但他们也开始成为受压的对象之一。

有法官曾下令戴著疑印有示威口号缩写的黄色口罩的律师和旁听公众离开法庭，理由是法庭并非表达政治诉求的地方。另外，今年四月警方拘捕数名旁听人士，并起诉当中两人“发表煽动文字”罪，涉嫌在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其中一宗“六四”案判刑时拍手和叫喊。此后，庭上公众的表达明显收敛了，无论公众席或犯人栏内，不少人不敢以言语文流，只是比手势和以口形传意。

唯独《苹果》案和《立场》案提讯，法庭内是最多“记者”聚首之时——纵然当中许多人因案件已失去记者身份，连坐记者席的资格都没有了。这些另类的记者圈“聚会”，反映了现今香港的政治现实，也成为新闻界的日常之一。